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时代，教育的器官都密切联系着社会体中的其他制度、习俗和信仰，以你重大的思想运动。
《教育思想的演进》导言中的这就话，我觉得是对全书最好的对概括，每一种教育体制的出现，作者能从多个角度进行推理论证，然后得出最合理的结论，这个推理论证的过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我对社会学又了一些兴趣。
大概梳理一下书中的结构，方便自己以后对比阅读：
一、 为什么讲授法国中等教育史（书中摘要）
一套方案究竟具有多少价值，完全有赖于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实施它。因为如果在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推三阻四或是消极承让，那么这个方案要么会目标落空，要么始终是一纸空文。要害在于，那些担负着落实这一方案之重任的教师们，既要赞同它，也要关心它。他们是有去身体力行，才有能力让这个方案富有生机。因此，不能仅仅是严谨细致地规划好他们必须去做什么，他们必须有可能就这些规定作出自己的评价和鉴别，把握它们的要点，认清他们所应和的需要。
理念是不能通过立法的形式就变成现实的；它们必须由那些负担着实现理念的指责的人去理解，去珍视，去追求。
其实，单单考察我们历史进程上相机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教育形式，并不会带来相当大的启发。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也看到，这些理论，这些理论，这些体系，都业已经过了经验的考验，在现实中有着具体体现，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什么随意的产物，如果说其中一个没能延续下来，那并不是意味它只是人的偏差的茶屋，而是因为它是某些相互作用的特定社会力量的结果。如果它已经有所改变，那是因为社会本身已经有所改变。因此，人们开始基于持戒的经验认识到，不存在什么恒常不变的教育形式，昨日的教育形式不能搬到今天。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同时摆脱恐新症的偏见和恋新症的偏见，智慧也就由此开始滋长。这时因为，一方面，人们可以以此避免陷入传统教育实践非常容易诱发的那种过度的崇信，同时，人们也开始感到，必要的创新不能简单地凭我们指望事情好上加好的想象，不经过观察分析就推断出来，在发展的额每一个阶段上，这些创新都必然与所有可以客观确定的条件维系在一起
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我们昨天琐事的那个人，事实上，甚至在事物的本性当中，都可以说我们过去的那个人占据了主宰地位。因为一旦拿现在与过去的漫长时期相比，现在就必然显得无足轻重，而我们正是由于过去的漫长，才呈现出今日的形式的。
所谓属于自己时代的人，就是被当时的需要额倾向所主宰的人，而这些人总是有所偏颇的，会在明天被他人所取代。结果便是各种各样的冲突和革命，唯一的作用就是妨害了进化的稳定进程。
我们将一步接一步地追随它所经历的、与社会本身的变化同步的一系列变化，直至最终达到我们当前的处境。这必须是我们的终点，而不是我们的起点。
二、教育思想的演进过程
通过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教育，我们不仅将有能力更好地理解现在，还有机会重新回顾过去本身，将那些我们很有必要予以认识的事物揭示出来，因为继承这些事物的真实我们自己。
- 早期教会与教育
基督教义重有一点能够和日耳曼各社会的种种欲望与心智状态去的完美协调，基督教基本上是凡夫贱民的宗教，是穷苦人的宗教，而这些日恩的穷苦即是物质上的贫困，也是文化上的贫瘠，物质上与思想上的质朴谦逊都是它赞扬的美德，它美化贫困、颂扬简朴生活方式。
教育与各族野蛮民族之间产生了一种有力的亲和，因为它回应了它们的需要、它们的渴望，给他们提供道德上的抚慰，而这是他们从别处找不到的。
要灌输一种特别的时间做法，简单的训练就可以收到成效，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但是观念和情感的传递就只能借助于教育了，不管这种教育针对的是感情还是理智，又或者是同事兼顾。正因为这一点，基督教自创建伊始，讲道就立即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讲道就是讲学。
教育的最初萌芽，在教堂和修道远的庭院中开设起来，学生在那里饮食起居，投身自己的宗教指责 - 加洛林文化复兴（查理大帝）
