1、1997年、1998年《北京文学》两次专刊发表对当前语文教育弊端的批评，尔后，多家报刊陆续就这一方面展开讨论，最为尖锐的是洪禹平先生说的话：语文教育“误尽苍生”。此语一出，天下哗然。其实这种说法并无太过。1978年吕叔湘先生就批评语文教育“少慢差费”，20年后虽然一些语文改革者呕心沥血，孜孜矻矻，寻觅新路，可是那种“少慢差费”的弊病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少慢差费还不是误尽苍生吗？语言虽有些过激，意思却基本相同。

2、目前学校的教育工作中，存在着许许多多僵化、陈腐的东西，把教师压得透不过气来。可是上面一些“聪明人”却总在那里大唱赞歌，大讲高调。这怎么能够唤醒大家痛下决心、去做大刀阔斧的改革呢！改革首先就得讲真话。

3、1978吕叔湘：新近公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十年的时间，语文课30%的课时，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怪事！少数语文水平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可是让孩子们只用1/10的时间学科学，而有几乎1/3的时间用在收效不大的语文课上，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4、叶圣陶：口头为语，下笔为文。什么是语文？这个概念确切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恐怕很少有人能讲清楚。人们天天不停地说着语文这个词，却没有人深思过它应该怎样界定，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现象呀！造成这个混乱的原因，主要在上边，在语文课程的制定者，普通的语文教师是不该为它负责的。

5、我们的现代学校语文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想提高汉语文教学的效率，可是又把我们祖先数千年艰苦摸索的汉语文教学的宝贵经验全部弃之不顾，走了一条照搬西方语言教育的道路。这样的做法怎么会有效果呢？所以这一百年来的探索始终没有大的收获。正像那个“南辕北辙”的人一样，他的马跑得越快，离成功却越远了。

6、鲁迅：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是当时改革者的普遍思想。比如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建国后主持文字改革工作的吴玉章，甚至毛主席，都表述过汉字落后，必须改革，最终要改为拼音文字的想法。这种思想观念，20世纪在我国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我们可以想一想，要把自己的母语完全消灭，把自己民族的文字彻底消灭，这是一种多么极端的主张啊！这在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进程中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特例。100年过去了，今天语言科学的发展已经完全证明了这种观念的谬误，汉语根本不是什么低级语言，汉字也根本不是什么落后的文字，废除汉字的观念根本是荒谬的，然而这种荒唐的观念受到批判、清除了吗？没有，一点也没有。它给语文教育带来的混乱和破坏至今没有受到一点触动。为什么？就是因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评价上的片面性保护了它。因此，不打破这个思想的禁区，语文教育的观念就不可能解放。

7、具体的事实先不必讲，大家只要平心静气地思索一下就可以明白。传统语文教育在我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在这数千年中，得有多少成功的经验被创造出来呀！传统语文教育这数千年实践的经验怎么能够完全否定、一脚踢开呢？我们的汉语文教育怎么能照搬别国语言教育的方法呢？汉语文有汉语文的特点、规律，只能走汉语文自己的道路。我们探索现代学校语文教育，只能在新的教育生态环境下借鉴西方经验，对它进行改造或改进，而不能全盘否定。近百年的学校语文教育走了“全盘西化”，照搬西方教育学的道路，这是它出现失误的主要原因。

8、举例来说，现在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都是西方的模式，按照“拼音-识字-学句子-课文”的结构进行教学。一个学期下来，200多课时，学习981个字，还都是“浓度”极淡的白话文。这样的教学能不少慢差费吗？而我们的传统蒙学则不是这样，一开蒙就是学整篇的《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文”，文中识字，文中学句，根本没有“字-句-文”的过程，所以蒙学教育的效率就高，进度就快，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读书成文了。建国之前的战争年代，我们党搞工农兵的速成教育，往往采用这种三字经式的教学方法。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快”。

