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历史，在谈及中国史时，更是对战国时期的历史格外偏爱。因为在我的理解中，那一时期的人们，个人品格清澈澄明，具有现代人缺少的汪洋恣肆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人"风骨"的源头所在，也正是来自整个气势恢宏的战国时代。
战乱，通常是英雄主义催化剂，能够促使身处其中的人们奋不顾身地去追求理想，实现自我。在礼崩乐坏，群雄并起，充满纷争的战国年代，精彩人物纷至沓来如同恒河沙数，难以一一枚举。可是由于文章篇幅关系，在这里我却也只能选择其中的几个人，简单地说说他们的小故事，以搏大家一笑。
一，他只是一个人在战斗(豫让)
唐代诗人胡曾留下这样的两行诗句:“桥上行人年年过，谁有当时国士心。”，而他所要所纪念的，正是心里所认为的真正“国士”，刺客豫让。
由于国家和各阶层之间不停产生争斗，政客们的相互打压与倾轧层出不穷，在战国历史上，一直盛产刺客。不过细读历史就知道，经由司马迁大叔的最终裁定后，最后荣登了“刺客榜”的，却只有四个人，他们分别是: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苛。而在四人当中，豫让却又显得最为特别，因为同样身份刺客，其余三人是因接受他人委托而行其事，是严格意义上的被雇佣行为，唯独豫让，却从始至终都在自发地进行着一场与自己毫无关联的刺杀活动。
事实上，如果是要对豫让的行为是否具有正义性进行一番简单裁定的话，还真是件让人颇为感觉头痛的事情。因为豫让所要刺杀的对象赵襄子赵无恤，不仅未必罪至当诛，比起豫让打算为其讨回公道的家伙智伯，二人在“好人榜”上的距离简直就是差了几大条街那么远。再说了，晋阳之战中，赵襄子派张孟晓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联合韩，魏两家三家分晋，杀死智伯，主要是出于挣扎求存的考虑。至于他后来将智伯的头骨上漆，作为饮器的做法，看上去虽然过了一点，但也不是事出无因。因为智伯曾经两次侮辱他在先，第一次：是晋出公九年，二人一同率兵攻郑，智伯想要让赵襄子带领的军队先进行攻城，遭到了拒绝，不由恼羞成怒，当场就对其破口大骂。第二次，已是四年之后，二人再次攻伐郑国，智伯带着醉意向赵襄子灌酒，又遭拒绝，竟将酒杯扔到了襄子脸上。当时，左右都劝襄子报复，于是才引出了他一段姿态很高的告白：“先君之立我曰能为社稷忍辱，岂曰能刺人哉？”但话虽如此，却不能不说赵襄子不忌恨在心，最后才有了“赵襄子最怨智伯”的说法，可见二人积怨已久。
可是，个性偏执的刺客豫让同志，偏偏就有两条要认的“死理”，一是:“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二是: “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前一条是对为智伯复仇的理由所进行的说明，后一条则是在慨然拒绝朋友劝其为赵襄子所用的提议后，对内心信念的进一步阐释。由此也可以推想，尽管表面上看去显得刚愎自用，骄横跋扈，但那却是出于恢复晋国霸业，所行的削藩需要，既然智伯的名字里被寇之以一个“智”字，那就表明了他的身上必然有着与普通蛮夫愚人不同的特质，在所看重的下属面前，他的人格魅力同样是熠熠生辉的。
报复这条道路上，豫让先生绝对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绝不回头的狠角色。体现于外便是在为了复他人之仇的整个过程中，出于更好进行潜伏的考虑，他甚至可以做出“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等系列自毁身体形容的极端行为。在对赵襄子“屡刺屡败，屡败屡刺”，几近无癞纠缠的追杀过程中，豫让几乎可以说是殚精竭虑，直到赤桥下的最终一击，却还是遭遇了功败垂成的结果后，心知再难全身而退，这才提出了“以剑击衣，以成大义”的愿望。
通观整个事件，偏执刺客豫让的所作所为有时就像是场滑稽戏。可是，奇特的是，面对这场历史的滑稽戏，却很少有人能够笑得起来。孟子老先生说过:“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要树立信念不难，但要始终如一将其进行贯彻，其实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刺客豫让，实际上正是凭借着一腔狐勇，努力去践行着自我的一员猛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