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英国有一个颇受全世界文艺青年追捧的活动——“Letters Live”。这是一个书信朗读活动，组织者会邀请音乐、影视等文艺界名人来现场朗读年代已经久远但仍触动人心的旧书信。卷福、抖森、“甘道夫”老爷子都来过。每年现场演出的视频一出来，社交媒体上常见刷屏，观之者众。关于这项活动的宗旨，官网上是这样说的：Letters Live用现场演绎来赞颂书信经久不衰的力量。这些旧书信甚至集结成了一本书，中文名译为《见信如晤》，我也入手一本，闲时常常随手翻开读上几封，尝试着去感受写信人和收信人在当下一刻的灵魂悸动。但在翻阅这些字条时，一直有一封信在脑中盘桓萦绕，虽相隔两千余年，却正如Letters Live所说，它撞击内心的力量经久不衰。这便是太史公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
依照旧时读书人规矩，想要进入广博深远的《史记》的世界，必要从《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开始。《太史公自序》中对《史记》的创作缘起以及创作背景和创作目标已有介绍，虽然其中也无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些私人的生活场景，如父亲司马谈临终时动情的咐嘱，但总体而言感情是非常克制的，因为毕竟是在史书中为祖先和自己作传，客观冷静是首要的态度。而《报任少卿书》一文，因其是写给将死好友的一封私人信件，况且好友的来书及自己的报书又牵涉当时惊天动地的一件皇家大事，事态之复杂，感情之沉重，引出太史公多年沉积于心的愤懑和苦痛，一经迸发，便如岩浆洪流，灼烫，浩荡，渗入骨髓。
自古以来，关于《报任少卿书》一文的写作时间、文字内容等，史家多有争议，至今仍未敢说已有哪家之言便是定论。我不做学问，史家的考据对比及甄别非我所长，我只从一个有血有肉人的人之常情来判断，更为认可钱穆先生的研究结论：这封信应写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十一月，即任安（字少卿）被施腰斩之刑前不久，主旨是回复好友任安请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为他申冤求情的来信，向好友解释此事无可挽回而且他也不能相救的原因，希望好友能够理解他的苦衷。读这封信最直接深刻的感受是：痛，痛之后升起无限的敬。痛太史公要忍受人世间最大的屈辱而活，敬太史公一次次面临人生或重大或艰难的选择时的真和勇。
生死大义
我们中国人自古便推崇“舍生取义”，常说“士可杀不可辱”，认为“视死如归”是美德。似乎在面临生死抉择时，选择死总比选择活要高尚一些，勇敢一些。我不否认许多慷慨赴死之士的高尚和勇气可嘉，但太史公司马迁的一生会逼迫我们反过来思索这个问题：死是勇敢，那么活呢？苟活呢？忍辱苟活呢？
关于司马迁受刑的问题，很多人一直有误解，以为司马迁是直接被汉武帝判处为宫刑。其实不然。司马迁在李陵案中的罪名是“诬罔主上”，按律当死。但西汉的律法也可以免犯人死罪，如何免？或交钱赎死，或自乞宫刑。赎钱减死一等，据考证，当时需要约五十万钱。司马迁说自己做官只是“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那么“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便是很自然的了。况且一旦获罪，“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想必借钱也无人可借吧。要活，只剩下宫刑一条路。
活，这么重要么？这不是大富大贵无比惬意地活，甚至不是寻常人家平平静静地活，这是要承受人间最大屈辱、有生之年都要遭人耻笑和白眼地活。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于稍有骨气和烈性的人来说，求“死”都会是更容易的那一条路，不必受辱，多少可以保全一些自己和家人的名节。对普通人而言尚且如此，何况是“慨之士乎”的司马迁，那个十岁诵古文二十岁壮游天下要以史记重续家族传统要以文采表于后世的司马迁。写这封书信时司马迁身为中书令，常伴汉武帝左右，看似风光，所以任安才会求助于他。但司马迁本人是怎样形容自己的处境呢？“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无谁语。”精神状态如何？“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智慧如司马迁，在做出自请宫刑的抉择之时，之后所要面对的种种想必早已料到。但司马迁说，如果我就这样死了，那死得轻于鸿毛。所以他说，我选择活。活，那需要常人无从想象的勇气，更需要一个重要性超越生死的理由。完成《史记》一书便是这个大过天的理由。父亲临终时含泪的嘱托，家族的荣誉，“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确是他的考虑。但他能慨然赴生，就极刑而无愠色，心中一定有比“尽孝”分量更重的承载。我想这应该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责无旁贷的担当。父亲司马谈临终时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其实这句话讲的远不止是司马一家的兴衰，而是中国史学大传统的兴衰。