9、比方说，历来强调入选课本的文章必须是“精品”，而现在语文教材的编者虽然也这样讲，实际做的却差得很远！传统语文的教科书，如《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都是上完学以后，仍然有保存的价值。哪怕你六七十岁了，拿起来仍然值得一读，常读常新。而现在的语文课文呢？基本上是“一次性”的消耗品，没有多大的保存价值。

10、像现在课文后面附的“思考与练习”、小学低年级满本的图画等等，这样的东西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必需”的吗？编印教材应该一切从学生角度着想，凡是对学生可有可无的东西尽量取消。传统教材由于时代限制，当然非常“简陋”，没有今天课本那么花哨，可是相对而言，也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只有“必需”的东西才能入选。

11、汉语的语音要素有声调，所以，汉语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传统的汉语文教育就格外重视“诗教”。尤其蒙学教育，开蒙即是诗。《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哪一个不是诗呢？诗歌有节奏感，有音乐性，儿童听了朗朗上口，好学好记。而我们现代语文却不这样，开篇是单字：山、田、土、石，而后又是毫无乐感的句子：爸爸是工人、妈妈是农民之类。对比一下，就知道哪个更好了。

12、而采用“语文教学大纲”这个名称，就意味着教学目标已经确定，不容置疑。改革者对此毫无一点发言权。那么，全部学段的课程分工是否完全合理呢？是否完美地无可挑剔呢？实际并非如此。例如，小学语文的德育功能与思想品德课的德育教学应如何划分？在小学阶段，德育内容主要就是日常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及社会伦理道德的熏陶、灌输。（引用了一段朱熹的话）这样的德育内容，除去各门学科都应进行的良好习惯培养之外，语文学科大约是最为擅长的了，还有哪门学科比文学的熏陶、灌输作用更大呢？没有了。因此，古代的启蒙教育都把品德教育和语文教育合而为一，像《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等，都是明证。既然语文能够容纳进去“思品”内容，又何必单独设立思想品德课呢？很多小学教师时常讨论这个问题，总觉得思品课没法讲。

13、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过去的教学大纲和教材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独揽的。大纲的编制者同时又是教材的编写者，他们在编写大纲的时候肯定会把编写教材的观点融入进大纲里。那么，他们的那些不甚科学的语文理念就被当做金科玉律强加给了全国的语文教师。

14、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阅读”第12条则变为“能初步理解句、段、篇之间的联系，能归纳段落大意，能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它这里规定的学习过程符合学生语文能力实际成长过程吗？给课文分段、归纳段落大意是这个年级儿童提高语文能力的必经之路吗？搞实验教材时必须遵循这个过程吗？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未知数”，并不是“绝对真理”。而且这样的“框框”规定得越细、越多，对改革者手脚的捆绑就越紧。

15、关于新课标。举例说：能正确工整地书写汉字，并有一定的速度。究竟各年级、学段应达到多快的速度为准呢？没有定出来。再如：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何为“浅易文言文”？究竟包括哪些具体规定？……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标志学生行为结果的数据，应该非常明确、具体，不能有一点含糊不清。制定一个代表国家意志的课程标准是一件非常严肃、庄重的事情，但这个实验稿实在搞得太草率、太粗糙，完全是新时代的又一个“急就章”。以前我们不少同志都批评过旧教学大纲，说它为什么总是“草案”呢？现在看来这次课程改革仍然继承了过去的传统，继续“草案”了下去。

16、现在全国都在宣传新课标，学习新课标。然而，在宣传、学习的同时，最好还得加上质疑新课标、批评新课标。这样讲，并不是说新课标不好，恰恰相反……我们以往在这一方面的惨痛教训太多了，为什么不能引以为戒呢？过去有一个不好的传统，不管什么事情，本来还没研究、确定下来，但是在宣传的时候却只是说好、说顺风的话，不让发表反对的意见，一派“莺歌燕舞”，一味“山呼万岁”。结果等到事情搞砸了，失败了，再想挽救也来不及了。

17、10岁以前既然属于“他律”阶段，那么这一阶段的品德教育当然就不在乎讲多少有关道德的理论。学生只要知道规范有哪些，并按照它去做，然后养成习惯就行。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中的理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搞懂的。

