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祁山》，副标题叫“诸葛亮北伐得与失”

1.诸葛亮的北伐大战略虽然天才，但由于其宏大的目标与蜀汉孱弱的国力存在错配，先天不足，所以最终无法实现。

2.为了有效动员蜀汉人力物力资源，实施“北伐总体战”，诸葛亮精心筹划了“诸葛城规”，这一高效的管理体系；但这一体系的存在与运转，严重依赖诸葛亮个人的能力与名望，所以在诸葛亮死后，“诸葛城规”逐渐崩坏，蜀汉也走向灭亡。

“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典故，这是《三国演义》后期浓墨重彩描绘的故事情节之一，既体现了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种种智慧奇谋，也体现了他对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精神；其中，更演绎出空城计、斗阵图、木牛流马等脍炙人口的传奇。最终，诸葛亮在五丈原军中壮志未酬，病死沙场的结局，更是为诸葛亮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悲情的句号。实际上，自宋代，三国题材故事开始借助评书等艺术形式，在民间开始大规模流传之后，诸葛亮的形象就在不断流变、提升，最终以忠臣、贤相的身份，光耀千古。

然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还原历史真相，并从中吸取教训，寻找规律是第一要务。事实上，如果我们翻开真实的历史记载，就会发现，诸葛亮连年出征北伐曹魏的故事，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与《三国演义》等民间传说里的描写，可以说大相径庭，甚至与蜀汉日后的迅速灭亡，关系密切。

简单来说，诸葛亮的北伐大战略没有成功实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实力并不足以匹配野心，导致以弱击强；而实力强大的曹魏却从始至终稳扎稳打，立于不败之地。更重要的是，为了北伐，在诸葛亮执政期间，蜀汉政权始终保持了一种“战时总动员”的状态，大规模汲取国内的人力物力用于对外作战，民生疲敝；同时诸葛亮以自己的个人威望与魅力，一手营造出了被称为“诸葛成规”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规章虽然有效地支援了蜀汉的北伐战争，保障了诸葛亮个人的权威，但也激化了蜀汉朝廷内部的矛盾，透支了蜀汉的国力，埋下了日后蜀汉覆灭的隐患。

临危受命

首先，公元223年，也就是章武三年四月：蜀汉政权开国君主刘备，在永安去世，享年六十三岁，此时距离他讨伐孙吴，战败于夷陵，不过十个月。临终之前，诸葛亮与另一位蜀汉忠臣李严，接受了刘备的“托孤”，受命辅佐少主刘禅。虽然这次托孤给了诸葛亮相当大的权力和煊赫的地位，但刘备给诸葛亮的遗命，却是一件难度满星的任务：“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任务已经很重，可刘备去世时，留给诸葛亮的政治遗产和资源并不多，甚至是一个凶险的烂摊子。此时，蜀汉曾经倚重的开国元勋重臣，许多已经凋零：文臣中，法正、许靖、刘巴陆续去世。武将中，关羽、张飞先后被杀，黄忠、马超病逝，黄权、孟达投降魏国。仍健在的可用之才，也寥寥无几。

另外，从地缘政治格局上来看，蜀汉也处于极端不利的局面。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未来蜀汉政权擘画的大战略是“跨有荆、益”，也就是未来兴兵讨伐曹魏，光复汉室的时候，举兵两路出击，一路从荆州江陵北上，沿着襄阳、宛城一线挺进中原；一路从汉中出兵，沿着当年刘邦进军的路线，直指长安。然而现在，荆州已失，蜀汉仿佛一个失去了一条手臂的拳击手，北伐的战略规划选择被严格限制，甚至可以说锁死。另外，荆州的丧失，也意味着蜀汉集团的统治疆域，局限在今天的四川盆地、汉中盆地和部分云贵高原。虽然蜀汉听起来面积也不小，但是经济繁荣人口聚集的核心区域，不过是汉代设置的益州一隅之地。

