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安乐时，创作绝望之诗；生活不如意时，写出生之喜悦。”
太宰治作为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一生波折起伏，一度成为人间传奇，虽然创作生涯仅有短暂的23年，但他却留给我们许多耐人寻味的作品。
太宰治的作品创造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前期（1925—1938）的作品多表现为颓废叛逆，中期（1938—1945）的作品则体现出了再生的精神，后期（1945—1948）的作品在充分表达出了毁灭意识与永不妥协的思想。虽然这三大阶段的作品表达出来的主体不尽相同，但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爱、信任以及真实、自由可以说是贯穿太宰治所有作品的主线。
但一提起他往往人们都会想到《人间失格》中大庭叶藏那丧失为人资格的一生。然而这篇长篇小说已经是太宰治自杀前，自己处于人生最后阶段的作品，所以字里行间都会透露出露骨的死亡颓废的气息。
与《人间失格》不同，《维庸之妻》虽然也处在太宰治的创作后期，但这篇小说更接近真实的人性，也向世人传递了毁灭与重生的意义，是他的后期代表作之一。
《维庸之妻》采用了"女性独白体"来展开，以阿幸的独白来讲述了丈夫大治抢夺酒屋老板的钱财，老板追到家中要债，自己选择挺身而出，在居酒屋做女招待替丈夫还债的故事。
因为他采用的是女性第一人视角来描写，所以情感心理都很细腻，甚至让人感觉不到这是出自男人之笔。另外，太宰治似乎很擅长以自谑来写颓废，在颓废中求解放。在这样的基调中，他刻画出在二战后男性与女性面对绝望时候的挣扎与转变。
他是一位不负责任的丈夫
维庸是法国中世纪杰出的抒情诗人——弗郎索瓦·维庸，他才华横溢，玩世不恭，放荡不羁，过着逃亡、入狱、流浪的悲惨生活。
书中女主人公阿幸的丈夫大治就是这样放荡的人。他虽然有家庭，却似乎从不思索自己对于家庭的责任与意义，对家里面的妻子和四岁的儿子也是不闻不问，整日沉醉在温柔乡和酗酒之间。即使在发现孩子生病发烧后，也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是吗？那带他去看医生好了。"
"他又聪明又伶俐，真可谓天才，二十一岁时就写成了一本书，比石川啄木这个大天才写的书还要高明不少，那以后又写出了十几本书，年纪轻轻的，却已成了日本的头号诗人。而且还是个大学者，从学习院进了一高，然后又是帝大，法语、德语样样精通。"
就像佛朗索瓦·维庸一样，表面上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有尊贵的贵族身份，受女人拥戴。但实际的他却是一个放浪形骸、无可救药的落魄边缘人。
欠下了高额酒费的他，在一次酒后抢劫了酒屋老板娘准备过年用的5千块钱逃回家中。面对自己的偷窃行为，他却开脱说自己是为了孩子和妻子可以好好的过节。然而真相却是，他拿着偷来的钱继续寻欢作乐，而妻子和病中的孩子并未得到一分钱。
就算在得知妻子打工替他还债之时，他也恬不知耻的让打工的妻子为自己付酒钱，因为他需要的不是妻子阿幸，而是酒屋女招待阿幸。
由始至终，他都没有把家庭和亲人放在心上。
"我呀，尽管这样说不免有些矫揉造作，真的是想死得不得了。打我一出生，就尽想着死的事情。也为了大家，我还是死去为好吧。这一点早已是明摆着的了。尽管如此，却又怎么也死不了。有一种如同神灵般的东西阻止我去死。"
在书中，他仅对妻子展现温柔的行为，就是从妻子打工后，他会偶尔去等待妻子一起回家。因为此时妻子的举动，使他得以从恐惧的家庭责任中脱身而出。在他对妻子以上说的话中可以看出，大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他认为自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治有太宰治的影子，他们都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虚无主义最早源自于拉丁语"nihil"意为"什么都没有"。普遍的虚无主义者都认为死同生一样没有意义，时刻处于迷茫无助，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的状态中。
所以，同样身为没落的贵族，同样思索不到人生的意义，同样面对着战争起伏的形式，他们的虚无也越来越强烈。
在虚无的同时，大治与太宰治一样，都认为自己有罪，并且日日活在恐惧之中，日日一心求死。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死不了，就是因为神明的阻拦。
在《21世纪骑手》中，太宰治也曾表达过这样的言论，他说："罪恶，诞生时就已存在。"为了减轻罪恶感，他靠酗酒和大麻来缓解，直至最后走向自我毁灭。
《维庸之妻》正是他这种意识发展到极致时期的作品，所以他创造了大治这个分身。
她是一位乐观坚强的妻子
