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都市里也有迷雾
（1）
邓小平说要回到中央，其实并没有马上回去，因为到香港后，在中共广东省委又呆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参加了几个重要的会议，直到一月才回上海。
那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正在密切关注各路红军的发展动向，对国民党的军阀混战也很敏锐，除在十月中旬发现张发奎的部队南下，要与俞作柏联合进攻广东可能造成陈铭枢、陈济棠无暇东顾这种情况，指示红四军进军大埔，与中共东江特委汇合，去开辟东江地区为革命根据地。
同时，也指示中共湖北省委趁张发奎在鄂西宜昌“反蒋”而造成鄂东南十几个县防守空虚，派出巡视员柯庆施等到大冶、阳新等地组织“兵暴”，然后与北上的李灿、何长工所率领的红五军第五纵队汇合，以占领鄂南从阳新到通山一线各县。
在鄂西，又指示周逸群、段德昌与湘鄂西的贺龙部相配合趁势开辟出洪湖沿岸各县为革命根据地。
可就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在党内高层却出现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共产党的开山鼻祖、前总书记陈独秀居然伙同一些人组织小团体“无产者社”，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重大决策提出质疑，与中央对抗，否定“六大”以来的政治路线，并另建组织以反对中央领导，最后这批人，包括陈独秀在内，被中央宣布开除党籍。
这就意味着，由陈独秀本人亲自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却被他的后来者们根据党的宗旨，严肃党的纪律，把他给推出了党外。
当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绝不是偶然的。那是一步步日积月累然后又加以沉淀，在外来因素的作用下发酵后爆发的结果。表面上看这件事风平浪静，但实际上在其内部，特别是思想意识领域，却是一场轩然大波。
它犹如一股逆流在深水处洄漩，最终会浮出水面，造成一个个大漩涡，如果不注意，会把许多人都要卷进去。
这可是一桩令人堪忧的大灾难！
所以，为防患于未然，中央必须要进行纪律大制裁，以戒后人，以儆效尤！
（2）
自一九二七年九月陈独秀从武汉秘密回到上海后，他虽然没有了中央的任何职务，但在党内，大家都还是挺尊重他的。
在初来上海的时候，由于中央还没有到，他的生活完全无着落，那时多亏了他的同乡好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照应，这才勉强度过了难关。
记得在中央从武汉迁来上海的时候，瞿秋白带着李维汉，还有中央宣传部秘书郑超麟等专程来看他。当时，他住在法租界新昌路酱园弄一个叫彭礼合的家中，这是汪原放托他叔叔汪孟邹给陈独秀租的一间房子。当时，他们来的时候，陈独秀正在研究《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还把他们几人的方言特点做了一个比较与归纳。
上海的地下党生活既艰苦又艰巨，除了要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还得自谋职业把生活或者生存问题给解决，可这些陈独秀都干不了，他除了写文章和思考问题，就几乎什么都不会，再加上年龄偏大，除了到大学里去上课，也没有适合他的工作。
不过，他以前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五四运动的旗手，国民党正在搜捕的重点对象，能随便露面吗？所以，中央决定，每月给他三十元的生活补贴。
瞿秋白来看他，告诉他中央决定创办一个党刊《布尔什维克》，请他对这个刊物写一点文章。
尽管他与瞿秋白之间有很多争论，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他就专门负责一个栏目，名字叫“寸铁”，意思是以简短精炼的文字去议论当下国民党政治的黑暗，但必须切中要害，像“匕首与投枪”那样的效果去杀伤敌人。
但是，陈独秀为这个栏目写了一百四十二篇短文后，他就不写了。
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第二个儿子陈乔年被国民党逮捕杀害，让他不得不停下笔做长时间的思索。另一个是王若飞来动员他到莫斯科去参加中共举行的“六大”，却引起了他的很多回忆与愤懑。
那是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的事。
陈乔年的牺牲，是因为叛徒唐瑞林的出卖。
他本来是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还曾代理过省委书记一职。但是由于共青团湖北省委状告中共湖北省委在宁汉战争后期唐生智撤退武汉时不及时举行暴动一事，而被调到上海就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可是，他刚调来不久，在二月十六日那天，在上海的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一个由各区区委组织部长参加的会议，被叛徒唐瑞林告密，会场突然被敌人包围。
当时，省委书记王若飞没有参会，所以侥幸逃脱，可组织部长陈乔年及所有参会者都被一网打尽。
被捕后，陈乔年并没有暴露身份，只说自己姓王，叛徒唐瑞林也不认识他，这就大有可能被救出来。为此，狱中的同志们也在努力。
有两个被关进去的人正在为陈乔年想办法，准备让一个叫“周之楚”的青年去冒充他，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这两个人，一个叫郑覆他，一个叫许白昊，而那个周子楚也表示愿意。
哪知事情正进展得很顺利时，周子楚的父亲是一个侨商，居然花钱来赎他了。这一下，陈乔年的身份就无可避免被暴露了。
六月六日那天，陈乔年、郑覆他和许白昊三人一起被推上了刑场执行枪决。
这一下，陈独秀又失去了一个儿子。
（3）
导致陈独秀不写“寸铁“的第二个原因，或者说纠结在他心里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共将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准备让他也参加。当时他虽断然拒绝了，但余音绕梁，使他一时陷入了怅惘与悲愤之中。
这倒不是他对中央的诚意表示怀疑，也不是对举行“六大”有什么意见，而是忌讳去苏联，忌讳到莫斯科去后会遇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
因为大革命的失败他最清楚，那完全是听从共产国际在行事。现在失败了，他们却要中共方面来承担责任，而这个责任就是他这个总书记来承担，他觉得有些冤枉，也就感到有些愤懑。
