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遗民黄宗羲所撰的《明儒学案》共六十二卷，该书所列，初期以吴与弼、河东薛瑄、白沙陈献章为主；中期以姚江王守仁为主；末期以东林顾宪成、蕺山刘宗周、富平李因笃、周至李禺页、和川戴务旃、彭城阎尔梅、番禺屈大均等人为主。

《明儒学案》所论的夷夏之辨本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关目，每逢改朝换代之时，中国的士子们就要经受一次煎熬，尤其是被异族取代时，这种煎熬更是格外痛彻。与以往不同的是，明末清初这一次，中国儒生们遭遇了更大的困境。

1660年，51岁的黄宗羲，度过了自16年前“天崩地解”以来，最为舒缓、悠闲的一年。这年8月至11月间，黄宗羲上庐山，览胜景，结交吕留良等民间抗清义士，与方以智、阎尔梅等遗民彻夜长谈，又到曾和清军激战过的铜陵等地凭吊。
而后，这个曾经在大明刑部大堂上锥刺杀父仇人、在舟山孤岛上与“鲁王”朱以海“落日狂涛，君臣相对”而甘之如饴，更曾组织“世忠营”与满清铁骑直接搏杀的血性文人，回到浙东余姚四明山下故乡的“龙虎草堂”，坐守“辛辛苦苦一茅堂”“三间矮屋盖芦花”。
生于宦竖当道、缇骑肆意驰掠的晚明，17岁时父亲黄尊素被害于锦衣卫诏狱，而后王朝崩塌、胡骑北来，呼啸席卷，神州易主。于剩山残水间，黄宗羲奔走抗争半生，他曾劈波斩浪冒死投奔的“鲁王”，却早在十年前就已云消烟散。
至前一年，清军荡平云贵川广，南明永历小朝廷几近土崩瓦解；郑成功、张苍水会师北征，也终以全线溃败告终。而弟弟黄宗炎的四明山立寨抗清，更是被清军一击而溃。复国已然无望，黄宗羲只能徒作“潮息烟尘之叹”：“五十栖迟一老生，残书破砚日纵横。深山雪合无人迹，终夜风来只虎声。”
抛开金戈铁马，只不过是藏起了国仇家恨。黄宗羲自称“留得残年事耕耘”。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著述生涯：《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
此时的黄宗羲，认为武力推翻清政府已经不可能，那么，只能著书立说、培养学生，从理论上消解满清政权的合法性。
“夷夏之辨”本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关目，每每改朝换代之时，中国的士子们就要经受一次煎熬，尤其是被异族取代时，这种煎熬更是格外痛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儒生们遭遇了更大的困境。
以武力夺取天下后，清政府也在努力建构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修《明史》时隐没满清先人隶于明朝的事实、强调满清入关是“为故明复仇”之外，更为重要的，则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同时证明，其“治统”与汉族士人心目固有的“道统”合一，从思想文化上颠覆他们的“夷夏大防”观念。
于是，从康熙开始，满清便一改此前主要以军事征服和民族高压而立威的偏狭政策，转而着手“文化”道统的重构。1668年4月15日，刚刚亲政的康熙帝，首次率礼部诸臣前往国子监视学，以示“尊孔崇儒”，第二年，康熙帝又颁布以“敦孝悌，重人伦”等儒家价值为核心的圣谕十六条。
到康熙十六年，康熙帝更是藉着《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之机，更为明确地宣示“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
治教合一，无疑在深层意义上契合了儒家的理想境界，而为一般士大夫所乐于接受。
较之王夫之的决绝、顾炎武的平稳，黄宗羲的回应可谓通达。除了拒绝出仕、保证大节无亏外，并不干涉子弟门人参与清政府的活动，而他自己也不拒绝与一些清廷官员的交往。
通达之外，黄宗羲有着比同时代人更广阔的眼界。 他的思考显然已经越出了一朝之兴亡：“为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百姓之忧乐”。
然而，时人并未真正认识到黄宗羲思想的闪光，他们看到的，都只是黄宗羲突然放弃武装抗清，终日埋头著书，还和清廷官员姜希彻等人一道创办书院，后来甚至对清政府的一些朝政、举措表示有限度的支持和首肯。
在此后撰写的文章里，他几乎全采用了康熙、顺治等年号，并称清朝为国朝，甚至直称“本朝”。对于康熙帝，黄宗羲也多有赞美之辞，称“今圣天子无幽不烛”“天子留心文治”。
无怪乎，曾经的同袍、密友，都不理解，其中还有一道出生入死的亲弟弟黄宗炎、黄宗会，人们一度甚至怀疑黄宗羲已经“变节”。
