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一下科斯定理。
科斯自己并没有提出过这个定理，这个定理是其它人对他的思想的总结。所以，要真正理解这个定理的含义，需要好好的读一下科斯的那篇让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文章，《社会成本问题》。所以，这里与其说是评判科斯定理，不如说是对科斯的思想的评判。
我自己读下来的第一感受是，不管是否认同文章里的观点，最起码可以得出结论，他的这篇文章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这篇文章里有独创的思想，而不是从各个地方抄一些别人的语句，拼凑拼凑，最多再加点听上去高大上，但实际上换汤不换药的新名词，写出来的那种玩意（现在绝大多数的经济学方面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在人文社会方面，思想上有创新其实非常难，否则社会科学这一百多年来也不会进展那么慢，甚至比不上物理学。另外，这篇文章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写的，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想象出一个比我们所处的世界更好的世界”。而解决现实问题，才真正是经济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这篇文章第一遍读的时候，感觉很简单；但读5遍之后就会发现，文章所分析的问题其实非常深奥，已经到了经济学的最前沿，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只能摸索着前进。
为了更好的理解科斯所讲的是什么，这里用科斯文章里列举的一个例子作为分析对象。
糖果厂和诊所：糖果厂和诊所相邻，糖果厂的机器运行的时候会产生噪音，诊所甚至无法用听诊器给人看病。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只能打官司。
这是一个看上去极其简单，但其实非常深奥的案例。
对于科斯定理的评判，以这个案例作为开始，非常合适。
评判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问题很深奥，深奥在哪里？
科斯是怎样分析这个问题的，给出了什么解决办法
《规则论》如何分析这个问题，以及给出什么解决办法
先说一下，问题深奥在哪里。
这个问题可以拆成三个子问题：
--处理妨害问题的根本原则是什么，或者说，处理之后应该是什么样的结果？
--谁应该为妨害负责，为什么？
--具体该负多少责任如何计算？
处理妨害问题的原则，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哲学问题。
如果是那种出于故意，无可置疑的对他人的犯罪式的伤害，比如说，抢劫，那么处理的原则很简单，制止它；但科斯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其实只是一个个体/家庭/商业企业正常实施的行为，主观上并没有伤害他人的故意，也不是违法行为；只不过行为实施了之后，直接或者间接地对他人利益造成了损失。当事的两方，都不是坏人。这种妨害的处理，就很让人纠结了。
妨害问题，根本上讲，是一个零和博弈：比如说，同一个时间内，糖果厂和诊所只能有一个能够运营。不管怎么判，必然会有其中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失。因此，依据什么原则来判处理妨害问题，就可以转换成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处理之后要达成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个哲学问题了，因为好像任何一种原则，都没法达成完美的结果，都是有所取舍。
比如说，如果处理原则是“妨害必须被制止”（这应该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那么，直接会产生两个问题：什么样行为才可以被称作妨害，必须被制止？谁来确定？
利益这个东西，既有客观的一方面，又有主观的一方面-晒不到阳光，对某些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事情，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无所谓。妨害，自然也具有了这样的属性-对阳光的遮挡，对某些人造成了妨害，而对另一些人则没有。但是，对妨害的定义，以及处理原必须对所有人都适用。
这就麻烦了。
而且，妨害可能是来自“受害人”的某种策略性行为，目的是为了获得利益。比如说，拆迁之前，很多拆迁户会给自己的房子加一点设施，比如说在空地上加盖一间房子，或者让城里的亲戚把户口迁回来，目的就是为了多获得补偿。
再者，很多行为确实会带来妨害，但同样会带来好处。比如说，在旅馆前面修一条路，修路期间，肯定会影响到旅馆的生意；但是路修好了之后，旅馆的生意会因为交通更加方便而变得更好。如果旅馆因为修路而带来的生意的损失必须要得到赔偿的话，那么，将来旅馆因为路更好走而多做的生意是不是也要给与回报？
另外，很多公共产品会产生妨害，但是得到了政府许可的。比如说，只要建火车站，就会有比较大的噪音。居住在火车站边上的人，肯定会受到噪音的困扰。如果是政府来确认妨害，那么就会产生“堂下何人，胆敢状告本官”这样的事情。
而谁来确认妨害，也是一个问题，和莎士比亚的“生存还是死亡”一样的充满哲理。
自己，或者专业点说，当事人中的行为实施方？疫情期间，不戴口罩出门的人，从来不会认为，自己会对他人造成伤害。
“受害方”？或者，当事人中的受影响方？那么，你只要做事，就会有人说你给他造成了伤害，甚至哪怕你什么都不做，只要出现在别人面前，都会有人说你恶心到他了！