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是要到莫斯科去汇报工作的，而且还说，让他们共同探讨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和继续革命的问题，但是他坚决不去。
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莫斯科方面的“瞎指挥”所致，要让他去背这个黑锅他坚决不愿意。再说，去了苏联，安全问题是得不到保障的，如果被那个“克格勃”给关起来，这辈子也别想回中国。那他在大革命时期所受的冤屈，一辈子也说不清。
但是为了这个去苏联的问题，中央曾派人来找过他几次，都被他回绝。
从瞿秋白和李维汉来看望陈独秀那天起，就对他宣布了共产国际的决定，要他和谭平山一起去苏联，但被他回绝了。
当时他说，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清楚，他是中国人，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到莫斯科去？这不是研究什么中国的革命问题，而是在排挤他，是党要牺牲他和谭平山，因为他们两人年龄大些，就该承担这个责任。
之后，瞿秋白又找过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要他去和陈独秀谈。毕竟他俩相处时间最长，可能知道他的一点脾性。如果顺着他来，可能会有一线希望。
黄文容又叫黄玠然，他对陈独秀说：“你为什么不去苏联呢？那里研究中国问题比在上海全面。”
陈独秀说：“他们那里有什么好研究的？中国问题就要在自己的本国找原因，苏联又没有中国的材料，那不是一个幌子吗？”
第二天，黄玠然把陈独秀的话告诉了瞿秋白，瞿秋白说：“你告诉他，到了苏联后，他要研究什么，我们给他送材料，要什么书，我们也专程送。”
黄玠然把这个的话转告给陈独秀，但他仍然不去，并说：“这样太费事，不如就在国内研究，这上海就很好。”
黄玠然一听，也失去了耐性。他认为，以前这老头子在台上是“家长”，现在下台了，还是“家长”的派头，于是就说：“请问陈老前辈，一个党员要不要服从党的领导？”
陈独秀一听，很不高兴，轮了他一眼，没有吭声。
黄玠然知道他生气了，就不谈了。
但隔了几日，他又提到去莫斯科的事。
陈独秀马上就怀疑有人肯定在背后指使他来做工作。于是，他对这个秘书也觉得多余，不想再找他做事了。后来，黄玠然问的次数越多，他也烦了，就硬邦邦地说：“别人把你拿来当枪使，你也信？你去叫他们直接找我好了！”
黄玠然也没办法了，准备去复命。
于是，他对陈独秀说：“现在，你这里也没有多少事可做了，我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吧，你自己多保重！”
就这样，陈独秀的秘书也离他而去。
之后，黄玠然被中央调到郑超麟那里，和他一起编辑党刊《布尔塞维克》。
黄玠然一走，好像是对陈独秀一个提醒。从此，他还真的开始研究起中国的革命问题来。
当中央召开“十一月会议”刚刚结束，陈独秀就给中央写信，主张以“经济斗争代替暴动夺取政权”，这显然是一种幻想。事实不断在证明，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他却在那里幻想用“谈判”的方式获取，这有些痴心妄想。
他说，农民运动应提出“不收租、不负粮、不纳税、不退债”的“四不”口号。这意思是说，地主不收租，农民不纳税，不负责粮食供应，不承担债务。
但他的信发出后，一直都没有得到回音。
直到一个月后，中央才给他回信，同意他提出的“四不”口号，但不同意他对形势的判断分析，并驳斥他反对工农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的孟什维克观点。
尽管陈独秀在中央的回信中看到对他进行了驳斥，但他并不计较，还继续在进行思考，那时正是“广州暴动”在即，此事他已知道，于是又给中央写信，赞成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同志去领导这次暴动，并对如何暴动，提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暴动宜早不宜晚，犹豫不决，易导致失败；
第二，需广泛动员农民参与，这是起义成败的关键因素；
第三，建立的政权可称为“工农兵平民代表会议政府”；
第四，在赞成土地革命的前提下，可与国民党任何派别或个人进行党外合作；
第五，因香港就是帝国主义在统治，建议对反帝行动需谨慎处理。
几天后，张太雷牺牲，广州暴动失败。
尽管陈独秀的建议已过时，但中央还是给他回了信，对他的合理建议也给予了肯定。
（4）
支撑陈独秀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是他的“二次革命”论。
这个理论，源于同国民党合作的中共“三大”后。那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国共之间来回奔走，在上海与陈独秀磋商，到桂林与孙中山撮合，最后终于达成了“反帝反封建”的联合统一战线。
从一九二三年起，当陈独秀在党刊《向导》上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就表示中国共产党人已接受马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采取“两步走”的方针，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
也就是在这篇文章里，萌发了“二次革命”的理论。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需遵循“反抗帝国主义”与“联合无产阶级”两大原则，认为资产阶级因经济地位更集中而应成为民主革命的主体，革命成功后政权应由资产阶级掌握。
这一观点，符合马林构建的“二次革命”的第一次基础。即：
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并让“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无产阶级只能站在辅助的地位，或者说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以“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
待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后，无产阶级才能再来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
客观地说，这个理论，应该是导致大革命为什么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它主张放弃无产阶级政党对第一次革命的领导权。