周朝时，周天子派驻太史到各国，记录该国史事，他们直属中央，直接听命于周天子。正因此，中国史学从一开始便培养出超然于各国政治之上的气质，史官们清高而公正，敢于记录真实的历史，并且怀有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然而经过战国的连年战乱，以及秦朝统治者焚书坑儒乃至刻意消灭史学之后，到了汉朝，尽管“今汉兴，海内一统”，但由于汉承秦制，统治者也并未有复兴史学之意，所做的至多是没有继续破坏而已。毫不夸张地说，在司马谈和司马迁的年代，中国的史学传统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没有人挺身而出，这一传统很可能就此断绝。司马谈对此甚为忧惧，所以殷殷咐嘱自己的儿子司马迁：“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回答父亲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稍后又说，父亲说五百年圣人出，孔子到现在差不多五百年了，是该有圣人出了吧，那么“小子何敢让焉”。一句“弗敢阙”，一句“何敢让”，司马迁从此背负起父亲的期望，祖先的功业，乃至中国史学大传统的重续之责，真正做到了万死不辞。
责任在身，责无旁贷，于是在面临生死时只能选择那条更艰难的路：为了高贵的目的卑贱地活下去。在我看来，这是真正的勇敢，真正地明白生死大义。
一片冰心立世间
命运会让每个人都在一生中面对无数次选择，但似乎司马迁所面临的选择总是那么艰难和沉重。伴君如伴虎，帝王的心思总是那么多变，一路仕途顺利的老友任安突遭诬告，加上汉武帝为子报仇心切，于是任安下狱被判死刑。任安自觉冤屈，想到好友司马迁如今任中书令，常在君王左右，也许可以帮忙伸冤吧，于是写信求援。任安的来信是读不到了，我们只能从司马迁的回信中揣测一二，但是一个被判腰斩又自认遭小人陷害的人会在信里说些什么，大略可以想象。
好生恶死乃人之常情，任安的求救是他最后的挣扎，无可厚非，但对司马迁而言是多么大的一个难题。他心里非常清楚，太子之死在汉武帝心中早已由内疚变成了深深的恨意，当年讨伐太子甚至没有帮助太子的人，武帝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卷入“戾太子案”的人根本救无可救。更何况，退一万步说，就算有回旋的余地，《史记》未成，他司马迁也是不能出手相援的。可面对临刑老友的哀告，司马迁又怎么对他解释情势的救无可救和自己的见死不救?从接到任安来信到终于决心提笔回复的几个月来，司马迁必定是辗转反侧，千思万虑。老友为求生可以呐喊求救，可自己的一腔愤懑苦痛能与谁言说？真话太难说出口，可现在已经是冬月了，腊月就要行刑，老友如果至死都得不到他只言片语的回复，岂不是要“魂魄私恨无穷”么？果真这样，司马迁一辈子心又怎得安宁呢？
所以思来想去，终于落笔报书。第一句便触目惊心: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为了《太史公》（即《史记》）这部书甘愿做牛做马做奴仆的司马迁有话要对您说啊！太史公牛马走，六个字，锥心泣血，但意坚志决。
我本是犯了“诬罔主上”之罪的必死之人，为了活下来，我自请宫刑，到现在幽于粪土之中，时时处处遭人侮辱和耻笑，真的是因为贪生怕死吗？您写信要我以推贤进士为务，为忠臣申诉冤屈，当年我为李陵仗义执言的事难道您忘了么？说起李陵这个人，我与他“素非相善，趣舍异路”，就连在宴会上举杯寒暄都不曾有过，只是心里暗自赞叹他有国士之风，所以当他以不足五千的步卒对抗匈奴举国兵力而战败假降却遭人媒孽时，我私心痛之，所以站出来说了句良心话，却招致大祸，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您也是十分清楚的。可见，我从来都是以推贤进士为务的。李陵与我素不相熟，我尚能如此，而您是我的好友至交，何况我也曾身陷囹圄，您所遭受的苦难我感同身受，因此于情于理，我都应该相救，无论结果如何，试也必须试一下的。然而，我不能！我出身史官世家，传记古往今来的仁人义士圣主贤君，舍生取义的道理我不懂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做不到么？何至于如今隐忍苟活，在皇帝身边做一个人人唾弃的宦官。那是因为《史记》书还没有完成啊！为了写成这部书，完成对父母对祖上乃至对历史的责任，我可以身残处秽卑贱地活着，我甘愿做牛做马，因为我的身体早已不是我司马迁的了，是属于《史记》的！如果今天书已然写成，我必将它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后就算是被杀戮一万次，又岂有悔哉！假如真是这样，我必奋不顾身为你在皇上面前申冤求情，我没什么可怕的，死又算得了什么呢？可是，我的书还未写成啊！所以我不能重蹈李陵案的覆辙，不能再冒死去触武帝的逆鳞，司马迁可以为老友你去死，但我所著的史书不能再为任何人任何事牺牲，这一点是无比明确的。我这些话只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您是我的好友，必也是我的知音，我相信您能懂我的心境。但如果您不能理解我，谓我是贪生怕死之辈，那也没关系，我也终有一死，待我死之日黄泉之下是非乃定。就写到这里吧，书不能尽意，只能略陈固陋。谨再拜。
