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宁覆灭，宣告整个辽东完全陷落，后金已可以直逼山海关威胁京师。而这三年里大明共向辽东派遣了十四名总兵（大明的总兵全国也就二十个左右）全部阵亡。朝廷上下已然惊慌失措。危难之时，谁将扛起明朝在辽东的大旗呢？
王在晋，字明初，万历二十年进士。初职为佥事兼摄沿海四道，“与倭寇战于海，货功升级受钦贲”。后历任兵备、巡抚、经略、兵部侍郎、尚书等，基本是从基层到中央的各种军职都干过，是个地道的军事文官。辽东战事起后，他担任登莱巡抚，至广宁大战时回京担任总理户、工、兵侍郎，专司负责辽东的军需供应。
熊廷弼、王化贞回京领罪后，王在晋自然就成了群臣眼里最合适的人选。很快朝廷提王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
王在晋上任经过实地考察后发现两个问题：第一，明军在山海关外已无要塞可守，短时间内想要收复失地近乎渺茫；第二，山海关虽然号称“天下第一关”，但防守时有硬伤，紧抱关门的欢喜岭远高于关城，敌人居高临下对关内一览无遗，若再架设大炮则城墙上将无可遮蔽。
王在晋觉得当务之急是将关外残存的明军全部收缩回关内加强山海关的防守力量，另外就是在山海关外围再修筑一道边墙为主的防御阵地，自八里铺起至海，将一片石、欢喜岭等险要之地全部囊括其中。
但是这个方案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原辽东各卫将领。因为他们的土地全部在山海关以北。所以这些将领不但自己高声反对，还联络朝中官员一起施压。不过兵部尚书张鹤鸣、蓟辽总督王象乾倒是非常欣赏这个方案。
在他们的带动下，朝内很多官员也积极响应，并做出了工程预算，造价约为五百万两。王在晋考虑到此时朝廷的财政困局，修改的预算规划，将工程分成几个阶段，这样前期费用降至九十三万两。
在战略上王在晋走的是类似熊廷弼的路子，觉得目前辽东已经无险可守，与其一味的兵马、钱粮、人力、建筑材料输送到关外，充当后金的运输大队，还不如先收缩回关内节约支出，积蓄力量，待山海关防线稳固，恢复实力后再慢慢向前推进。
就在工程将要开工之际，一个叫袁崇焕的兵备佥事坚决反对。他认为八里铺到山海关只有八里，起不到屏障山海关的作用，必须将防线北推到二百里外宁远，防线离山海关越远，山海关就越安全，京师也就越安全。区区一个四品兵备的反对意见，王在晋并没有理会。
然而袁崇焕却是一个认定了就必须干到底的人，见王在晋不接纳他的建议，就违反规矩越级上报给首辅叶向高，指责王在晋的错误做法。叶向高自知自己是个军事外行，在无法判断谁对谁的情况下，他将这事提到阁部讨论。这么一来就惊动了一个人，孙承宗。
孙承宗字稚绳，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在步入官场前他先后好几位朝廷官员做过家庭教师，后来兵备道房守士升任大同巡抚，孙承宗也随行至边关。在边关教书期间，孙承宗对军事产生了浓厚兴趣，因东家的便利，有了接触边关老兵、将领的机会，慢慢地对军务有了了解。
进入官场后孙承宗还是做着自己的老本行，教书。但是这次教的两人却与以往不同，朱常洛和朱由校父子。也就是说他成了光宗、熹宗两代帝师，关键的是他教得还非常成功。他的学生非常尊重和信任他，天启至死也没有改变过对孙承宗的称呼 –吾师。
天启即位后孙承宗就开始了如火箭般的升迁，先是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入阁，广宁惨败后熊廷弼、王化贞回京待罪，兵部尚书张鹤鸣自请至山海关巡防。兵部出现空缺，天启立刻就任命自己的老师为兵部尚书，此时的孙承宗距离权力的巅峰也就只隔着一个叶向高了。
了解王在晋与袁崇焕的矛盾后，孙承宗请命至辽东实地决断。正为辽东发愁的天启非常高兴，加封孙承宗为太子太保，并赐蟒袍、玉带等。
