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那是个特别又寻常的夜晚。有着朦胧的月色，那月光真是朦胧啊。云彩匀匀地敷满天空，月亮在云背后怯步穿行……已然是下半夜了。没有犬吠。没有风吹。安宁河谷是异常地安谧，能感到河水在夜的底部重浊喘息。这个时候，你爸爸，从建在高旱地上的一间土坯房里走出来，深一脚又浅一脚，走出夜的深处，穿过夜，再去到夜的深处。他要到遥远山边的一个村子里，去请接生婆。”（引自蔡应律《感谢生命》）
是的，那是个特别而又寻常的夜晚。其特别在于，一对年轻的知青夫妇，在毫无思想准备且毫无物质准备的情况下，将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说这个夜晚寻常，那是因为在偏远山区的乡下，女人生娃就像母鸡下个蛋，根本就不算个事，没啥好大惊小怪的。
年轻的父亲没有找到接生婆，只好求助于生产队长王妈。家徒四壁，没有酒精，也没有烧酒。王妈，一位贫苦的、满脸满手臂全是深褐色老年瘢的乡村老人，持一把乌黑的铁剪，举到煤油灯上去烧灼。烧过一面再烧另一面，再翻过来。然后，把母亲和女儿剪开了。
那一对年轻的知青夫妇，丈夫叫蔡应律，妻子叫俞秉秀。他们的女儿叫蔡萌。
如今的年轻父母，怕是很难想象那个夜晚“恐怖”的画面。
多次听老蔡讲过他的知青生活，加上我也曾经是金堂县老牛坡的插队知青，没有理由对西昌知青博物馆不感兴趣。同行的黄敬光系农家子弟，当年有幸成为一位女知青的学生，他也希望进一步了解知青。请老蔡陪同前往，或许他不想触碰早年的记忆，说是懒得动，一口拒绝了。
人老了的确懒得动。晚餐家鸿正式给我们接风，席间沈毅提起去冕宁参加文学活动的事，几乎是在央求，老蔡半天不为所动。我在一旁猛敲边鼓，这才松了口。酒席结束，老蔡的铁粉杨培金先生提出次日下午到邛海边晒太阳喝茶，晚上吃鱼，邀请对象自然包括我和敬光。原计划如果不去知青博物馆，第二天一早便去会理，答应了培金的挽留，再次提议老蔡带我们去知青博物馆，他终于同意了。
知青博物馆地处远郊月华乡，是个十分清静的所在。
感情复杂却又波澜不惊，随了1964年下乡的知青老蔡，放慢了脚步，轻手轻脚步入了以红色为基调的博物馆，步入了一段众说纷纭的历史。
所谓众说纷纭，盖因成功者为之自豪，曰“青春无悔”；落魄者则“不堪回首”，自称“被耽误了的一代”；更有平庸者需要骄傲，每每怀念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似乎在那广阔天地，曾经真的大有做为。而历史的真相是，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要升学，要就业，偏偏无学可上，无业可就，不找个理由和地方安置他们，对社会稳定将造成巨大的冲击。
博物馆广场前方，一组醒目的雕塑吸引了我。巨大的背架子，十字镐，埋入黄土且已残破的眼镜。按雕塑作者的解读，背架子、十字镐代表了知青们的劳动场景，埋入土里的眼镜则象征着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历史背景，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象征着知青们拓垦的精神和对那段艰苦岁月的集体记忆。
久久伫立雕塑跟前，一时浮想联翩。
读了五年小学，上了一学期初中，我当知青那年才15岁零两个月，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更不会干农活。我们是插队落户，两房，里间是卧室，三个知青挤住在一起；外间，黑洞洞的灶房一字儿排开三口大灶，各做各的饭。好在做那种饭没什么技术含量，早餐玉米红苕糊糊，午餐红苕玉米糊糊，晚餐玉米红苕糊糊。没菜，往糊糊里放一点点盐。偶尔会到大队支书家讨一点泡萝卜，黑乎乎的，酸得死人。毕竟尚未成年，不懂事，从未想过一辈子当农民的苦，只晓得眼前没有父母管束，活得喜喜欢欢，无忧无虑。两年后，新鲜劲刚过，当兵去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学会吃苦耐劳的同时，学会了抽叶子烟，喝酒，随地吐痰，说与性生活有关的笑话。这并非诋毁贫下中农，在那个闭塞的山沟沟里，文明的阳光照不进去。日子单调，沉闷，婆娘们在田埂上日妈捣娘骂大街，说不定就是一种乐趣。
老蔡才是真正吃过苦、并且真正懂农民的人——不，这个说法不对，当时的他已经是农民，已经在农村扎根且已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了。
