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 第六章 从上海到厦门
快到年根的时候,高新刚急匆匆地从成都回到了乌鲁木齐,想着和家人一起过个年。舅舅照相馆的工作自然不会再干了,而冷雪梅那边他也不想再去招惹,免得生出其他的是非来。
新年一过,高新刚又一次买了可能是当时全国最长的直达铁路旅程的票——从乌鲁木齐到上海。具体的里程数字他并不知道,但他知道一点,那就是从乌鲁木齐到北京和从乌鲁木齐到南京是一样的三千八百多公里,而要到上海,还要从南京再过去五个多小时的车程。他曾经到过南京,那还是他刚被调到工程科时单位安排的一次学习,为期一周,内容是水库信息管理系统,是南京水科院的几个人开发的一个dBase数据库。那趟学习期间,他抽空去了无锡看了大姨,到常州看了一个同学,课基本没上,因为他觉得那东西就是华而不实,没什么用处。上海他还从未到过,这个充满传说和魅惑的城市,二十多年以后被称为中国的“魔都”,对他还是一片空白。
他对上海的所有印象一部分来自周围的上海人,小学时的同学,父母家楼上的上海知青邻居,还有一部分来自电影,尤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制作或翻译的中外电影对上海的身份拼凑。象一个大拼图似的,各个零散的部件在潜意识中拼成一个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万花筒。他很奇怪,上海对他并没有多少的吸引力。一方面,上海话这个方言咿呀难懂;另一方面,上海人的精明和小气也是远近皆知。对上海人的调侃甚至是贬损在他的生活场景中已经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了。他不觉得有了解上海人的必要,可能是一种相同的心理的内在逻辑在起作用,就象遭了报应一样,许多年以后,上海人借着周姓艺人的所谓海派“清口”而自娱自乐,傲然睥睨全国的“乡下人”“江北佬”。
其实,高新刚是不解风情的。他反省原因,应该是因为他不认识也没接触过上海的姑娘。上海女人,在他的记忆里,不是女特务,就是资本家的姨太太,与劳动人民的家庭背景八竿子不挨着。尽管是荧幕上的形象,可已经覆盖了生活真实的全部,或者说是浓缩,再回复到生活的本源,就未免显得苍白和乏味。他不关心上海的街景,也没有游览外滩和南京路的兴致,他只想着此次的目的地——厦门和旅行方式的变换,这次要不同以往,他要乘船,火车已经坐腻了。
下了火车,他就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宾馆。由于心情不错,他破天荒地和前台的收银员姐姐(貌似三十多岁,人很漂亮)挑逗似的开起了玩笑,睁着大眼楞说给人家的五十元是壹佰元,由此让收银员姐姐对他印象深刻。望着他略带坏笑的脸,漂亮姐姐旋即领会了他的挑逗意味,说给他一个三人间,通常这是包间,不拆零,不对散客的。这是十五块钱一个床位的三人间,他预定了三天。他谢过漂亮姐姐的照顾,拎着行李住了进去。他后来知道,象这样的价钱,按当时的行情他只能住闸北小旅馆的地下室,而且是通铺。
从上海去厦门的海轮一周只有两班,距最近的一班还有三天。坐船要到十六铺码头,从宾馆到码头乘公共车也要一个多小时,高新刚事先熟悉了路线,他怕到时着急忙慌,耽误了行程。
乘船从上海到厦门要三十多个小时,与乘火车也相差无几。那时的鹰厦线好像还是单线,火车在闽北的崇山峻岭中穿行是很费周折的。
三天后的清晨在蒙蒙细雨中,他从十六铺码头登上了“创业轮”。舱位是五等舱,是最底层的大统舱,铺位是上下铺,与他在大学寝室的上下铺位相仿。透过舷窗向外看去,海平面刚好在舷窗的一半位置。在他看来,轮船上最低档的五等舱也胜过火车的硬卧。往上一层是四等舱,然后再往上依次是三等舱,二等舱,头等舱。三等舱地面就在甲板以上,有点类似火车的软卧。除了在自己的铺位上躺着,高新刚更愿意到甲板上散步,呼吸着海面上带着潮湿和咸腥的空气。
在薄雾朦胧的东海上,看着天边熹微的晨光逐渐在缀着星光的沉沉夜幕下泛起,然后渐渐弥散开去,一轮红日起初象橘红色月牙似的渐渐升起,并不夺目刺眼,在雾气的腾挪和映衬下一点点跃离地平线,终于显出完全的圆形。此时它才突然变得光明耀眼,射出万道金光,不可直视。轮船的汽笛适时地拉响,声与光完全填满了他周围的空间,让他置身其中,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信心。
轮船是转天中午过后靠的岸,高新刚踩着跳板从船上落脚到厦门码头的那一刻,一段新的人生正式展开。
天气尚好,太阳高挂在中天,一如在北方盛夏时的模样,但并没有那种强烈的暴晒感,也没有南方地区通常的湿热,毕竟只是初春时节。拿着公司寄给他的信函,循着地址,从码头步行十多分钟就到了蔬菜公司的办公地。公司的大门临街,实际上是拱形的门洞,没有门扇。进去是一片尚算空旷的空地,地上随处可见散落遗弃的菜叶,空气中弥漫着菜市场特有的腥臭和别的说不上的气味。空地的四周被二三层的小楼连绵不断地包围着。所有的一层房间都象车间一样大门敞开,里面能看见成堆的麻袋和磅秤,还有成筐的装着绿叶蔬菜。
这个时点实际是公司的工歇时间,最忙碌的时候是凌晨的两三点,到了四五点钟,一天的蔬菜批发售卖工作事实上已完成,而到了六点钟正常上班人们起床的时候,蔬菜公司的人们已干完了当天的大部分工作。这是与高新刚过往的生活作息迥然不同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