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牯岭上的脊梁

    这条山路,是先从方家岙村的西南口进去的。村子还未完全醒来,炊烟若有若无地缠在屋檐上,混着些潮湿的晨雾。路一开始并不陡,只是引着你,一步步地,往那青山的怀里去。脚下的弹石路,被岁月磨得光润,石缝里挤满了青苔,茸茸的,踩上去仿佛能听见往日那些挑夫、行客匆匆的脚步声。这便是黄牯岭了,当地人又叫它王公岭,名字里透着一股子朴拙的悍气,像一头沉默的老牛,匍匐在这山海之间。

    岭不算长,统共八百米的光景,可一步一步地往上攀,气息终究是促了。两旁是密匝匝的竹林、树林,将天光滤得有些幽暗。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变成一道道斜斜的光柱,里头看得见尘埃静静地舞动。这寂静是有分量的,压得人只想埋头走路,直到岭顶那座孤零零的亭子出现。

    在亭子里坐下,回身一望,来时路已隐在苍翠之中。而眼前,豁然一片空阔。整个墙头镇,连同那一片蜿蜒的西沪港,都平平地铺在脚下。镇子的白墙灰瓦,在薄霭里显得影影绰绰,像是用水墨淡淡染出来的,不很真切,却有一种恍惚的美。这景象,忽然叫人想起清代诗人王世浩的那几句《西沪竹枝词》来:

    “白岩远接大雷岑,山雾模糊不见林。

      更有无心云出岫,来朝溪水半人深。”

    此刻虽不见白岩、大雷山,但那种“山雾模糊”的意境,却是完全一样的。那无心的云,自在地出岫,明朝的溪水便会涨起半人深了。古人看云观水,心里惦念的是农事,是生计,也是与这天地自然一种无言的默契。这云,这山,这港,几百年来怕都是这般光景,变的,只是亭子里看风景的人罢了。

    从黄牯岭沿着山脊线去往相公岭,路便在林木与裸岩间起伏。这山脊像是一条龙的脊背,行走其上,左顾是山,右盼是海,仿佛行走在天地的分界线上。风没了遮挡,浩浩地吹过来,带着山林的气息与海水的微咸,人便觉得身子也轻了,好像要随着这风,融进那一片苍茫里去。

    由相公岭下来,目的地便是溪里方村了。村子静静地卧在山脚下,一条清溪如一条柔软的臂弯,将村庄轻轻抱住。村名起得直白,然这“方”字,在浙东一带,总不免让人想起一个沉重的名字——方孝孺。

    是的,这溪里方村的先祖,正是那位明代大儒。溪里方村的建村始祖,是方孝孺的堂弟方伯礼。“靖难之役”后,被诛十族,方氏一族为避祸患,从宁海缑城辗转迁居于此。他们见此地有双溪环绕,便择此良处安身,以姓为村,取名“溪里方”,在此重建家园。

    他们的祖先,曾这样吟咏这个劫后余生的家园:

    “一溪迦绕抱村流,栖止多年景象幽。

      无数落花随水逝,何如溪里乐悠悠。”

    诗是恬淡的,是满足的。那随着溪水逝去的“无数落花”,又何尝不像是旧日里那些不堪回首的繁华与劫难呢?罢了,都让它们随水去吧。能在这溪里安享一份悠然,便是最大的快乐了。这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智慧,一种将惊天动地的悲剧,消化于日常炊烟里的坚韧。

    走在村子里,时光仿佛是缓慢的。最生动的景象,是在方氏宗祠前的空地上。那里,正铺晒着大片的番薯丝,白花花地反射着天光。几个老人坐在小凳上,闲闲地聊着天。这些番薯丝,是用来做番薯烧的,一种此地家家会酿的土白酒。我不懂酿酒,但我想,那番薯烧的滋味,初入口或许是辛辣的,带着泥土的朴拙气,但细细回味,喉间或许会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由苦难转化而来的甘甜吧。

    祠堂如今是村里的文化礼堂了。走进去,静静地讲述着方氏一族的故事,其中自然有那位以刚烈名垂青史的方孝孺。他的气节,化作了这村子的根骨;而他的后人们,在这依山傍水的桃源里,用溪水、稻米和番薯,酿造着属于自己平凡而坚韧的生活。那刚烈的,与这和柔的,竟如此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就像这岭上的风,既吹过历史的松涛,也拂过今日晒场上的番薯丝。

                                                                                      2025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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