现在，由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北伐”取得了国家政权，陈独秀就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共产党再到农村去搞“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显然是徒劳的，红军被国民党军拿枪赶得鸡飞狗跳的，那完全是一种无价值的牺牲，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采取合法的经济斗争，使工人与农民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
至于真正的革命，那可是一个长期的等待。
在陈乔年被捕后，陈独秀就搬到了北四川路西边老耙子路一带。
这时，张国焘由于与瞿秋白意见相左，就常到陈独秀这里来坐坐。一坐下，两人就免不了要谈眼下的形势，这时张国焘就鼓动陈独秀重新建立一个党来，以脱离共产国际的束缚与控制，为此他把党的名称都想好了，叫“中国工农党”。
陈独秀一听，很有兴趣。他想，如果这样，他振臂一呼，肯定有很多人跟着响应，但冷静地想了想，他又摆了摆头，说：“不行，建一个党是需要大量的经费，这个经费哪里来？党员要宣传，要开展工作，还得吃饭穿衣，这些都要钱！”
中共“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要求陈独秀和彭述之、张国焘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也要参加。中央派黄玠然来通知陈独秀，他一听开始还很兴奋，认为中央没忘记他。但仔细一想，这不能去，那是在苏联，如果在国内他肯定去。于是，就没有答应。
等几天，他曾经的秘书，现在已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王若飞又来劝他，说是应该去苏联参加这个会议，去了才能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可是他还是不去。
之后，他就不再关心党内的政治了，而且在一直写《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
直到一九二九年三月，这个《草案》才终于完成了初稿。它分五个部分：
（一）自序与说明；（二）北京话；（三）汉口话；（四）上海话；（五）广州话。
为了把“拼音文字”这个工作做得细致而精确，他还请邓颖超帮他校核北京话，项英帮他校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帮他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绮园帮他校核广州话。
（5）
“六大”后，陈独秀没有选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没有再给他分配工作，只是仅仅保留了他的党籍。
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是参加了“六大”的，记得在会上，他提出把陈独秀选为中央委员，被很多人攻击，把面子都丢尽不说，还有人提出要制裁他。为此，他给陈独秀讲了这个经过，并怂恿他与他们一起共同反对中央。
陈独秀说：“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
原来，汪泽楷后面还有一大帮人，他们都是同情陈独秀不满共产国际的高级干部。
大革命失败之后，在中共党内有一批高级干部对瞿秋白所主持的临时中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陈独秀一人而不满，这些人有原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中央宣传部秘书郑超麟、安徽省委书记尹宽、湖北省委书记刘伯庄、长江局委员任旭、江苏省委委员马玉夫、湖北省委委员蔡振德、湖南省委组织部长何资深和安源地委书记陆沉等。
他们自称是“陈独秀派”，在“六大”前进行反对瞿秋白临时中央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
关于大革命的失败，应该谁负的责任要大一点。瞿秋白在“六大”的讲话中说，陈独秀应该多负一点：
是否责任由他一个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
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
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
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蔡和森后来也写道，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的机会主义，“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
在井冈山创立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则认为，中共“六大”有进步意义，但他不赞成第三国际居高临下。
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
但此问题搁在陈独秀那里，他则表示，他一点责任也没有，因为他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苏联在国民党的总顾问鲍罗廷。但此二人意见又相左，搞得他具体执行哪一个的，都很困难，最后只有辞职不干了。
在陈独秀的内心深处，有一肚子的冤屈，但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他没法向谁去倾诉。直到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终于发现了有人已在为他倾诉了。
这个机会就是他的外甥吴季严从苏联回来了，特意到上海来看他这个舅舅。
这个吴季严，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他对陈独秀说了很多苏联最近发生的事。他说，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已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现在托洛茨基已被斯大林驱逐到土耳其去了。
