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读过《三国演义》的朋友，都知道“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典故，这是《三国演义》后期浓墨重彩描绘的故事情节之一，既体现了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种种智慧奇谋，也体现了他对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精神；
其中，更演绎出空城计、斗阵图、木牛流马等脍炙人口的传奇。
最终，诸葛亮在五丈原军中壮志未酬，病死沙场的结局，更是为诸葛亮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悲情的句号。
实际上，自宋代，三国题材故事开始借助评书等艺术形式，在民间开始大规模流传之后，诸葛亮的形象就在不断流变、提升，最终以忠臣、贤相的身份，光耀千古。
然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还原历史真相，并从中吸取教训，寻找规律是第一要务。
事实上，如果我们翻开真实的历史记载，就会发现，诸葛亮连年出征北伐曹魏的故事，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与《三国演义》等民间传说里的描写，可以说大相径庭，甚至与蜀汉日后的迅速灭亡，关系密切。
诸葛亮的北伐大战略没有成功实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实力并不足以匹配野心，导致以弱击强；
而实力强大的曹魏却从始至终稳扎稳打，立于不败之地。
更重要的是，为了北伐，在诸葛亮执政期间，蜀汉政权始终保持了一种“战时总动员”的状态，大规模汲取国内的人力物力用于对外作战，民生疲敝；
同时诸葛亮以自己的个人威望与魅力，一手营造出了被称为“诸葛成规”的规章制度。
这些制度规章虽然有效地支援了蜀汉的北伐战争，保障了诸葛亮个人的权威，但也激化了蜀汉朝廷内部的矛盾，透支了蜀汉的国力，埋下了日后蜀汉覆灭的隐患。
北伐启动前的历史大背景，也就是蜀汉开国君主刘备突然去世造就的乱局。
其次，梳理诸葛亮北伐，也就是所谓“六出祁山”的大致经过。
诸葛亮死后，他生前的各种筹划，如何引发了蜀汉政权内部的种种矛盾，最终导致蜀汉灭亡。
以诸葛亮的北伐为线索，探讨蜀汉政权存续的42年中，它的战略决策与所处的困局。
在魏蜀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北伐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蜀汉维持自身存在正当性和内部凝聚力的武器，也是锁死蜀汉战略发展路径，导致其迅速灭亡的导火线。
同时，为了有效对国家机器和人力物力资源进行动员管理，支持北伐这个最高目标，诸葛亮一手缔造了蜀汉特色的管理体制：“诸葛成规”。
它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高效运行，但弊端在于极其仰赖缔造者诸葛亮的个人威望与超凡能力，一旦诸葛亮故去，那么这套体制立刻会难以为继。
实际上，在后诸葛亮时代，无论是皇帝刘禅，还是蜀汉文武群臣，出于自身的利益和过往的积怨，都在有意无意间对“诸葛成规”进行抵制和破坏。
最终，在诸葛成规崩坏的同时，蜀汉政权这部原本设计精密的机器，也宣告分崩离析。
另外，诸葛亮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然勇气，虽然加深了他在历史上，作为“败者英雄”的光环，但实际上，在传说和光环的后面，是战略目标与自身实力，以及发展路径的错配。
为了追求这错配的目标，诸葛亮自己固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毫无疑问的是，巴蜀地区的百姓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
蜀汉初年，官方统计人口为二十万户，男女人口九十万，然而当蜀汉灭亡，曹魏盘点其人口时，也不过28万户，男女人口九十四万。
导致这种人口增长停滞的主因，当然是蜀汉为了北伐而采取的严酷汲取和全民动员政策；
根据统计，蜀汉这点人口，同时要供养十万两千军队，以及四万名官吏，蜀汉人民负担之重，可见一斑。
这也难怪孙吴使者薛珝出使蜀汉时，看到的，是一片衰败景象，所谓“经其野，民有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