18、8岁以下：始于衣服冠履，次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及杂细事宜。8-15岁：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降师亲友之道。15岁以上：教理。朱熹的这个三个阶段的理论基本还是符合儿童道德意识发展规律的，是相当科学的。语文课程在研究德育教学目标的时候，一定要多研究学生自身的心智发展过程。只有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才能进行一定的教育，单纯考虑社会的、政治的需要还不行，比如性情、人格教育。不能像现在这样，在教学大纲、课程标准里简单地一写完事。

19、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学校母语教育都一样，它的大前提是学生拥有一个充分的母语环境，在进入学校学习之前，就已经掌握了母语的基本词汇和语言规则。所以，母语教育不同于外语教育，不必从词汇、句子开始，不能以练习训练为主要的教学方式。中小学的母语教育只能和文学教育、人文教育结合到一块，在使用中进行。

20、这个偏差是怎样产生的呢？当时我国为纠正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后遗症，提高教育质量，所以提出要大抓双基教学，即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教学，当时认为主要是语法、修辞、逻辑，因此不断加大练习量。

21、写作以记叙文为主。那么，记叙文都教些什么呢？这个大家都熟知，就是写人、写事、写景，叙述、描写、抒情等等。大家想一想，这是些什么东西呢？写日常生活的普通文需要这些手法吗？这不全是一些文学创作的技巧吗？教学大纲里这些写作教学的教学要求界定不清，再加上中考、高考评分标准指挥棒的推波助澜，结果就把写作教学搞得“文学创作”化了。

22、教育理念的误区（一）死记硬背。有教学经验的人都知道，文章的某些好处，往往很难百分之百地讲出来，即使讲出来，光是听别人讲，体会也是不深切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背诵不仅为了切实地理解课文，而是真正化为自己的本领，能够在写作的时候用得上。书读得十分纯熟，才能达到“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的境地，才能真正心领神会，融会贯通，所学的东西才能自然而然地在笔下显现出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主编刘国正要求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这样认识语文教学中背诵的作用就完全错了，近一个世纪以来，语文课堂上老师之所以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讲解课文上，其重要的根源就在这里。

23、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儿童的记忆力理解力和年龄增长的关系，恰恰成相反的状态。年龄小的时候记忆力最强，理解力弱，而年龄大了，理解力则加强，记忆力减弱。儿童记忆储存的最佳期是在四五岁到十三四岁，正是由于大量的死记硬背，才使儿童的语言能力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24、在这样一个记忆力最强的时期，我们绝不应该强调什么在理解基础上背诵，恰恰相反，应该大力提倡的正是死记硬背，把语文课堂的时间主要用于背那些优秀的语言文学精品上。这个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明了、理解，囫囵吞枣就囫囵吞枣吧，只要吞下去就好，吞得越多越好，怕的就是吞得太少。中国历史上传统的语文教育早就掌握了这个儿童学习的心理规律，所以才大力提倡并实践死记硬背这种教学方法。

25、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所谓的分析讲授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记得年轻时读鲁迅的文章，讲到三味书屋那个私塾老师的教法，只是让学生背，不给作任何讲解。当时，我十分赞同鲁迅先生的批评，觉得过去的私塾教育太不科学、太不通人情了。然而，今天反思起来真不尽然。鲁迅大约也没有领悟到，如果没有当年死记硬背的教育，哪里会有学识渊博的鲁迅先生呢。大家可以看看，民国以来至今已近百年，新式的语文教育培养出一个像样的文史大师级的人物了吗？肯定的说，一个也没有！