读罢，掩卷沉思，太史公为人处世之真诚细腻令人动容。当他被判死刑，想要以钱赎死，却因家贫拿不出五十万钱时，他的朋友们是怎样的呢？“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我猜想，这其中也包括任安吧。人生沉浮难定，转眼仕途一帆风顺的任安也被下狱判刑，向司马迁求救，司马迁却没有置之不理。尽管他不能也无从施救，但既然好友开了口，他就决定真诚面对，剖肝掏肺，不管好友相信不相信理解不理解，也要把自己的一腔幽怨和无奈说给他听，唯恐话不及时说出来，好友含恨上路，那他岂非一辈子都要良心不安了。
任安是好友，情深意重很正常。那么李陵呢？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是“素非相善，趣舍异路”，说白了就是一个文臣一个武将，平时根本不熟，连场面上干个杯都没有过。司马迁仅凭他对李陵素日的观察，看到他“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是个忠孝仁义之人，又同情他以五千步兵去应战匈奴举国的骑兵，所以在李陵不得已战败假降而遭众人落井下石之时，他站出来为这个和自己并不相熟的人仗义执言，惹恼武帝，大祸临头。没有交情，没有利益相关，为什么挺身而出？为的不过是一颗真心罢了。
甚至面对皇上，至少在获罪之前，司马迁也并非只有人臣之忠，而是以一片真心对武帝的。李陵案中他所以实话实说，对李陵，司马迁是同情与看重，不忍一代忠臣良将遭构陷，但对于武帝，看到他听说李陵战败而寝食难安，司马迁除了要为国进忠言，对武帝在情感上也是不无疼惜的，所以迫不及待要为武帝分忧——“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只是有时候你的一片真心，对于身处高位的皇上来说，看起来也是那么可疑。“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徒呼奈何……
《报任少卿书》写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的阴历十一月，信中可以看到，《史记》一书尚未完成，似乎正在收尾，司马迁仍为此而“忍辱苟活”。再查司马迁的生卒年份，他死于公元前90年，也就是写这封回信的隔年。短短一年间，仅仅够结束书写并修改完成吧。可以想见，司马迁在将书稿全部修改完成誊清之后，没有在世间再做任何停留……
最后，我想提一笔任安任少卿。关于此人，历史上除了记载他的为官经历，以及最后因“戾太子案”被腰斩之外，没有关于他的什么私人叙述。最私人的，也就是太史公的这封千古一信《报任少卿书》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首先，他是个带兵的武将，毋庸多言。其次，他大半生仕途顺利，一路成为武帝的亲信，可见深谙为官之道，其谨慎持重或者说是老奸巨猾，从太子持节向他求救，他收节而仍然紧闭营门可见一斑，从司马迁深陷囹圄他不发一言也可一窥一二。但我肯定，也许任安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君子，他也绝非小人。第一点理由，能被太史公司马迁认作是好友的人，我想他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尤其是人品上。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理由，时隔两千余年，我们仍能读到《报任少卿书》，看到它与《太史公自序》交相辉映，引领我们走进司马迁的内心和《史记》的世界，这只能归功于任安。他一定是在狱中读到这封信的，一定是家人探望时为他捎来的。无论司马迁这封信多么字字血泪，真心实意，在临刑盼得救的任安看来也许只是血淋林的一句话：抱歉，我不能救你。读过这封信，他抱存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剩余的时间只是在绝望中等死了。然而，他没有伤心欲绝一怒之下把书信撕个粉碎朝空中一扬。相反，我仿佛看到他默默流着泪读过无数遍之后，长叹一声，又把信整整齐齐地折好，交还给家人，嘱他们好好保存，也嘱他们代他谢过老友司马迁的一片真心。是的，他不愿死，所以才呐喊求救，但在一切无可挽回之时，他没有失掉最后的姿态。他最后的善意和宽容堪称优雅，为后人保留了这千古一信，说服我们相信不管多困厄的环境中仍有人性的光辉金色晃耀，如须弥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