更糟糕的是，刘备的死，让蜀汉政权内部出现了暂时的权力真空，那些被刘备生前压制的政治派系集团，立刻开始了争斗，几乎搞得蜀汉政权分崩离析。在刘备病重到去世的日子里，蜀汉境内的汉嘉太守黄元、南中豪族雍闿等，纷纷兴兵作乱；同时孙权，还把前益州牧刘璋的儿子刘阐，安插到交州和益州的交界处，继续发挥刘璋残余的政治影响力，给蜀汉政权制造麻烦。

所以，诸葛亮一上台，面临的就是蜀汉政权的生死存亡关头，有一大堆重要事务，需要他做出决断。

在外交上，诸葛亮需要谨慎考虑，如何处理与东吴的关系。223年，诸葛亮首先派遣邓芝为使节，出使东吴，还带去了贵重的礼物，邓芝不辱使命，和孙权痛陈双方联盟的必要性，最终促成了孙刘同盟的恢复。巧合的是，第二年，也就是224年，魏文帝曹丕因为孙权的背约，兴兵大举征讨东吴；这下，反而更加巩固了孙刘联盟：双方确信彼此的支持必不可少：有了孙吴这个盟友，诸葛亮可以安心平定内部叛乱，进而积蓄力量，准备北伐曹魏；而孙吴也可以背靠蜀汉，专心应付曹魏的军事威胁。双方彼此需要到了什么程度呢？诸葛亮甚至决定，承认蜀汉政权和孙吴政权地位同等，两者并立的现实。毕竟，蜀汉政权宣称自己继承了汉王朝的正统，而孙吴理论上还是汉王朝的臣属；这种出于战略需要而达成的默契，哪怕在229年孙权称帝后，也依然没有受到影响。诸葛亮的选择是，与孙吴不争正统，不较长短。双方达成共识：曹魏乃是天下之贼，两家联手共同讨伐。待消灭曹魏之后，孙吴、蜀汉两家，再议谁为正统。

第二个，就是曹魏对蜀汉展开的和平统一攻势。从黄初到太和年间，也就是公元220年到228年，诸葛亮启动北伐的那一年，曹魏政权的公卿大臣，包括司徒王朗、司空华歆，尚书令陈群等等，曾经密集地给蜀汉政权的重臣写信，要求他们作为内应，推动蜀汉政权向曹魏归顺称臣。劝说的理由也很充分，包括从双方整体实力对比的悬殊，到汉献帝禅让给曹魏，代表曹魏拥有“天命”等等。同时，这些曹魏的重臣，也向这些拉拢的对象，许诺高官厚禄；被拉拢的都有哪些人呢？比如许靖、刘巴，甚至诸葛亮本人。甚至，在诸葛亮正式北伐之后，魏明帝曹睿还发了一道诏书，声称战争的罪魁祸首只有诸葛亮一个人，从后主刘禅，到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三军将士和老百姓，都是被诸葛亮强迫绑上战车的。

虽然这种攻略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无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都感到了危机：对于巴蜀地区来说，刘备本来就是外来户，蜀汉政权内部本来就存在刘备的嫡系，荆州集团和巴蜀本地益州集团之间的深深矛盾。对于巴蜀本地文武官僚和百姓来说，刘备集团未必比远在北方的曹魏政权更有合法性。曹魏的和平攻势，虽然短时间内没有明显效果，但诸葛亮一定感到了朝野上下，那种人心浮动，异志萌生的状态。所以说，兴兵北伐，也有断绝朝野上下“投降派”和“骑墙派”念想的作用。

另外，诸葛亮手头的最优先事项，就是启动对曹魏的北伐。北伐，是对刘备政治遗产的“最大化利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刘备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自己是东汉帝王宗室，由此蜀汉在血缘上具有正统性。

