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她从被窝里爬起来,光着脚走到窗边。
他在南半球出差。视频接通的时候,那边正是傍晚,他坐在阳台喝酒,背景里有棕榈树的剪影。
“你那边多少度?”她问。
“二十八,舒服得很。”他把镜头转向夕阳,“你呢?”
她把镜头对准窗户。玻璃上结了一层白霜,透过霜花能看见路灯昏黄的光。她缩着脖子,把睡袍裹紧了些:“零下十二。”
他在屏幕那头笑起来,笑声通过一万公里的光纤传过来,有些失真。他把手举到镜头前,张开五指:“你看,我手背都晒红了,下午在海边跑了五公里。”
她也把手贴到屏幕上。隔着玻璃,隔着太平洋,隔着十二小时的时差。她的手冰凉,他的手温暖,却贴不到同一个温度。
“你该睡了。”他说。
“你该添件衣服。”她说。
挂断视频,她没立刻钻回被窝。窗上的霜花正在蔓延,一朵一朵,无声地开。她想,等天亮了,太阳出来,霜会化成水。等春天来了,零下十二度会变成零上十二度。等他回来,二十八度的掌心,能捂热她冰凉的脚。
温差大。
但总会变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