激情燃烧有没有？有。但只是有过。激情燃烧之后是什么？是挣扎。毕竟知青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毕竟他们或多或少受过教育，毕竟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当时那个世界尽管落后，仍然比乡下精彩。毕竟，就算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也渴望有一天脱下“农皮”，跳出农门。后来的百万知青大返城，以及更后来的农民打工潮，最能说明当年知青的处境。
而且，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雕塑中那副残破的眼镜，其寓意是不是还可以解读为知识的破碎？理想的幻灭？文明的沉沦？
换一个角度，知青又成了文明的种子。黄敬光的老师便是知青。那时的农村，小学毕业生教小学，中学英语老师不认识英语字母，全靠热炒热卖。正是前来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填补了师资的巨大空白。他们教给孩子们的不仅仅是课本上的知识，还有审美，还有卫生习惯，还有孩子们无法想象的“见识”。敬光后来以极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四川师范大学，并成为一名优秀的师范教师，难道不是当年的知青点燃了他最初的梦想？
博物馆内有8000多件文物，其中就有老蔡夫妇的179件。
老蔡在一个木箱前停下来，面露得色，介绍道：木箱是结婚时知青同伴送的礼物，柏木打造，未经油漆。为美化这口贵重的箱子，他千辛万苦搜刮到三种颜色的油漆——真的是在桶里碗里刮底子，刮了又刮地搜刮。箱子不大，单一颜色的油漆却不够，便充分发挥想象，中央漆成绿色，长方形；绿色外围是红色，箱子的八个角则漆上金黄色云纹，算是“黄铜皮包角”吧。数十年后，年近八旬的主人向这口花箱子俯下身来，赞叹不已。与木箱并列的铁灰色的书架，同样是老蔡的杰作。“一整块木板，不多不少，而且没有剩丁点边角余料，我都不晓得是咋个做出来的。”老蔡再次俯下身来，啧啧赞叹。
那些年用来装衣物、装书，不是纸箱就是肥皂箱。一口木箱，一个书架，对一个知青家庭而言，已经是相当奢侈的家具了。
老蔡夫妇捐献的文物还多，夫人当年的奖状，夫人绣的定情手帕，领袖像章，写满豪言壮语的日记，等等。
说话间老蔡停留下来。他面前的墙上，是一张巨大的《凉山日报》。通栏标题：《那一页沉重的历史》。仔细看，是《凉山日报》周末版的头版头条，时间是2010年7月8日。作者，蔡应律。
老蔡的表情变得凝重。沉吟半晌，才缓缓讲述了发表这篇文章的经过。
离开“报纸”，转身，斜对面墙上，一份放大了数倍的简介吸引了我：
《西昌县涌泉街的老知青们》。
1964年秋，29名涌泉街的知青下放到河西公社二大队二、四、五、六四个生产小队，年龄为14至36岁。14岁！这个数字在我心里狠狠地扎了一下。当年的知青，还有比我年龄小的。再看下去，“其中轻度智障1人……文盲5人。”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文盲，怎么可以是知青？
思绪回到了老牛坡。继我们三个读过半年初中的知青之后，又来了小学文化程度的知青；小学知青之后，来了个50多岁的“老知青”。“老知青”就是个文盲。当时的背景是，知青下乡之后，城里仍然有不少没有固定工作的社会闲散人员，于是又产生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些人也就一批又一批被驱赶到了农村。那么，1964年西昌涌泉街的那些个文盲，是否也有着精简或下放的影子？
继续看：29名知青后来有9人就业（其中4人下岗），8人英年早逝，2人（男性）终身未婚……
我久久无语。用众说纷纭概括那一段历史，太草率了。
蔡应律先生在《那一页沉重的历史》中写道：
“历史”一词令人敬畏，其实，博物馆这一收藏、“供奉”人类历史的精神文化设施，同样令人敬畏。原因在于，客观、真实，是博物馆的根本和存在理由。而真实的东西，才有力量，也才具生命力。能建知青博物馆，真实再现那段沉重的历史，正是社会自信的表现。何况，历史，并非仅指已经逝去的人事。历史由过程构成，而我们就生活在此过程中，我们今天的言行和思考，无一不在书写历史，并最终会在“历史”这本大书上“存档备查”——想想看，走进博物馆，我们在打量前人留下的足迹，或敬重，或轻鄙，或叹息；而我们自己，能以怎样的一个背影，留给后人去阅读呢？
他说出了我特别想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