他还说，中共在召开“六大”期间，托洛茨基写了一篇《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一文，文中说：“……在领导上却发生了一种怪现象，简直是历史的悲剧，他们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党和共产国际的威权，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帮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
接着，吴季严谈到，东方大学不少中国留苏学生都认为托洛茨基说的非常正确，公开支持他，结果受到牵连，有好几百人都被开除了党籍。
其实，这个陈独秀的外甥吴季严也是其中之一。
他对陈独秀说：“斯大林在苏联没有威信，老百姓叫他‘专制暴君’、‘红色沙皇’。”
陈独秀一听，非常惊讶，他问：“真有此事？”
吴季严却说：“斯大林不适合任总书记，托洛茨基适合，他在苏联深受人民的景仰。”
陈独秀一听，马上来了兴趣，将椅子往前拉了拉，对外甥说：“讲下去，我很想听！”
于是，吴季严就把他在苏联所听所见的一切，都讲了出来。
临走时，还把托洛茨基的文章给他留下了几篇，也就是油印的小册子。
这一下，陈独秀可有事干了。他每天就开始读托洛茨基的文章，读着读着，他居然发现，在中国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托洛茨基的许多观点居然和他一致，或者说是支持他当时的那些想法的。
比如，托洛茨基说，“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到别的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组织”。这不是他当初就不同意加入国民党而被马林苦苦纠缠一定要加入吗？
托洛茨基还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党从国民党中退出，并通过它的左派和这个组织联合，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提案”。这不是他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他要求退出国民党不想和它的右翼势力去合作的意见吗？
托洛茨基又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这不是他在听从共产国际指示，为了稳定国共合作大局和汪精卫联合发表《汪陈宣言》的时候吗？但只有几天，蒋介石就大开杀戒了。
托洛茨基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这不是后来所走的路吗？从汪精卫的“分共”会议后开始，共产党就开始和国民党决裂了。
读到这些内容，陈独秀简直兴奋极了，居然也有人和他想的一模一样，这真是个奇迹。
这一下，他却睡不着了，以前的那些冤屈，已有人帮他证明了，那的确是个冤屈，这还能睡得着吗？
（6）
今年初夏，陈独秀去住在昆明路上的彭述之、汪泽楷家畅聊。
这两人在提篮桥监狱对面的那栋房子里。
在彭述之家中，他们很快就谈起了托洛茨基。
彭述之拿出两本小册子给陈独秀看，说是从尹宽那里拿来的。
陈独秀一看，是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与《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他心里一震，然后说道：“我那天从我外甥那里也看到了一些，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
接着，他迅速地翻看起来。
这时，只听彭述之说：“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有家新开的书店，你知道吗？”
“哦，知道，“陈独秀说，“那里距郑超麟家不远，叫什么‘新宇宙书店’，是哪里吧？”
“是的！”彭述之答道，“那是从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托派学生办的，这两本材料就是尹宽向他们借的。”
“你是讲的那个‘我们的话派’吧？”汪泽楷问。
“是的，这些人中有一个梁干乔，看样子很能干。”彭述之说，“据他自己说，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见过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叫他回中国创建一个小组织。”汪泽楷补充道，“他们就把这个组织命名为‘我们的话派’”。
“这是多久的事？”陈独秀问道。
“也不早，就今年年初。”汪泽楷说。
就这样，一有空，陈独秀就来彭述之、汪泽楷家串门，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一些以前的问题。
尹宽知道后，也不自觉地来了。
尹宽是安徽桐城人，和陈独秀是很近的老乡。
大革命失败后，他到广东去工作，但中途跑回桐城住了一个月，使张太雷找不到人，后来他还是去了，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在“六大”前，尹宽任中共安徽临时省委书记，不久又回到了上海。
这时，已经三十三、四岁的尹宽发现，比他大十六七岁的陈独秀，在讨论托洛茨基时，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仍具有“家长制”的意味。但下次再来时，他以前的一些不同意见居然消失了，而是接受了尹宽等人的观点，这说明他在慢慢接受他们的熏陶。
不过，当提出另一个问题时，大家依然持有不同意见，还是争论不休。
比如陈独秀吧，有的意见他始终不会改变，即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但不赞成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断言。
托洛茨基坚持的是“不断革命论”，而陈独秀则认为中国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需要来个第二次革命，才能算彻底成功。
对此，陈独秀也写文章，阐述他这些观点。
（7）
六月，中央发现陈独秀居然与那个反对中央的“陈独秀派”搞在一起，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还专门去老耙子路陈独秀家，劝他回到党的路线上来，不要跟那伙人走。
陈独秀虽然沉默，但心里并未接受。
就在这个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对陈独秀与托派的活动进行了不点名的警告，提出对托派小组织，“党必须坚决予以制裁”。
此外，周恩来还起草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国党除掉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周恩来还说：“只要承认错误，可以留在党内。”
但陈独秀却固执己见，他们的话他不一定听。