孙承宗到山海关后，袁崇焕立刻向孙阁老进献了他更为雄心勃勃的方案：“在宁远驻扎五千兵力，以壮十三山的声势，然后派遣将领带兵去救援十三山。宁远距离十三山只有两百里，可以轻易占据锦州，如果不行再退守宁远，怎么能放弃十万难民？”
防线一下又向北推了二百里。孙承宗当即采纳了袁崇焕的建议，派兵前往宁远并救援难民，但是救援失败，十万难民只救回六千。然后孙承宗会见了王在晋，也就有了那段比较著名的对话。
孙承宗问：“单单八里则筑两城，旧城的绊马坑、壕沟、空营就在城前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军应该不下四万人。该四万军一旦败退而敌军尾随而来，则两城之间的地雷、绊马坑、壕沟就相当于专门为自己人而设，关门之北为山，关门之南为海，无旁路可走，敌军将该四万之众围堵于旧城之下，既不能开关门接纳他们，又不能闭关门见死不救，彼时，只恐城中惊溃而导致士气丧落也。”
王在晋回答：“关外已开通三道关供他们进入，并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以接应他们。”
孙承宗又问：“兵法上说，置之死地而后生，仗还没开打，就修筑营寨以接应溃军，那么他们哪里还有必死的斗志？”
王在晋回答：“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王在晋的意思是军队多的是兵油子，平日只管领军饷一打仗就开溜，督战也挡不住。而且战场上军阵一乱，督战的也会跟着跑。所以，设重城一方面可以稳定军心，需要时关闭三道关门，重城之间的地雷和壕沟既可拦截敌军，又可以阻止士卒往回逃，八里铺的士兵就只能死战到底。）
孙承宗“遂无以应。”
对话完毕，王在晋从孙承宗的问题里看出了他还是纸上谈兵的愣头青。
士兵都是人，不是机器。三道关有关口在士兵知道还有生路，不然谁会愿意去守死地？而且关口控制权在指挥官手中，开则生，闭则死，将领们可以凭这个逼迫或者说诱使士兵死战。
就像当年于谦在北京城外率领已经被土木堡吓破胆的明军击败也先，靠的不是后队斩前队的督战队，而是关闭北京各门，不胜就不得活着回城。何况明军自萨尔浒开始，战场上溃逃时什么时候关心过身后城池远近？广宁之战时的祖大寿还嫌广宁太近不安全，跑到二百多里外的觉华去了。
这次巡防山海关对帝国的影响极大，首先通过这次巡防孙承宗意识到熊廷弼是有预谋的撤退回山海关（在前一篇文章里有详细说），导致了熊廷弼被处死，明朝失去了一个最有能力消灭后金的人才。
其次孙承宗认为王在晋实际也是在走熊廷弼的老路，嘴里说着待到实力恢复后再收复辽东，实则是已经决定死守山海关不出了。于是他决定搞掉王在晋，自请经略辽东，重建辽东防线。
孙承宗的决定实际就等同于天启的决定，很快王在晋就被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明代官员被平级调到南京相当于退休但享受原职待遇），朝廷也跳过会推程序任命孙承宗为辽东经略。
孙承宗的思路就是将防线直接从山海关前推到宁远，修筑宁远城，并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的城池、堡垒，待这二百里的关宁防线构建完善后，再将防线向前二百里推到锦州，构建二百里宁锦防线。一句话修堡垒，修到努尔哈赤老家去。
孙承宗的策略单纯从军事上来说，最多也就责难其过于保守，费时费力，依仗明朝雄厚实力确实可以生生耗死一个刚刚走出山野的小部族。然而孙承宗却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此时的明朝还有雄厚实力么？
王在晋出任辽东经略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上疏天启：“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在王在晋看来决定明朝生死的不是后金，而是自身的虚弱。所以当下只能关起门来，多调养，少折腾，等有实力了再征讨。