26、教育理念的误区（二）难易不序。自从戊戌变法以来，提倡新式学堂的革新人士就积极主张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学习西方教育学，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观念。他们认为传统的中国语文教育深浅无序。一个儿童通过“习得”，他能够完全掌握母语的常用词汇及基本的语法规则。这个过程根本没有什么深浅、难易之分，有的只是是否经常应用罢了……比如单句中的“兼语式”“连动式”，如果从语法理论的难易来看，是一种比较复杂的语法现象。通常初中课本都把它安排到后面才讲。然而，如果我们不考虑理论的深浅，只是让孩子学会运用这种句式，那么用不上初中，小学生就完全能很好地运用了。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现在语文教材的所谓由浅入深的顺序多么荒谬了。我们语文教师为什么总是感觉现在的教材鸡零狗碎、繁琐无用呢？那就是因为学习语文的过程不是一步步、一点点，全都按部就班，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前进的。

27、大纲的规定，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训练按字-词-句-段-篇的序列进行。低年级着力解决“句”的问题，中年级解决段的问题，高年级解决篇的问题，听起来这是多么完整、清晰的“序”啊。然而，这完全是编辑们的主观臆想，里面充满了形而上学的想当然。因为就一篇文章而言，句、段、篇三者的关系完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语文讲读课，实际上只有整篇的教学，根本不可能有离开篇的句、段教学。有了篇的教学，句、段也就自然地包含其中了。明明能够同时进行的事情却被人为地拉长，分为三个阶段，怎么不造成学生宝贵时间的极大浪费呢？2000年的大纲删除了这段话，但是它在小学语文教师中已形成了很深的影响，不消除是不行的。

28、前面已经说明了死记硬背是儿童学习语文的特点之一，那么由此可知，无论是先学文言还是先学白话，应该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从中国传统语文的教学来看，完全可以得到证明。为什么通常古汉语学得好的人，白话文相应也就好呢？这就是因为，古汉语的语言现象在现代汉语中仍然照常通用的缘故。

29、教育理念的误区（三）先用后理。对初中以下的学生大量地进行语法修辞逻辑的教学，对提高他们的语文水平有作用吗？事实上，实践已经证明它的谬误了。客观地说，作用是有的，但是十分有限。这是因为，儿童的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主要是指心理学所说的言语能力，它并不需要使用者具备多高的语言学理论知识，只要会使用就行。换个说法，这种能力是一种感性层次的东西，而并非理性层次的东西，就是只需要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大家可以想一想，哪一个孩子不会听、说他的母语呢？可是他根本不懂得一点“语修逻”的理论。小学，乃至高中，都要少讲一点语言学理论，甚至不讲才好。

30、（属对-对对子）。教学步骤一般是由一字对开始的，然后做二字对、三字对、多字对。这样的一个教学过程，其实无形之中就包括了语音、词汇、语法以及修辞和逻辑的能力训练。虽然它没有专门地、系统地讲解这些理论知识，但是却把这些理论知识巧妙地与语言实际运用融合在一起，让学生不是从理性上，而是从感性上学会并掌握了它们。

31、一字对开始要求实对实、虚对虚（实际上就是让学生用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结果，教师并没讲什么词性理论，学生却轻而易举地从实用上掌握了最基本的词的分类……训练学生掌握这七种结构的二字对，实质上就是让他们学会运用主谓、动宾、偏正、联合这几种基本的造句格式。这是一种多么绝妙的语言能力的训练啊！它根本不像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老师费了牛劲大讲什么名词、动词、主语、谓语等等，而学生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32、再一步，是三字对和四字对，这时可以把助词加进去，其结构已经包括了绝大部分造句格式，其中连同复句在内。如月缺月圆、花开花落（联合复句），水清石见、云散月明（偏正复句）。最后到了多字对，就可以练习句子的各种变化格式和特殊格式了。大家看，我国古代的传统语文教育使用的一种多么科学的教学方式啊！它不对学生讲语法理论，却进行了严密的语法训练。这里采用的就是先学用、后明理的原则。

33、教育理念的误区（四）八股文原理。这里之所以要为八股文评功摆好，主要是在它的背后还隐藏着更普遍的教学规律，这就是“先模仿，后创造”的教学原则。儿童的所有学习过程无不是从模仿开始的，而模仿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模式化，教育者把学习的对象加以概括、简化，集中成为少量的几个模板，儿童学习起来就快得多了。