不过，蜀汉王朝如果仅仅依靠血缘上的正统，也很难具有充足的说服力与号召力。在当日，曹魏能顺利取代汉室，除了利用各类谶纬、天象，营造一种天命所归的气氛之外，还有一件法宝，那就是地理正统性，即大国正统在中原。曹魏受禅，定都洛阳，从当时的地理经济格局来看，洛阳叫“天下之中”，所谓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得中原者即得正统，这个观点在当时可以说深入人心，所以曹魏篡汉之后，也能笼络住人心。

与此相比，蜀汉所处之地，乃是偏僻西南，地理合法性跟自己毫无关系。所以，为了增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必须北伐，打出 “汉贼势不两立，王业岂可偏安”的旗号，努力让自己占有“天下之中”。

另外，在蜀汉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刘备集团收编、招揽了不同地区，各个政治派系的臣属部下，他们之间必然有各类矛盾。要想解决，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内部矛盾外部化”，也就是通过高举“兴汉伐贼”的旗帜，讨伐曹魏，才能增强蜀汉政权内部的凝聚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感到的，肯定是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要想维持蜀汉政权的存在，北伐曹魏，就变成了现实中唯一现实性的路径选择。

为了迅速完成对蜀汉人力物力资源的动员，投入北伐，诸葛亮主政以来，就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多项准备工作：

第一，经营南中地区，稳定大后方。南中，就是今天的四川南部，以及接壤的部分云南贵州地区。这里出产耕牛、金银、粮食、盐铁等物资，还有不少彪悍善战的少数民族，比如羌人部落，诸葛亮曾经在这里的羌人中，招募过一支精锐部队“无当飞军”。

其次，建立了一套高效，军政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称为“诸葛成规”：丞相诸葛亮依靠自己的巨大威望和拥有的权力，开设自己的办公机构，丞相府，权力独立于皇权之外，执掌国政军事。诸葛亮丞相府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翻译成白话就是，行政事务无论大小，最终决策都由丞相诸葛亮说了算。集权，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也顺便杜绝了出现外戚、宦官乱政的可能性。

这套体制的另一个特征，叫“宫府一体”，也就是体现皇权的“宫”，和代表丞相诸葛亮，拥有实际行政管理权的“府”，融为一体；前者充分信任，赋权给后者。为了保障这一点，诸葛亮在人事安排上煞费苦心：比如北伐开启后，位于成都的丞相府，就变成了留在后方的代理行政机构，诸葛亮安排了自己的亲信蒋琬等人，管理这个丞相府。同时，大军出征，后方的军队统帅权也很重要，尤其是国都成都的卫戍任务，诸葛亮也把它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如董允、向宠等人。

同时，皇宫内朝里的首要官员，比如侍中，也都是来自诸葛亮嫡系，品德能力并重的文臣，例如费祎、董允等人；他们的作用，一是充当丞相府和皇宫内朝的沟通交流渠道，二是负责人事等其他事务，帮助丞相诸葛亮分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套模式的形成与运作，依赖于诸葛亮的巨大威望、对蜀汉的绝对忠心，以及超凡的能力，从而保障了后主刘禅对这套体制的信赖与认可接受。

第三，是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方面的新政，充实财源收入，保障北伐的顺利进行：例如加紧铸钱，也就是发行蜀汉自己独有的货币；实行官府盐铁专卖，朝廷出面督办特色纺织品“蜀锦”的生产，外销用于换取战略物资；同时加强户籍人口管理，收编以往在朝廷掌握之外的游民，给予土地安置，收取粮食赋税，等等等等。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以上形形色色、紧锣密鼓的筹备，但蜀汉朝野上下也知道，蜀汉的国力根本不足以支持刘备和诸葛亮宏大的战略构想。由于国力对比悬殊，舆论民心的转移，时间是站在曹魏这一边的。但反过来说，一旦蜀汉满足于偏安西南，坐视曹魏壮大，任凭东汉王朝的威望在天下民众心里逐渐淡漠，那么蜀汉政权的灭亡也是早晚的事情。于是诸葛亮陷入了“不北伐，等死；主动北伐，找死”，这样一种两难悖论之中，这个悖论也成为诸葛亮和蜀汉政权终其一生未能走出的困局。