历史上此类先例比比皆是。西汉初期忍受匈奴的羞辱，韬光养晦，然后有了霍去病的封狼居胥，也才能留下陈汤的名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刘秀建立东汉后，面对匈奴的侵凌，也是收缩防线撤回居庸、常山以东，尽量避免战争于民休养生息。然后才有了窦宪的勒石燕然；唐初面对突厥的不断袭扰，李世民不忍受渭水之耻，会有后来的令颉利可汗于唐宫献舞么？
中华皇朝的优势是幅员辽阔、人力充沛，战略纵深大、耐受力强，力量一旦积蓄起来则无人可敌。而劣势也是因为自己庞大的身躯导致耗费巨大，一旦供给失衡内部就会爆发动乱陷入恶性循环，就算无外敌也会自我毁灭。
自孙承宗上台，辽东的军队从五六万扩充到十四万，从八里铺到锦州修四十七个城堡、台数百座。辽东每年耗费军饷近六百万两，当时朝廷岁入才三百余万两根本就入不敷出，天启朝只得年年加派辽饷。
到了天启六年辽饷已经增加到七百多万两，即便如此天启七年朝廷的亏空还是高达一百六十多万两。对于我们现今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些数字，对于大明王朝来说，这意味着成百上千万的子民卖妻鬻子没有饭吃，他们之中又会有多少人宁愿活活饿死，也不向朱元璋学习呢？
远在南京的王在晋上疏道：“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不能战而胜之而盲目前出，只会把自己耗死。
孙承宗的搞法很快就激起了朝臣的强烈反对。群臣纷纷指责孙承宗这么搞下去还没有征讨后金，就被自己生生耗死了。面对群臣的责难以及现实的财政困境，孙承宗只得调整了一些策略，遣返从其它军镇调来的士兵，改征辽兵并以土屯土，这就是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政策省下多少钱，他自己向朝廷的汇报是：“官兵屯田五千余顷，官屯银一十五万有奇，塩钱利银三万四千有奇，采青省饷部银十八万。”虽然相对于每年五六百万的开销来说杯水车薪，但是好歹是省了一些。
但是这个辽人守辽土就比较祸害了。外地士兵来辽东服役，只要不把士兵饿死，而且大致能按时发放军饷士兵们就会老老实实当兵打仗，不会冒险逃亡。因为离家数千里死在逃亡途中的几率很大，其次就算逃掉了朝廷也会依军籍找到老家的亲属抵罪。
而对辽东本地人来说，因战争朝廷已然失去了对辽东的控制能力，跑回去大几率无人来抓。明代发生长时间战争的地域，当地籍士兵逃亡的几率远高于外地籍。
再说屯田，明朝自中期开始军卫的田地基本已经沦为将领的私产，各级将领家丁的多少完全取决于他能控制多少土地。而武将的地位又是靠家丁的战斗力（实际也就是人数以及装备）决定，所以武将最亟需的资源就是土地。
辽西籍的武人是极其赞同孙承宗的“以辽土养辽人”，前面提到孙承宗在关宁锦防线上大量修筑城池堡垒，辽西籍的武人对这种基建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因为修建城池堡垒就要驻军，驻军就可以屯田获取土地，有了土地就可以扩充家丁……
很快辽西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大地主。但是报屯田产量时，那自然是各种原因入不敷出,非但原定的军饷不能少，本地士兵屯田拖家带口所需的安家费、耕牛、农具等等朝廷也是一分也不能赖。结果朝廷负担没有减轻，反而更重。
而辽西的将门在海量资源的养育下，迅速膨胀，很快就到了朝廷控制不了的地步（这些孙承宗后面会亲身经历，不知他当时作何感想）。而且辽西将门拥有了大量私军和大量土地后，更加不愿意离开辽西，导致朝廷在辽东的政策被他们绑架，后续想撤都撤不回来，想裁掉以缩减军费开支也裁不掉。
为了养活这十几万人，朝廷只得让西北数千万人自寻生路。没有饭吃的人能寻出什么生路，老朱家应该是最清楚的。
面对沉重的财政压力，孙承宗也意识到了巨大的责任。他选择的办法却是辞职。自天启二年上任到天启五年离职，他前后上疏朝廷的辞职申请有近二十封。最早的是刚上任一个月，多次上辞表不被批后，孙承宗来了招狠的。天启三年十二月，孙承宗上疏，认为辽东同时有总督和经略指挥冲突，应该裁撤总督、经略另设大总督代替。