34、语文教育的理念误区（五）不求甚解律。“读书不必穷索，平易读之，识其可识者，久将自明。”有读书学习经验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它就如同滚雪球一样，今天读下去，不定在哪一天或哪本书里你就找到答案了。我们的语文教材为了帮助教师教学，在书后附了一些思考练习题，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的做法上却出了偏差。教材的编者，在教学参考书中对这些题目给出了标准答案，这就让教师觉得，在有限的时间内必须使学生接受这个统一的认识，否则，就是没有完成教学任务。顾之川说：特别是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本来就可以见仁见智，不能定于一尊，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教学参考书提供了“标准”，不免有失偏颇。

35、文学作品哪里肯定有“关键词语”呢？一节课下来，或由教师分析，或不停地问来答去，将学生往老师的观点上“扭”，最后归结板书，连写带画一大堆“关键词语”。文学作品的美能是这么一堆枯燥的东西吗？不客气地讲，这种上课的方式，完全是教师在讲台上作秀。作品原来优美的语言熏陶没有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也没有了。

36、语文教法的问题，毛病最严重的是讲读课教学。这个模式，极大地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一篇课文的教学过程基本固定：释题、课文阅读、学习字词、课文分析、总结与课后练习。教学方法基本采用教授法，其中穿插使用师生一问一答的谈话法，至于学生独立自主的阅读思考活动，很显然被放到了极其次要的位置上。

37、其中，课文分析是讲读教学的重头戏，很多教师将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用到这里了。甚至可以在这个环节，对于文章中的一句话、一个词语，探幽发微，考证索隐，讲个不绝。通常板书设计也十分费心劳神。圈、点、框框、箭头，各种符号应有尽有；红黄绿蓝种种颜色，全部用齐。一般听课评课也多选这一课时。听课的往往把仪态、语言、提问、评价等方方面面，祥加评论，直评得条清缕细，无一遗漏为止。

38、如果我们问问语文教师：你讲这一课为什么要划分段落、概括段意呢？这样做的时候，有什么明确的训练目的吗？非这样不可吗？你可不可以不这样做呢？教师的回答往往是：您提的问题，我没认真考虑过，只是觉得别人都这样做，所以我也得这样做，如果不这样似乎就不太合适。这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

39、讲读模式至今恐怕已经流行了几十年了，可是为什么无数的老师就这样茫茫然地用它教课，竟然没有人去怀疑、打破它呢？对于这样一种可怕的惯性和惰性应该如何看待呢？要想搞清楚它的原因，就应该首先研究一下这个模式形成的历史过程，它的形成来自两个源头：一是清朝末年办“新学”时的读经教学法，二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文学教学法。

40、1920年，在全国文化教育界的一致呼吁下，北洋政府下令废止文言文教科书，一律改为白话文教材。而大多数语文教师仍然沿用了那种逐字逐句串讲课文的老办法。这样一来，新的矛盾就出现了。文言文由于它的词句难懂，串讲一下还可以。现在是白话文了，语言十分好懂，还像以前那样串讲，那还行吗？……当时，我国的语文教师正在为白话文串讲教学发愁，不知该讲些什么好，现在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红领巾”教学法，这岂不是久旱逢甘霖，正中下怀吗？

41、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的管理体制属于中央集权制的类型。学校作为办学基层单位，事事都得听命于上级，自己不能做主。在教学上，教师的行为不仅要受到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约，其实际的实施还受到上级教育机关的干涉。比如，各级教研室搞的听课、评课、评优、比赛、统考等活动，学校都得亦步亦趋，言听计从，不能越雷池一步。不管这些上级领导是否内行、他们的指示是否正确，学校也只能照办。教师的教学工作，从本质上来说，本来应该属于一种“自由职业”的性质，本应该拥有极大的自主权。中央教科所的教育专家胡克英曾经大声疾呼：要解放学生！要解放教师！要解放校长！他的这个观点很有见地，切中我国教育的时弊。

