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之间，文法吏是官僚行政的承担者及代表者，武帝时，独尊儒术，大量儒生进入朝廷，与文吏相峙。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东汉，出现了新的官僚势力，即士族门阀。

官僚阶级的士族化发生在东汉。

古义的世家指世世有禄秩之家，也就是世代占有禄位的家族，禄位是一种政治权势，若把社会权势也纳入观察，则社会权势既可以来自政治地位，也可以来自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世家”类型是多样化的。士族的特征就是“士”与“族”的结合，他们拥有着雄厚的文化，而世代居官由此建立崇高门忘望。士族是一种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性现象。

一 豪右

战国秦汉发生剧烈变动，周代的世卿世禄传统出现了断层，整个世家出现了“空白期”，社会一度呈现出鲜明的平民性。西汉开国高祖皇帝便是底层出身，从龙功臣也往往出身于“亡命无赖之徒”。西汉不怎么讲究门第，权贵不乏起家卑微者，但到了东汉则完全不同，所谓“春秋之义，娶先大国”，族姓、门第的观念渐渐浓厚起来。

豪右源于两汉地方大姓势力，他们是在宗族乡里基础上野蛮生长起来的，在西汉，由于大土地所有制发展不够充分，豪右现象因此不甚明显，到了东汉，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大大发展，豪右占据了大片田产，团聚了成百上千的人口成为他们的部曲宾客，闲时务农、看家护院，战时为私兵。他们以宗族乡里为基础，具有古老农村根源，凝聚家族势力，成就了乡里豪右。

为维护行政秩序及编户体制，王朝经常打击豪右以保护小农，武帝任酷吏以打击豪右，而王莽变法便是由于侵害了豪右势力，受豪右抵制而失败身死，光武帝进行大规模“度田”、检核口田，也是以豪右为目标。

豪右的势力来自大地产和依附农，并不能取得正式权力，因此豪右往往在动乱中投机，加入天下逐鹿的队伍，这在两汉之交非常明显，出现了很多“部署宾客”“举族归命”“举宗为国”之类的记载，光武帝刘秀与其兄起兵时所率领的就是一个宗族豪右集团。豪右若是投机成功便会摇身一变成为开国功臣，进而在东汉成为显赫世家，因此汉魏之交，往往有“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的情况。

但是，当社会稳定的时候，豪右没有投机的机会，便只能通过正常的选官渠道参政，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控制的，往往“乡曲豪富无官位，而以威势主断曲直”“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

但是他们的权力只能止步于地方，当中央集权足够强大的时候，也不得不屈服于官府，严格来说，他们不算世家。

二 官族

乡里代表了地方势力，那么官场则代表着中央势力，官族产生于官场，他们可以不依赖于乡里条件而独立形成“世家”。

西汉的军功阶层在武帝时便已凋零殆尽，而东汉之初的从龙功臣则不一样，他们有不少人全是蝉联，甚至与王朝共始终。这是自战国“世家”传统中断后，通过外戚和功臣家族的延绵显赫让我们看到了“世家”因素的新一轮积累。进而，随着吏化的发展，新兴的官吏中也在积累着官族因素。某些专业性很强的官职往往子孙相袭，世代为官，渐渐形成了门望，赢得了社会的推崇，于是，在先秦“世家”传统断裂后，汉代又围绕着“官”开始了新一轮的“世家”的缓慢积累。

复杂发达的专制官僚组织，是这个社会中无可匹敌的“巨无霸”，也因此为世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高级的政治角逐的平台，只有在官场这个更高级的平台上角逐，世家才能有更多的影响力。

三 士林

随着儒学的发展，相对于官场与乡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场所，即士林，士林是一个由文人构成的文化活动圈子。

先秦士人的政治热情，决定了他们注定要长久的影响这个政治史。虽然始皇帝焚书坑儒，一度使得士人阶级低迷不振，但入汉之后，学术再度复习，武帝更是“令官劝学”，设五经博士，建太学制，这是孔门私学以来，这个教育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光武帝在洛阳重建太学，学士随即“云会京师”，民间私学也日益兴盛，时之大儒，往往弟子上千，从学者数万。西汉文化重心在关东，首都在关西，而东汉定都洛阳，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重合，由此可见，文化之盛。西汉创业者大都是亡命无赖之徒，而东汉从龙之臣往往“有儒臣气象”，刘秀本人更是太学生。

东汉儒学兴隆，京师太学生占到了全国人口的两千分之一，多大三万余人，文化人口比例在古代世家中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东汉后期，一批众望所归的名士成为交游的中心，经常聚起成百上千，乃至于上万的人。

各地涌现了不少以品评人物而著称的名士，出现了“月旦评”的佳话。获得士林好评的人会成为名士，公府征辟也随之接踵而至，是谓“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位定乎私门，名定乎横巷”。

“名士”和“品题”现象，使士林左右了社会的声望分配，并冲击了政府的传统文官标准，甚至使王朝选官听命士林。先秦士人分属百家，道不同，不相为谋；东汉儒生则是一个同质群体了，具有明确的“群体自觉”，并成为豪右、官僚之外的又一社会势力。

四 学门与士族

对于“世家”现象，士人是感到十分矛盾的，他们一方面认为“人皆可为尧舜”，反对官职的时代承袭，批判一人显贵则家族俱荣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士林本身也存在世家的因素，时人谓之“学门”。

西汉经学以“师传”为主，东汉经学以“家传”为主，东汉一些家族世传经术，但同时又恪守儒家礼节，因此虽然他们世代为高官，却也常受称赞，孔融赞弘农杨氏“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张超称赞“我汉杨氏，作世栋梁”，虽有四世三公，也被海内士林认为官得其人。

在新一轮的世家积累中，兼具官僚与士人身份的家族展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士人接受教育、“经明行修”，即可入仕为官，用官场权势取得财富，依靠财富保障子弟的教育，继续成为士人，形成了“教育—权势—财富—教育”的一个闭合循环，最终发展为一个势力团体，因为是围绕“族”展开的，因此可以称为世家，最后回到故土，在地方上建立一个避风港，就此形成“学门—官族—豪右”的循环，即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