同为抗清志士的好友吕留良，便因此与黄宗羲绝交了。吕留良曾参加过清廷的科举，受黄宗羲的影响后放弃了。然而，正当吕留良想在武装反清事业中再有所图时，黄宗羲却开始教育子弟参加科举，自己也不拒绝与清廷官员往来，两人的决裂之因，由此种下，后来吕留良大骂黄宗羲“议论乖角、心术锲薄”，黄则称吕留良是“石门一狂子”。
吕留良渴望邀友归隐，其《藕耕诗》写道：“各有好山思便住,竟无长策老相催”。黄宗羲则在《宋石门画辋川图》诗中答复称“吾家二百八十峰,九题皮陆唱和始”，委婉谢绝了吕留良归隐共居的邀请。
对归隐态度的分歧，尚未影响两人的友谊。但后来黄宗羲在《复秦灯严书》中，与吕留良同和《种菜诗》，更反映出两人的人生态度已然有别：吕留良在眼看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即全力投入到程朱理学的研究与推广中，并与清廷采取对抗态度。而黄宗羲已由早年的积极抗清，转向了著书立说，并对清廷的态度有所转变。
步入知天命之年后的这种变化，或许正是黄宗羲的通达之处。
事实上，黄宗羲终其一生屡屡拒绝清廷征召，于大节上并无可指责之处。
关于坚定不仕的心态，黄宗羲在《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一文中阐述得很清楚：“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显然，他将“不仕”作为遗民的最高原则，至死未曾动摇。
黄宗羲1695年去世，享年86岁。
寿则多辱，历史给予黄宗羲误解、煎熬中的漫长人生，而他回报历史的，却是泽被千秋的文化长城。其后半生的矛盾心态及对清廷的有限认同，正是在清政府文化消解政策面前，整体汉族士人群体挣扎、犹豫、徘徊的写照。
如此，或能理解黄宗羲临终时但求死后尸骨速朽的奇特遗嘱：要散发，不绑辫子；要裸葬，不穿满族的异族寿衣；要躺在石棺里，期待迅速腐烂。
在黄宗羲心中，他的一生是失败的：父亲被杀时，他没能陪伴一起对抗；老师刘宗周绝食身亡时，他又为了抗清匆匆离去；朋友们在抗清战役中殉国时，他依然苟活了下来。他战斗过、抗争过，却没有死在沙场，而是活到80多岁的高龄。他晚年的事业也不为世人理解……
黄宗羲去世时，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同袍故友，以及齐名的同时代遗老，多已作古。连比他小20岁、先志同道合后又恶语绝交的吕留良，也已在1683年去世。
然而，正是这个只活了55岁的江南才子，将明遗民的精神抗争史，延续到了身后数十年。
就思想而论，尊朱辟王的吕留良，并没有比黄宗羲或王夫之见识更为高远之处，然而吕留良对“立志重节”看得极重，“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
在他看来，夷夏之辨、民族气节，不仅是天下域中第一事，更是做人立身的根本。正因此，在他开始质疑黄宗羲的气节时，两人的友谊便已经出现了不可修复的裂痕。
吕留良还反对尊君卑臣，皇帝与臣子的关系，不能同父子关系一样，而应该以义为重。他认为臣之侍君，在于“谏行言听，膏泽下民”，而不在高官厚禄，对于“只多与十万缗塞破屋子，便称身荷国恩”的人，极为鄙夷。
这种异端思想，对立根未稳的清王朝来说，不亚于洪水猛兽。
火种播下，终有燃烧之时。令他在身后数百年间名扬天下的，却是去世49年后的那桩著名“文字狱”：吕留良去世后，其弟子及湖南人曾静等人崇奉其说、为其广播，后曾静策动川陕总督岳锺琪反叛，被告发下狱，甚至牵连吕的两个学生也成为满清屠刀的祭品。
这起文字狱不但牵扯到反清宣传，还有实际的谋反动作，更引起了雍正皇帝以万乘之尊亲自操刀写出奇书《大义觉迷录》为自己辩解，与吕留良辩论。
死去数十年的吕留良，令满清皇帝极为恼火：康熙时代的“朱三太子案”，雍正时期的曾静谋反案，乾隆时期的齐周华反书案，都与吕留良有着直接关系。满清朝廷全盛时期的三个皇帝都被这个只有一支秃笔的文人所折磨。于是，曾静案发后，吕留良被剖棺戮尸，后人60余口，则被发配北疆。
诡异的是，当清廷打开吕留良棺椁时，赫然发现其尸体上盖着一块红绸，红绸上写着“重见天日”。火种确实从未断绝。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兼国学大师的章太炎还特地赶赴东北寻找吕氏后裔。他看到，吕家子孙在寒苦之地仍然秉承着祖先遗训：“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初，开原、铁岭以外，皆故胡地，无读书识字者。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
主要参考资料：《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思旧录》《吕晚村先生文集》《东庄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