鉴于朝廷（尤其是天启对他的信任）有可能让他升任大总督，他预先提了不少条件，不受兵部节制、诸事直接圣裁、廷议不得妄议边事。然而他还是小看了天启对他的信任，他的所有要求朝廷都下旨同意了。到了天启五年，大总督在一至四月连上奏疏请辞，天启的答复是：“览奏，知卿已出视事，朕心嘉悦，还须振起精神，鼓舞将士，矢图恢复，蚤奏成功。”
朝廷不给机会，后金给机会。天启五年七月，辽东总兵马世龙上报说，有个之前投降后金的辽民叛逃回来说后金正在耀州修城，城墙还没有砌好，里面只有三百人后金兵，而且是奴酋的四儿子莽古尔泰在监工。如果明军这个时候渡河攻击耀州，那里的辽民愿意里应外合，擒杀莽古尔泰归附朝廷。孙承宗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决定集中大军一举拿下耀州。
因为准备活动折腾得太大，朝廷内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事儿，不过绝大部分人都觉得集合数万大军对付一个只有几百后金军的小城，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但是远在南京的王在晋却断言孙阁老出兵必败。
他的依据是袁崇焕几乎同一时间的一份报告，时宁远巡抚袁崇焕报：“川湖兵以索饷为由胡乱杀人，殴打将领，结队不散，不过是因为少给了他们二三分马料钱，就妄称三个月没领饷，真是无法无天了。”
王在晋远在南京为什么对辽东的情况这么了解，这要归功于明代的邸报、塘报系统。这个系统可以理解为朝廷的内部新闻系统，将境内各类政务、军务系统性的告知官员们。优点是朝廷官员可以及时、全面地了解国家内部信息。缺点也是一目了然，朝廷几乎没有秘密可言。
军中的马匹不是士兵的私产，只是少了二三分马料士兵绝对不会闹成这样，真正的原因是这些兵油子不想被孙阁老派出去打战，找借口闹事以便不被派遣。这样的军队派出去打仗必败。
然而孙承宗主意已决，八月二十四日大军开拔。二十七日鲁之甲、李承先率领先锋营抵达三岔河，但是负责接应渡河的觉华岛水师（由游击金冠率领）却没来。原地等了两天，马世龙率领的大军也来到了河边，三人一碰头觉得金冠是不会来了。但是马世龙不甘心就这么空手而回，于是下令就近征用民船过河同时架设浮桥。
找来的船又少又小，每次只能运二十几人过去。只能一边船运一边搭建浮桥，就这么折腾了四天，浮桥算是搭好了，明军前锋营数千人很快就到了河对岸。但是明军折腾出这么大动静，后金早就察觉了。
三百后金军趁明军还在渡河的混乱状态，一个冲锋就彻底击溃了明军，两岸数万明军一哄而散，落河者、自相践踏者不计其数。鲁之甲、李承先未能逃过河去，死于乱军之中。而战败的消息很快在辽西传开，大凌河、松山、宁远甚至是山海关都有大量士兵逃亡，这就是数年耗费朝廷数千万两白银的成果。
捅了这么大的篓子，天启也无法再维护孙承宗，只得同意了他的辞呈。孙承宗也就此离开了辽东舞台，但是他培养出来的辽西将门却在一个人的帮助下彻底绑架了朝廷在辽东的策略，持续不断的往辽西砸钱修城。
这些吸食朝廷血肉的蛀虫，非但没能护卫住明朝，连辽西也守不住。崇祯自杀前山海关以外只有吴三桂把守的宁远这一座孤城（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孤城，宁远周围几个屯城也丢了）。
明朝覆灭后辽西将门更换门庭和辽东三矿徒（也是有名的三顺王）一起征战关内，扶起满清。 想必孙承宗被后金围困就义前应该是明白了熊廷弼的“辽人不可信”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对于王在晋因为他出任经略还没有开始实干就被孙承宗搞掉，我们也无法断言他是否比孙承宗更胜任这一职务，大家各抒己见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