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就是最近这几年，假如你某天在N市的街头上，看见一个穿着上世纪的衣服，一直低着头转悠，好像在地上找硬币的男人，那一定就是我了，人们常常叫我老莫。

这一年我被聘去某报社写小说。工作时间，免不了要坐在桌子后面的椅子上磨屁股，伏在电脑前发呆。也不知道是先磨的屁股，还是先发的呆，这实在让人苦恼。透过屏幕，是一副中年大叔的脸，双眼迷离，目光呆滞。同事们认为我一天到晚都在打瞌睡，这话是不对的，我的小说不总是打着瞌睡写出来的，总要留有思考的时间。但似乎由于打瞌睡的时间大于思考的时间，况且思考的样子跟打瞌睡的样子无太大区别，于是我便被认为一直都在打瞌睡了——这便是我上班的情形。

除了顶头上司，很少有人管我，毕竟我是畅销书作家。

上司总是穿着一件宽大的皮衣，走起路来露出两条洁白的腿。在椅子上坐久了，她起身时大腿的后面会留下红色的皮衣印迹——好像挨了打，触目惊心。那件衣服不暖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

人们常常对陌生的东西感到好奇，于是我写我爹的事情。当然，父亲是很熟悉的角色，但加上后缀——一位副县长，便似乎有些疏远。小说里，我爹是个风光人物，在出版之前，初稿的结局也是风光的。

就像“父与子”一样，写老的自然离不开小的。在小说里，我写了小时候参加酒席的经历，这也是我的上司觉得“不明所以”，建议删掉的情节。当时的我隔着桌上低矮的玻璃隔板看着上司粉红的脸蛋，对她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的故事，要从二十年前、也许更早的时候说起。那些事情发生在夏天，又或者在冬天。谁也不会想到，作为一个农村人，我爹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自从成为棉花加工厂的工人后，居然不知何时当上了县供销社政工科长，接着又升到党委副书记，再到社主任兼党委书记，再到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县长，确实蹦哒得不慢。可能人红是非多，背后议论他的人也不少。

与此同时，别墅有了，山珍海味有了，各种高级享受、顶级待遇、小资情调也都有了。那些精美的食物，成箱成袋地飞来。有冰箱之后又添置了一个巨大的冰柜，但依然有许多食物变质发臭。

印象里，我爹总是一茬又一茬地往来于电话之间，电话之后便是酒局。那时祖母健在，我尚小。我奶知道我爹酒后闹事的威风，也知道我爹“病”了，便嘱咐我去当“纪检委”，她曾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这人啊，生病了总得吃药。有的人会主动找医生；有的人则会一直等到病人膏肓，让医生主动去找你！”

我当然不知道这样一个重大的使命就落在了我的头上，而我对酒局的记忆，只有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记得真切。

我第一次去时，距离他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还有六个月时间。

至于其他情形，我倒只记得参加过的几次“纪律检查”都十分成功。这个名头着实好使：酒桌上，我说一句话，没人敢唱对台戏。但这到底是假成功还是真失败，自然不是当时的我能说清楚的。

当然，一次可以，两次也凑合，三番五次总要有人要来撵我出去，并大骂一声：“什么调皮捣蛋鬼！”但到头来，没人来骂我，也没等我开出一剂“良药”，我就被“撵”走了。

最后一次参加酒席，距离我爹被“双规”仅剩两个月时间。

由于我捷报频传，家中的奶奶和母亲对我大加称赞，我也干得更加起劲。那次我像往常一样开始工作，然而不知为何，这次却异常艰难，没有人再听我的话，反而喝得更加起劲。我看着他们，膀大腰圆，千层下巴，满身油腻，觥筹交错之间，我挥舞着细小的胳膊，抬头拍打着巨人的腰身，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便哭了起来。这时人们开始“注意”到我。

一个醉醺醺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一晃一晃地蹲下身子，拍了拍我的肩膀。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

他要来打我，要撵我走了！

我哭得更厉害了。

谁知他悄咪咪地说：“好娃娃，我给你看个好东西。”于是便在自己兜里掏出十块钱，递给了我。

“叔叔这点心意你收下，去出去买点零食吃吧，乖。”

我愣住了，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慢慢地驱使着我——那时的我当然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突然想了很多很多好吃的零食，慢慢地止住了哭泣。

我天真无邪地咧开嘴，无声地笑了笑，说了一句谢谢叔叔，便开开心心地踏出了门槛。——这便是我被撵出去的经历。

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参加过我爹的酒席。原因有很多，一是因为时间久了，虽然仍有干劲，但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二则是因为那次酒局过后，我爹突然就走了，我也再没有见过我爹。

上司听了我爹的故事，沉默不语。良久开口：

“那你为什么要在最后写你爹兢兢业业，省吃俭用，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呢。”

“因为那是我的药方。”

“有意思，但在我看来，你的药方只是开给你自己的而已，而且也并不是一剂良药。”

轮到我沉默不语。

我思虑再三，终于下定决心，去监狱探望父亲，对他说，爹，小说出版了，第一页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的故事，要从二十年前、也许更早的时候说起。那些事情发生在夏天，又或者在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