剑指中原

在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后，诸葛亮终于在公元228年春天，挥军出征，开启了自己心心在念的北伐之旅。然而，诸葛亮进攻曹魏的路线，并没有按照隆中对策划的那样，从汉中直接北上，而是选择了向西迂回攻击祁山，试图从侧面突破曹魏布置的防线。根据统计，诸葛亮亲自指挥参与的五次北伐中，以祁山为直接目标的就有两次，而且都是大规模作战。这种布置，也导致日后的民间叙事与传说，把诸葛亮的北伐直接称为“六出祁山”。

祁山，具体位置在今天甘肃境内的礼县，也是曹魏边防的重镇，而广义的祁山地区，则指的是甘肃境内，西汉水北岸一侧的秦岭支脉。这里如果被蜀汉控制，那么攻，可以东进关中平原；守，则可以利用甘肃、陕西交界处陇山的地形优势，以逸待劳。

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看看地图就知道，如果想从蜀汉境内翻过秦岭，进入魏国，有五条可以使用的交通线。其中，以祁山为终点的祁山道位置最偏西，但是也是最好走的一条，无论是大兵团行军，还是后勤运输，都十分便利。其他四条虽然路程短，但地势崎岖，或多或少有一部分路程是难走的栈道，不利于行军与补给。

其次，祁山周边，是陇右地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这里曹魏兵力相对薄弱，并且民风彪悍，能够征集到高质量的兵员，还出产优质的战马，而祁山还是当地为数不多的粮食产区。诸葛亮深知，兵力占劣势，缺乏优质骑兵的蜀汉军队，打打山地战还可以，一旦到了关中平原上，和曹魏军队正面对抗，胜算是不高的。所以，他打算首先攻略祁山，夺取陇右，在这里补充兵力，囤积物资，编练骑兵，再挥师东进。

另外，从地势看，从陇右到关中平原，整体地理态势呈现西高东低之势，所以如果蜀汉军队从陇右东进，则占据了居高临下的地利。同时，夺取了陇右，便能在曹魏的包围圈上撕开一个缺口，形成对曹魏由西而南的半圆形反包围圈，取得战略主动权。

在诸葛亮亲自指挥的五次北伐中，最接近胜利目标，也是最声势浩大的一次，就是228年的首次北伐。由于蜀汉军士气旺盛，攻击目标又在曹魏意料之外，所以蜀汉军迅速控制了曹魏陇右地区南安、天水、安定三个郡的大部分地区。只要蜀汉军队能够挡住曹魏派来的援军，就可以把这块战略要地慢慢消化为自己的领土，同时建立一个东进的坚强桥头堡。然而，众所周知，马谡指挥的蜀汉军队，在街亭没有能够挡住曹魏名将张郃，导致曹军长驱直入，诸葛亮被迫退兵，第一次北伐功亏一篑。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在这次出兵中，诸葛亮收获了自己未来的军事继承人，天水猛将姜维。

接下来，诸葛亮亲自指挥的四次北伐，都没有第一次那样势如破竹的气势，以及明显的大胜。

228年冬十二月，诸葛亮发动第二次北伐，目的是要夺取位于今天陕西宝鸡附近的战略要地陈仓，但曹魏派驻在陈仓的守将郝昭智勇双全，坚守不退。蜀汉军久攻不下，粮草后勤物资补给出现困难，只得退兵。

次年，也就是229年春天，诸葛亮发动第三次北伐，目标是今天甘肃陇南地区的武都和阴平郡，蜀汉军要想再次攻略祁山地区，这两个郡是必经之路。最终，武都、阴平落入蜀汉之手，但诸葛亮试图包抄曹魏援军郭淮部，歼灭敌军重兵集团的目标，没有达成。