42、这里只是一种经验性的担心，目前还没有形成明显的事实。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办什么事情都是一边倒，一风吹。领导一说什么不对，应该改革，于是原来的东西立即变得一无是处，全都否定、打倒。而领导提倡的东西就又白璧无瑕、完美无缺，全部照办。

43、我们明白了江山野先生的理论，就要破除掉语文讲读课必讲不可的观念。这方面我们不妨学学以前上海育才中学段力佩先生发明的“读读、议议、讲讲、练练”的教学法，有的人把它称之为茶馆式的教学法。他们一节课45分钟，教师最多讲授10分钟。

44、文言文和白话文相比，其形态上最大的特点是精炼，而白话文浅显易懂，也就是信息量小。为什么语文教师都觉得文言文有教头，原因也就在这里。因此，学习白话文的规律就在于要“量多”，而不必求精深。过去的白话文教学，教师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总想要“讲”出点什么才行。其实，大多数白话文从内容上来说，本无过多的深意，挖掘来挖掘去全是画蛇添足。只要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白话文读得多了，听说读写能力自然就会上去。

45、古代的书塾，也有同时教几十个学生的时候，可是那些学生学习程度并不统一。因此上课仍是“一对一”个别进行。所以，那个时代总结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现代语文教学则不同，集体教学要按照课时，设计统一的教学进度。一节课讲多少内容，一个学期，一个学年要达到什么程度，都要有统一的标准。班级教学的规律恰恰是反因材施教，它体现的是求同思维。

46、（教材编写）但是在这里，特别要强调是专家的作用。这里的专家，不是指表面上的职称、荣誉称号一类的东西，而是指那些实际拥有高深学术造诣的人……由于语文教材所用的材料涉及面广，文史哲自然科学等无所不包，诸种典籍可以说多的浩如烟海。因此，它的编制不仅需要一般的专家参与，而且最好是大师级的专家来掌舵才行……举两个例子来说，古代的启蒙教材《三字经》，在我国已经流传上千年，语言虽浅白，内容却广博、精深，为他书所难企及。它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其中一个原因十分明显，就是编者王应麟本人学识渊博，功底深厚，堪为一代经学大师。再如，清代编撰的文选教材《古文观止》也是一样……

47、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的教学大纲实质上体现的是当时广泛流行于我国语文界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这种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形式主义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派，它的语法系统是属于逻辑的。

48、拿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中学语文教材来说，初一着重记叙能力，初二着重说明能力，初三着重议论能力。高一……这样一个顺序是不是合乎学生的学习心理呢？这显然是一个需要实践来证明的问题。这个顺序科不科学，张志公先生就曾经提出过疑问，为什么记叙能力、说明能力排在前面，议论能力排在后面：议论真的就那么难吗？……事实上，小孩子都会发表议论，而叙事、说明有条有理并不容易。

49、这次新课标规定了学生课外阅读总量，小学生应读145万字以上，初中生应读260万字以上。可是课内阅读呢？没有人计算过，也没有人做出硬性规定。其实，学生一天的主要活动时间都在学校，如果课堂阅读量太少，这肯定会严重影响他们语文能力的提高。而语文教材的字数太少，远达不到规定的阅读量。同时教材中编写了大量的教学指导、习题、教材说明及插图，这些完全可以大幅度地压缩、减少，很多东西完全可以放到教师用书里，教师教学时三两句话就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非要占学生课本的篇幅呢。另外是一些思考题，有没有必要印到教科书里也很值得研究。每个人的阅读体验是千差万别的，语文教学中很多对课文的感悟、思考问题，应该由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去摸索、确定。这一类内容即使放到教师用书里，也应该是建议性的参考，弹性很大，不能定为千篇一律的硬性规定。

50、我国的语文教学大纲一直规定，高中要达到“阅读浅易文言”的水平，凡是教过高三的语文老师，都有这样的体会：按照现行教材的篇目教学，根本完不成大纲规定的这个教学任务。《古文观止》在清代已经流行了300多年，应该说，它的数量标准业已得到实践的验证。我们不总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那么，我们从中可以得知，学文言起码要精读200篇古文方可过关。