正在这时，在中国东北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是“中国东方铁路”的简称，又叫“东清铁路”或“东省铁路”，是一八九七年由中俄合资兴建，其主要路线是一个“丁”字形的规划，即第一条干线是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到达绥芬河通向海参崴，第二条干线是从哈尔滨到沈阳再通向大连。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说，“愿将中国中东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全部及其他一切产业”，“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价”，但他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后来苏联一直都没有归还。大革命时期，虽有中国人提出过这个要求，但斯大林仍不同意将中东路归还给中国。
所以，在今年的五月二十七日，中国的哈尔滨市警方借口苏联在哈尔滨总领事馆召开远东会议，奉命搜查苏联领事馆。
七月十日，中东路督办、中方理事长吕荣寰下令武力接管中东路，将苏联高级职员五十九人遣送回国。
七月十三日，苏联政府向中国的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制在二十四小时内恢复以前原状，但蒋介石政府却根本不理睬。
七月十八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
七月二十日，中国的军队张学良东北军收回了中东路。
这样，中苏边境就难以避免地要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连续对中共发出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
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八一”日的口号》，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
七月二十八日，陈独秀给中央写信，对中共中央的宣传口号和策略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不能光喊“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他对中央第四十二号通告中的一些话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如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会引起本国工人阶级革命，造成世界革命高潮等说法。
陈独秀认为，这样说，反以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件好事了。
此后，陈独秀在八月五日以“撒翁”笔名给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写成了十二条意见和建议。
这封信一面对“六大”纠正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感到幸甚，一面指责目前中央政策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和抹煞党内民主。
陈独秀分析，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他指的是群众）领到街上玩弄”。
有不同意见，公开出来争辩，都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革命战争紧急时刻除外。
他举例说，有不少同志与中央有意见，但是不敢讲，怕离开工作被开除出党。
最后，他希望中央将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在全党进行讨论。
就在这时，他的七月二十八日给中央的信刊登在了《红旗》报第三十七期上。
《红旗》同时刊出了《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信上说：陈独秀是跟着群众落后的
！意识跑，从根本上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
于是，陈独秀于八月十一日给中央写了第三封信。
信中强调他上封信是讲党的宣传策略重要性，而中央常委对他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他认为再深入谈这个问题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他不承认自己是跟着群众落后意识跑，而是讲要通过宣传方法，策略上改变，拉来群众，不是脱离群众。
陈独秀认为群众的觉悟并没有达到都认识苏联是解放中国的朋友，“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八月二十二日，任弼时在江苏省委联席会议上说：“如果不觉悟，坚持错误，制造派别活动，对其中的领袖分子可以作进一步的解决。
任弼时在“六大”期间留守上海中央，去年十月到安徽去巡视时，在南陵一带被捕，由于没有暴露身份，今年三月才被释放。
他没有参加“六大”，但在“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出狱后负责江苏省委的工作。
（8）
九月初，陈独秀在郑超麟家见到了从苏联回到上海的刘仁静。
刘仁静说：“我这次路过土耳其，专门去伊斯坦布尔住了二十多天，见到了托洛茨基同志。”
陈独秀一听，立刻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请刘仁静继续说下去。
刘仁静又说：“托洛茨基专门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书，由他儿子打的字。”
陈独秀忙问：“这本书带来了吗？”
郑超麟说：“在我那儿，我们打算把它翻印出来，然后发下去，现在大家分头在翻译呢。”
陈独秀点头说：“对，这件事做得很好！”
他们谈了一会儿话后，就不由自主地谈到了第三十期的《红旗》上刊出的陈独秀八月十一日给中央的信以及《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长篇文章。
这篇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以严肃的批评”，说这封信“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