两年后，建兴九年春天，诸葛亮启动第四次北伐，再出祁山。和初次北伐一样，曹魏守军依托祁山堡、上邽等据点，拼死防守，魏明帝曹睿又赶紧派遣名将司马懿与张郃，率领大军西进支援。诸葛亮与司马懿，在今天的甘肃天水到礼县一带，对峙交战，各有胜负；但是，负责蜀汉军后勤支援的，是与诸葛亮一起接受刘备托孤的重臣李严（后改名李平，为方便统一称李严），而李严却在此关键时刻，谎报军粮供应不上；谨慎的诸葛亮只好退兵，事后查明真相，将李严废为平民。

此后，有足足三年，诸葛亮都未曾再次出兵，直到234年2月。也许是因为已经54岁，感觉时不我待，诸葛亮这次进攻曹魏，没有再走祁山，而是取道从汉中到陕西眉县这一条路径，称为“褒斜道”。走这条路线，行军距离相对短，而且一旦突破曹魏防线，就能直接进入富饶的关中平原，就地取粮，解决后勤补给问题。

然而，面对前来交战的司马懿，诸葛亮并没有听从魏延的建议，一直东进，经武功直奔汉王朝的故都长安，而是出于稳妥谨慎，在今天陕西岐山附近的五丈原屯兵，与郭淮、司马懿所率魏军，隔着渭河和武功水（今天的石头河）对峙。精明的司马懿让郭淮在渭河北岸防守，自己则在蜀汉军东面扎营，隔着武功水监视诸葛亮的一举一动，无论诸葛亮是想北进渡河前往陇西，还是东进攻击长安，都在司马懿的掌握之中。

面对兵力占优，且不肯轻易出战的司马懿，睿智如诸葛亮，也无计可施，只能不断向司马懿挑衅，希望展开一场会战，从而突破曹军防线。为达成目的，诸葛亮甚至不惜向司马懿送去妇女服饰，表示羞辱。最终，壮志难酬的诸葛亮，在和司马懿相持100多天后，于八月下旬，病逝于五丈原军中。

大厦将倾

诸葛亮在北伐前线的猝然逝世，顿时引发了蜀汉政权内部的大变动。

根据诸葛亮生前的安排，刘禅任命诸葛亮麾下的亲信重臣蒋琬为尚书令，总理军政要务。

但是，在蜀汉内部，不少文臣武将，依旧希望坚持诸葛亮生前的北伐战略。为了安抚住蜀汉内部的强硬派，蒋琬一方面着手制定全新的北伐计划，一方面暗中谋划改弦更张。根据史书记载，在公元241年或者242年，蒋琬、费祎和姜维，这蜀汉军政界的三位重臣，曾在汉中进行了一次秘密的国策大讨论，随后蒋琬就把自己的办公地点迁移到了蜀汉内地的涪城，同时给皇帝刘禅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中，蒋琬隐晦地承认，前任诸葛亮积极北伐的大战略效果并不理想，同时，被寄予厚望的孙吴联盟也没有给曹魏想象中的军事压力。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应该注重内政，休养民力；对曹魏，暂停大规模战略进攻，改为骚扰性的有限军事行动，同时任命猛将姜维担任凉州刺史，长期威胁曹魏的侧翼，此乃上策。

公元246年，蒋琬去世，接替他出任蜀汉军政一把手，大将军一职的，是诸葛亮当年内定的隔代继承人，费祎。和性格宽厚谨慎的蒋琬不同，费祎是位个性极强的技术性官僚。费祎在任上，延续了蒋琬制定的休养生息、以和为主的战略，继续压制姜维等主战派，坚持把对曹魏的军事行动限制在极端有限的规模。比如，姜维每次要北伐，费祎给予的兵力，往往不过万人，还经常对姜维谆谆教导说，以诸葛丞相的才能，都无法北伐成功，况且我们这些庸常之才呢？更令姜维等主战派愤怒的是，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诛杀大将军曹爽及党羽五千余人，把曹魏的军政大权逐步归于自己，向着未来的篡位，迈出了第一步。按照诸葛亮隆中对里的说法，这绝对属于“天下有变”，是复兴汉室，出兵征讨曹魏的绝好机会，但费祎依旧按兵不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53年，姜维再次出兵，重启北伐。