让当事人两方中的任何一方来确认妨害，都不会有公平的结果，因为屁股指挥脑袋。
政府？这个看上去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如果是政府，那么政府就必须拥有确认的权威性，并且拥有制止妨害的能力，这恰恰又是现有的政治学里最忌讳的。在美国，政府下达了口罩令，但法院给否掉，就是这个原因。
更为致命的是，当由政府来确认妨害，就会从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在这场竞争里获胜，争取利益的最佳策略就变成了说服政府，而不再是让自己做正确的事情。美国每天那么多官司，律师收入极高，这种畸形的局面，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形成的。
而影响政府的能力，是有钱的比没钱的要强很多。最后形成的均衡，很可能又是钱越多得利越多。
所以，让政府来确认，虽然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但问题也不少。
如果处理原则是“最大限度的保护自由”，这个原则应该是西方政治学所认同的，因为按照西方政治学的观点，人的本质是自由，人最大的利益，自然也是自由。
这个处理原则下，理论上只要没有直接的妨害，就可以做。比如说，美国一些地方的法院否决政府的口罩令，依据的就是这个原则。但不戴口罩出门，真的没有妨害吗？事实上，不戴口罩出门，相当于拿了一支射中概率万分之一左右的枪，不断的对人扫射。不是吗？
同样，这个原则意味着，只要不愿意，就可以不做。现在很多国家的贫民窟，没办法拆迁改造，就是这个问题。但是，贫民窟的存在难道不是对所有人的妨害吗？治安，卫生，交通，医疗..统统非常糟糕，而且会影响整个城市。贫民窟无法改造，根本的原因，就是每个人都被赋予了“一个老鼠害一锅汤”的能力。因为所谓的对自由的保护，生活在贫民窟的人，没有人拥有“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哪怕其中一些人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如果处理原则是“保护弱者”-罗尔斯的《正义论》里就有这个主张。现实中也有很多实际的案例。比如说，汽车撞了电瓶车，虽然是电瓶车违反交通规则，但还是会让汽车车主做出一定赔偿。
但是，虽然强者有必要更多的自我约束，但弱者不代表是好人。
当年没有监控的时候，学雷锋做好事，扶起倒地的老人反而被讹诈。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利用这个原则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例子。
而且， 在这个原则下，弱者收到保护之后，就不再是弱者了，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强者。换句话说，这个原则变成了把弱者强行变为强者。
就像美国的LGBT，名义上是保护少数人，但结果却是，那些自称为少数人的人，获得了比多数人更多的权力。西方政治学一直说，要制止多数人的暴政，但少数人的暴政，难道不是更危险吗？
科斯在他的文章里，则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给出了一个处理原则。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处理原则，后面会做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谁应该为妨害负责”，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问题。
比如说，糖果厂和诊所。糖果厂的机器产生的噪音确实会影响到诊所的运行，问题是，如果是先有诊所，后有糖果厂，那么说糖果厂给诊所带来了妨害是有理由的；但如果是先有糖果厂，而后诊所开在了糖果厂旁边呢？凭什么说糖果厂要为噪音负责？同样，如果糖果厂是最先开设的，那它是不是就可以肆无忌惮的释放噪音呢？
科斯的文章中有更复杂的案例，比如说“布莱恩特诉勒菲弗案”，虽然妨害的其中一方的利益，但妨害本身，是由两方当事人共同造成的。这个责任怎么算？
就算是妨害责任人确定了，妨害应该具体负多少责任，也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工厂产生的污染。土地，农作物等损失是可以计算的，但健康呢？尤其是子孙后代的健康。
科斯的文章里，提到了一个“巴斯诉格雷戈里”的案子，里面提到空气中酿酒的味道对邻居造成了困扰。但这种味道，对某些人来说不可接受，妨害就很大；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空气中有些酒味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甚至还有人喜欢这种味道。这种情况下，是几乎不可能给出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计算妨害大小的公式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把这种酒味确认为妨害，那么即使有些人很喜欢这种味道，也会说这个味道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以期获得最多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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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科斯的文章里所分析的问题，非常深奥，还是很准确的。不然，他也不可能凭这篇文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