出身低微的阿幸，没有抵挡住来自贵族的大治如火一般的追求，在形式上成为了他的妻子，但并未正式入籍的她不受丈夫重视，独守空房，家徒四壁，连孩子生病都拿不出一分钱。
但那个时代的女性地位低下，她只有在忍耐的同时，接受着各方的接济。
得知丈夫欠下高额的酒费后，她不曾抱怨，反而积极乐观地去面对。在第二天清晨，她背上孩子，一声不响地走进了酒屋，决心要打工还债。在去酒屋的路上，她在电车上杂志上丈夫发表的论文《佛朗索瓦·维庸》时想起丈夫的脸，不禁泪水模糊了双眼，因为她开始明白了丈夫颓废的根源，她无法依靠这样的丈夫。
虽然从未打过工，但没想到在酒屋做女招待的阿幸却格外受欢迎，她开始享受这种氛围，再加上打工过程中可以见到丈夫，与之前沉闷、了无生气的生活截然不同，她第一次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也开始变得期待未来。
"我赶紧去电烫理发店做了头发，还备齐了化妆品，重新缝制了衣服，并且从老板娘那儿得到了两双崭新的白袜子。我感到从前那积压在胸中的沉闷心绪已蓦然被一扫而光了。"
在与丈夫回家的途中，她也第一次说出了"我好幸福"这句话。
"在这个世上的某个地方有神灵存在呢。该是有，对吧？"
与丈夫的认为神明阻碍自己死亡不同，阿幸认为是神明为她带来救赎。
日本佛学大学文学部教授三谷宪正曾经这样评价女主人公："她淡然地活在男性不可理喻、不可思议的世界里。"
酒屋可以说集结了社会所有的阴暗与罪恶，身处黑暗之中的阿幸见惯了这个罪恶的世界，她也明白，要在这个混沌的世间活下去，自己就要融入其中。
她在乱世中保持自我，尽管世界以痛吻她，后来被酒屋的客人玷污，但她仍旧对世界报以歌，坚定着对生活的信念，坚强乐观地活着。
"管他是不是人面兽心，我们只要活着就够了。"
这看似自我堕落的话语，实际上是阿幸自我觉醒的开始。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阿幸是太宰治理想中的样子。
这与他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太宰治生活在一个女性众多的家庭中，有着4个姐姐，和4个表姐妹的他从小在姑姑家长大，母爱的缺失使他一直对女性有近乎信仰的特殊情感。
所以他创造了阿幸这个信仰，通过独白体来刻画女性心理的成长，以讴歌阿幸的独立自主的重生精神。
二战后两性关系的转变
太宰治："不将小家的幸福破坏掉，就难以建立真正的幸福家庭，而这种破坏的手段就是放荡堕落。"
这篇小说无时无刻反映着太宰治的这种家庭观，书中的背景是二战后的日本，那时候的日本国土处处是断井残垣，因多年的战事消耗内损，经济也处于低迷的阶段，人们都在贫困中挣扎，生活的希望极其渺茫。
而阿幸与大治则是那时候的大背景下的两性关系的代表，形成了人性光明与阴暗的对比。
本当应当承担家庭重任的男人，却适应不了局势和身份的转变，开始靠酗酒和女人逃避自己的责任；而本应该在家中相夫教子的柔弱女性却开始抛头露面，承担起家中的重担。
《维庸之妻》这样描写无疑是那个时代的社会阴暗角落的缩影，揭露以家庭为原点展露出来的丑恶人性。
出身贵族的大治与出身低微的阿幸，他们的婚姻两性关系在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大治因为曾经的贵族身份居高临下，对妻子不管不顾。妻子则一直处在隐忍的状态下，从没有觉得任何的不妥，因为大环境如此，女性都是家庭的"奴隶"。
在太宰治看来，这样的家庭就是诸恶之本。
于是，丈夫的偷盗行为成为了这种关系的转折点。虽然阿幸做了一个在当时社会不被道德层面允许的事情——打工替丈夫还债。她在酒屋中做着微贱的女招待，无可奈何又不得不去和客人们喝酒调笑，但是却收入不菲，赚到了500块的小费。
一切本应该是悲剧色彩的转折点，但却被阿幸看成的幸福的转变，因为一开始的不对等开始慢慢地倾斜，她开始独立、自信，内心深处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
"早晨的阳光照射在酒杯上，我觉得漂亮极了。"
所以，尽管在最后被客人玷污，她仍能平静地来到店里，欣赏美丽的阳光。看到已经搬到店里居住的丈夫和满口的谎话，内心不再涌起波澜。
因为此时的她，已经不用再继续依靠家庭或者丈夫而生，相反的是，她已经跨过了丈夫与妻子之间的鸿沟，获得了"自由"。
与丈夫的堕落与颓废不同，她最终选择为自己而活，为了活着而活着。
太宰治笔下的毁灭与重生
太宰治通过写这种两性关系的转变，以表达自己对男女平等的向往，也表达自己对于传统家庭观念意识的对抗。
其实，书中的丈夫大治可以看成二战后日本的大局观，整体百废待兴，贵族落寞，许多人都处在人生虚无的阶段，处处弥漫着毁灭的意味。
而妻子阿幸则象征与传统的对抗与希望，她是在断井残垣中生长出来的希望之苗，像蒲公英一样淡然坚强。尽管周围都是带着死亡气息的泥土，但她仍旧选择顽强富有生命力地活着。
他赞扬女性的独立，并以颓废来反衬人性的解放，鄙视颓废与自甘堕落，也在向当时战后的人们传递一种信念，一种活着的希望。
那便是——与其自我毁灭，不如向死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