此后，姜维连年出兵讨伐曹魏，《三国演义》中称之为“九伐中原”。姜维的智谋将略虽然在《三国演义》中被捧得很高，但实际上，曹魏这边同样有水平不相上下，甚至更高一筹的名将郭淮、陈泰、邓艾等人；再加上蜀汉在兵力和资源上不占优势，导致姜维的北伐基本没有取得什么显著的战果，变成了劳师糜饷的“浪战”。

如果说姜维的北伐，对于蜀汉来说，是一个血流不止的伤口，那么后诸葛亮时代的蜀汉朝政，则像是躯体内部的病灶，迅速开始恶化腐烂。

即使是在蒋琬、费祎主持蜀汉政务期间，主和派和主战派依旧存在分歧，由于缺乏往日诸葛亮的居中调和处理，“暗斗”很快演变成了腥风血雨的“明争”。

延熙十六年，也就是253年正月，费祎举办庆贺新年的宴会。宴席之上，开怀畅饮，毫无防备的费祎，居然被归附蜀汉的曹魏降将郭脩刺死，而凶手郭脩，则当场被侍卫格杀。这个事情如果深究起来，非常蹊跷。

首先，郭脩为什么归降蜀汉？他是被姜维于头一年，在骚扰曹魏边境的战场上捕获的！然而正史记载中，公元252年并没有姜维出兵的记录。更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这桩离奇的血案，刘禅压根没有深入追究调查，反而在三个月后，就命令姜维统帅大军，重启北伐。不仅如此，鉴于费祎是主和的鸽派，郭脩的刺杀行为对曹魏其实不利，这也排除了郭脩是诈降的可能性。于是一些历史研究者大胆推论，这个出手行刺的郭脩，压根不是本主，而是主战派首领姜维豢养的刺客死士。

事实上，即使诸葛亮在世的时候，蜀汉政权的内部派系斗争就已经存在，不过一是因为北伐事大，文武百官都要尽心尽力，二是诸葛亮依靠自己的威望和权力强行压制，所以还可以勉强维持团结的局面。但北伐暂停，诸葛亮去世，两个凝聚力同时消失，矛盾于是再度激化。

在费祎、蒋琬主政期间，诸葛体制之所以还能延续，首先一是因为惯性，二是因为费祎、蒋琬两人都能治军理政，同时追随诸葛亮的时间长，所以在蜀汉朝廷上根基比较深厚。但是费祎一死，姜维虽然是军事上的一把手，但他一是曹魏的降将，二在蜀汉文官集团中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他无法像诸葛亮，或者费祎、蒋琬那样军政一把抓，行政权力于是就落到了刘禅的亲信，侍中陈祗手里。陈祗，是蜀汉元老许靖兄弟的外孙，深得刘禅宠信，但是，尽管陈祗支持姜维北伐，但他并不是诸葛亮青睐的那种品格严正的人，始终与反派角色，宦官黄皓勾结，互为应援。由此，诸葛亮苦心构建的“宫府一体”，开始出现裂痕。

又过了几年，景耀四年，也就是公元261年，蜀汉政坛权力的分配再度发生变化，刘禅提拔重臣董厥、与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以及姜维，平起平坐，形成三头主政的态势；董厥、诸葛瞻在内主持行政事务，姜维在外主持军事事务。然而诸葛瞻、董厥与姜维关系都不和睦，造成蜀汉文官集团与军事武将集团关系破裂，无法合作。另外，深得刘禅信赖的宦官黄皓，也开始公开干预朝政。这种政出多门，互相倾轧的局面，无疑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另外还要说一句，诸葛亮死后，这种政出多门的局面，很可能是后主刘禅暗中推动、鼓励的。诸葛亮的忠心，并不能减轻刘禅对他专权的疑虑，所以诸葛亮死后，蜀汉朝廷就不再设丞相一职，军务与政务权力也逐渐拆分到不同重臣的手里。很明显，刘禅不愿意身边出现第二个诸葛亮，哪怕代价是朝廷内部的倾轧和军政事务效率的降低。

