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通史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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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近世文化的变革
第一节 安土桃山时代与黄金文化的特质
“安土桃山时代”
应仁元年（1467）至文明九年（1477），在幕府内部围绕足利将军继嗣问题而引起的“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势力大大被削弱，日本全国进入群雄割据、农民起义频发的状态，出现了新兴的战国诸侯。永禄十年（1567），正亲町天皇向尾张地方军事、经济实力强大的战国武将织田信长下达敕令：“（臣民）是古今无双的名将，敕令平定诸国。”此前织田信长已于天正元年（1573）平定畿内地方后废除了室町幕府。天正十年（1582）织田信长在继续完成征服各战国诸侯以及镇压农民起义中，受到敌军袭击，自戕身亡。侍奉其左右的家臣丰田秀吉继承其事业，最终于天正十八年（1590）完成全国统一、“天下安宁”的大业。丰田秀吉出身下层，武将们不服，但他没有像织田信长那样征服和镇压反对势力，相反采取了某种程度妥协的措施，安抚人心。他为了顺利地成为“天下人”，还当了后阳成天皇的义子，被赐姓丰臣，出任关白职位。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政权”成立，占据着农业经济富裕的近畿地方和京都、堺市等城市，建立了武士的中央集权封建统治体制，完成了武家一统天下的任务。他们掌握全国实权，前后虽不到30年，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都实施了重大的变革，确立了新的社会秩序。这是日本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从中世封建的庄园制向近世封建的封地制（即由领主对领地拥有支配权的制度）的过渡时期。织田信长废除室町幕府后，在近江地方构筑了成为城郭建筑先驱的、规模宏大的安土城，作为其执政中心，而丰臣秀吉则将政权中心设在伏见（后称桃山）地方，并建筑伏见城，这成为他们权力与权威的象征。故这个转型时期史称“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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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丰政权”
在政治上，“织丰政权”建立武士封建统治体制的这整个时期，结束了镰仓时代以来实行的公家、武家双重政治权力的体制和文化上推行的公家、武家二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完全实现了武家一统天下。在“织丰政权”的统治下，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作为解决万事”之本，强化武家政治形态，统制战国诸侯，确立武士与家臣的主仆关系，奠定了他们的霸主地位。在废除庄园制后，丰臣秀吉对全国土地进行丈量，将土地分为上、中、下、下下四等级，划分为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和小农土地所有，并完成了战国时代以来开始推进的兵农、商农的分离，确立了新的阶级身份秩序，建立了新的封建土地制度。同时，他们利用公家的传统权威，调整与公家的关系，照顾到国民对皇室的威权和神道的信仰感情，以树立“施政乃为天下万民”的形象，采取了修缮皇宫、建造社寺等措施，以博取所谓“万民之心”，稳定长期战乱后的时局。
丰臣秀吉于天正十八年（1590）封德川家康掌关东八州，同时于文禄元年（1592）为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发动了侵略朝鲜半岛的战争，最后无果而终。庆长三年（1598），丰臣秀吉逝世，德川家康进入伏见城执政。可以说，这一时代，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被称为“三雄”，在政治体制上，确定了中世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
在经济上，传入我国明代及稍后传入西方（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的技术促进了产业的勃兴。全国大量采掘金银铜矿，大力发展乡土产业，大规模开采林业等，日本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在京都、堺市的工商业者、手工业者形成一个新阶层，特别是富商阶层。他们被称为“町众”，成为支撑这个政权的基础。他们的结合，具有连锁的特征，运营自治的集团性生活，都市形成的条件日趋成熟。丰臣秀吉时代，开放港湾都市博多、堺市等，作为自由市场，推进海外贸易，特别是与我国明朝之间的贸易；开放许多重要城市促进国内商品流通，自由交易，并消除长期对中国货币的依存，利用开采的银铜铸造硬货币，建立日本国内法定的货币制度，进一步促进商业经济的发展。安土桃山·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小濑甫庵在《太阁记》中这样高度评价丰臣秀吉的业绩：“掌握天下，富溢四海，威秀古今。”可以说，“织丰政权”是在地方的封建体制和都市的商业经济的平衡点上建构和巩固其中央集权封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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