51、借鉴英语四六级考试，建立一种崭新的语文水平考试制度。水平考试与现在的中考、高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就在于它不是教育成绩的考试，而是一种能力水平的鉴别、测量。参加它的考试，可以不受所学教材的局限。因此，建立起这种水平考试体系，就可以真正解放学生、教师，最终使整个语文教育得到推进。

52、语文水平考试的建议：1、写字考试。这里面既包含写字的技巧，又折射出他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2、阅读考试。背诵默写、读速测量，阅读速度的提高，除了受他的生理发展水平制约以外，可能他的阅读总量是影响最大的因素了。3、作文考试。

53、具体说作文考试的“八股”应该包括哪些，按我的意见，一个常用的书信之类的实用文体；一个谈个人见解的议论文体；一个介绍事物道理、用途的说明文体。有这三类，就足够用的了。至于现在小学、初中十分看重的记叙文，我以为价值倒不大。日常生活中谁又经常去写什么人物、景色呢？一个人说话、写东西，又用得了多少描写、记叙呢？那种文学性的写作，实际上非常难以掌握。我们并不反对写作文采，但作文的考试，不能以文学性创作能力为标准。

54、不仅是语文，同样类似的英语课也是一样。许多教师花了很多时间，大讲特讲语法规律，似乎抠懂了某些规律，一切语言现象就可以贯通掌握了。可是，语言规律哪里是那样的啊！英语和语文一样，都是应该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会用即可。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它不同于数理化，很难讲出一个死的道理来。但是一些语文老师却非要让学生按照规定的统一答案去理解、思考，这怎么能行呢？这也难怪多次出现作者本人，包括著名作家巴金在内，对考试答案表示反对的事情了。类似的还有一句话，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很多文学作品的形象描写就是这样，它给予读者的仅仅是一种“印象”。领悟到这种印象，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印象是无法说清楚的，一说清楚也就没有美了。比如，一些教师讲授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左分析它的比喻如何新鲜贴切，右咀嚼它的情感怎样的真切新奇。又是绘图又是列表，忙个不停。其实呢，这些东西，一读一背也就尽可体验其美了，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将学生领悟美的机会完全剥夺了。而且，这些美又如何说得清呢？一句“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哪一个人讲得清“亭亭”是个什么样子呢？这只可意会的东西，讲那么多干什么？多读多背，仅此而已。

55、由于强调四个现代化，小学一二年级的数学比以往加深了许多，似乎只有这样才是对科学的重视。但是，实际上对于七八岁的孩子，是应该先发展他的语言能力，还是先发展数学能力呢？学龄初期的儿童，在数理方面的逻辑思维尚不成熟，因而理解起来十分吃力，而在语言方面却是发展的最佳期，这段时间学点什么，记得快，记得牢。

56、中国的教育从戊戌变法开始，变成了西方式的学校教育。这种教育和传统书塾教育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在于它是以班级授课为标志的集体教学方式。集体教学实质上是一种教育的工厂化，它把大工业上产的集体生产方式搬进了学校，所有的学生都是按照假想的一致性进行“一刀切”的分班编组。各个学科的教师就像对产品进行加工的工人一样，对学生进行统一的课程教学。一节课按统一的进度，讲同样的内容。每个教师都想让学生按时完成教学进度，但学生总是有的学得快，有的学得慢。所谓研究课堂教学规律，主要就是研究如何解决这个根本矛盾。

57、传统语文教材究竟利弊如何？不应该以主观推理做判断，而应该通过实验去检验，看看哪些教材仍然可用，哪些东西必须淘汰。五四以来从来没有做过这项工作，现在应该补上这一课。语文教材太需要百花齐放了，一纲多本，还有多纲多本，以不同的语文教育理念为指导，编写出多姿多彩的语文教材，然后通过实验检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