陈独秀不满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公布他在八月五日写的信件，说：“他们不刊登我的信，无非是用专横态度来掩盖错误。”
这一天，三个人都谈得很融洽，很投缘，很顺心。
临走时，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有事就到我那里去坐坐！”
刘仁静回答：“一定来，一定来！”
在党内，对陈独秀等人的托派活动，不少人主张进行警告和挽救工作。
那些在八月三十日被枪杀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被关押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那几天，还曾传出书信，“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需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
但到了九月，陈独秀感到处境有些不妙了。
在《布尔塞维克》第二卷十号上，有一个叫“韶玉”的人写了一篇题为《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说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七个错误，表现了五种机会主义的观点。
“这个‘韶玉’是谁？”陈独秀问道。
彭述之说：“他叫陈韶禹，安徽六安人，小个子，大舌头，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现在沪东区委工作。”
谈到九月二日《红旗》第四十三期刊登的中央通告，那上面写道：
党除对于其思想给予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
彭述之说：“看来，他们要开除我们了。”
“他们不敢开除！”陈独秀说，“反对派人多，如果开除党籍造成党的分裂，责任在他们。”
又过了十几天，到了九月十八日，中央发出了第四十九号通告，说“发现了小组织活动，反党的宣传，无异于反革命的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予以组织上的制裁。”
陈独秀生气地说：“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
彭述之说：“‘我们的话派’几个人搞了一些油印小册子，刊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不能扯到一块去！”陈独秀说。
彭述之说：“梁干乔、区芳他们正在出版托洛茨基的《列宁传》和拉狄克的《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点了点头，“哦”了一声，表示他们这样做，很好。
“我们不如组织一个反对派，多拉一些人，他们要开除我们，也不容易。”彭述之说。
陈独秀一听，高兴地说：“好呀，可以把人联络一下，越多越好！”
彭述之见陈独秀已同意，就爽快地说：“我去通知郑超麟和尹宽他们。”
（9）
隔了一天，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开始在陈独秀家里凑名单，看他们拉过来的人有多少，结果发现，还真多，一下就凑了几十个人。
这些人有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李季、汪泽楷、王独清、何资深、刘伯庄、李仲三、马玉夫、罗世藩、蔡振德、薛农山、任旭、孙煦、彭桂生、彭桂秋、蒋振东、韩俊、吴季严、杜晨之、刘静贞、张以森等。
刘仁静因为被“我们的话派”开除，名单上没有列他。
陈独秀将名单看了几遍后说：“我们先不忙公开我们的旗帜，看看那边的情况再说。”
他说的那边，就是中共中央。
十月初，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
十月五日，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决议》对反对派的整个路线及其对党的危害作了系统分析，作出决定：各级党部如发现这种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经讨论后，仍坚持取消主义思想、不服从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开除出党。
《决议》还专门对陈独秀发出严肃警告：“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做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四天后，陈独秀写信向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收到陈独秀的信，中央政治局十月十五日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八月五日的信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
他指示各级党部如发现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从组织上制裁参与者。如坚持错误，开除出党。还有，陈独秀必须“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同月，周恩来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演讲。
江苏省委将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开除出党后，彭述之对陈独秀说：“他们说我们是反对派，我们就以反对派名义去封信，你看怎么样？”
陈独秀说：“可以，现在我们党内正需要这种反对派。”
然后，他又说：“以我们两人名义来写，不要扯上别人。”
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指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
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
中央在决定中强调了拥护党的决议及铁的纪律一条。
但郑超麟在支部会议上仍然抗议开除陈独秀出党。
开除陈独秀党籍后，《红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慕石”的文章《论陈独秀》，把他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叛徒。
这个“慕石”，又是那个小个子的安徽人陈绍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