最终，在公元263年秋天，曹魏派出大军，兵分三路，由邓艾、钟会等率领，启动了灭蜀行动。此时的蜀汉政权内部，内廷外朝离心离德，军政关系混乱，号令不一，蜀汉民众也苦于多年征战带来的横征暴敛，从而使曹魏大军一路势如破竹。而掌握主要兵力的大将军姜维，此刻与成都朝廷的关系几乎破裂，正率军在沓中，也就是甘肃陇南地区屯田。虽然姜维随后回兵救援，但远水难救近火；同时，姜维发出的种种关于调整军事部署，防御魏军的建议，也压根得不到响应。最终，自感山穷水尽的刘禅，经老臣谯周劝说，选择了投降。

老臣谯周立场的转变，可以说深刻反映了蜀汉政权42年岁月中，内部的人心变化。早年的谯周，折服于诸葛亮的人格魅力，投身蜀汉北伐大业。然而，随着诸葛亮的去世，魏蜀实力差距的拉开，以及耳濡目染中蜀汉百姓生存的艰辛，谯周的内心开始动摇。因为反对姜维北伐，谯周曾与主战派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并于257年，在忧愤中写出了影响巨大的《仇国论》。他在文中认为，治理蜀汉这样的小国，应该与民休息，壮大国力，凝聚民心，再图进取；原本诸葛亮北伐时代的战略筹划，现在已经不合时宜，毕竟曹魏政权根基稳固，如果一味穷兵黩武，只能导致民生疲惫，自身土崩瓦解。从后世角度看，谯周的这篇雄文，反映了蜀汉政权内部，对北伐的厌倦和怀疑，已经公开化。同时，这也标志着以北伐为立国之本和号召的蜀汉政权，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不复存在了。

简单来说，在魏蜀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北伐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蜀汉维持自身存在正当性和内部凝聚力的武器，也是锁死蜀汉战略发展路径，导致其迅速灭亡的导火线。

同时，为了有效对国家机器和人力物力资源进行动员管理，支持北伐这个最高目标，诸葛亮一手缔造了蜀汉特色的管理体制：“诸葛成规”。它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高效运行，但弊端在于极其仰赖缔造者诸葛亮的个人威望与超凡能力，一旦诸葛亮故去，那么这套体制立刻会难以为继。实际上，在后诸葛亮时代，无论是皇帝刘禅，还是蜀汉文武群臣，出于自身的利益和过往的积怨，都在有意无意间对“诸葛成规”进行抵制和破坏。最终，在诸葛成规崩坏的同时，蜀汉政权这部原本设计精密的机器，也宣告分崩离析。

另外，诸葛亮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然勇气，虽然加深了他在历史上，作为“败者英雄”的光环，但实际上，在传说和光环的后面，是战略目标与自身实力，以及发展路径的错配。为了追求这错配的目标，诸葛亮自己固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毫无疑问的是，巴蜀地区的百姓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蜀汉初年，官方统计人口为二十万户，男女人口九十万，然而当蜀汉灭亡，曹魏盘点其人口时，也不过28万户，男女人口九十四万。导致这种人口增长停滞的主因，当然是蜀汉为了北伐而采取的严酷汲取和全民动员政策；根据统计，蜀汉这点人口，同时要供养十万两千军队，以及四万名官吏，蜀汉人民负担之重，可见一斑。这也难怪孙吴使者薛珝出使蜀汉时，看到的，是一片衰败景象，所谓“经其野，民有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