如果一个社会拥有某种中央机构，自己的整个生活，无论在内在的方面还是外在的方面，都在其中达到顶点，那么，这个社会就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它就能够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正在影响自己的事情，正在成熟的磨难，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磨难，以及自己正在奋力赢取的需求。
查理大帝的社会所构成的机制复杂，无法完全自动地发挥功能，它需要更强的自觉意识和更多的反思，从而需要更多的教育与知识。基督教的本质上就需要有教育，没有教育它无法维持下去。使得加洛林帝国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教育改革：把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归到单一的权势手中，形成文化和思想上的中心，有能力对整个帝国产生影响，这个中心就是宫廷学校，它构成了宫廷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宫廷而迁移，是一所流动学校。此时，一整套学术等级体系建立起来，三个梯次：底层的堂区学校，教授最基础的东西；主教堂和大修道院学校居中。顶层是专为精英阶层预备的宫廷学校。教授内容是百科全书式的：自由七艺，三科：文法、修辞和辩证法；四艺：几何、算数、天文和音乐。四艺是可有可无的课程，只为专家和内行之类的一小撮精英而准备，三科充当了主教堂与修道院的基本内容。而文法的教授又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被视为至高技艺。 - 大学的起源
宫廷定居在巴黎，宫廷学校也固定下来，巴黎圣母院成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求学地。学生多老师少，教师法团通过罢课从宗教那里争取到了一些权利。巴黎大学有四个院系，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艺学院。艺学院占主导地位，不是因为它人数最多，是因为它教授的辩证法在当时被认为是学问之王，是开启其他所有大门的钥匙，使巴黎大学获得辉煌声名的也正是辩证法的论战。学生们的生活由公共学校向寄宿学校转变。公共学校的学生放学后在无所拘束的纵情声色中耗费光阴，，在街上游荡、闯入民宅、放肆喧哗，而寄宿学院责需要做工来贴补寄宿费，会有专职老师给他们补课。人们够感到来同样的需要，也产生了同样的效应。学生们就在给他宿身之地的舍房里，找到自己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必须之物。他的视野只限于自己所待的这片场院，其他所有地方都属于越界。他与世隔绝了。学生们演练辩论与讨论的技艺，在那时候，属于或然性、似真性的领域看起来要远远大于由证明与严格论证主导的领域。一代代人如此热情地实践的技艺，一定应该是迎合了某种思想上的需要。
巴黎大学既不是一个完全世俗化的团体，也不是一个完全教会性的团体。它同时具有两方面的特点，即包括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有甚至人员面目的教外俗人，也包括已经世俗化了的神职人员。
每个时代都会倾向于颂扬甚至深化某些人，自认为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形象，而他们也为时代本身的理想充当了魅力四射的化身。在景仰阿卜拉尔这个人的时候，12世纪也是在景仰它自己，就好像18世纪从伏尔泰的形象中景仰自己一样。
只要我们意识到他的存在，也就等于有所进展了。一方面要努力解决问题，一方面却试图掩盖困难，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徒劳无益了。这些时候提出的那些局部性改革，所做的无非就是塑造出短暂的进步幻觉，原本是要寻求解决根本缺陷的途径，实际上只能寄一步强化这种缺陷，是它更加顽固。这是因为，开展欠妥的努力势必伴随着失败，这只能导致沮丧，让人觉得这种病已经无药可救了。
只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不可能存在的地方，才会出现辩证法。这种方法适用于那些探讨充其量不过是或然命题、似真命题的事情上。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论辩的主题的，只有那些不可能进行严格证明的事情才可以拿来辩论。 - 文艺复兴
实际上，从来不曾出现这样一段时期，逻辑在一个民族的思想教育中占有如此压倒一切的位置。这说明，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享有如此高的声望。这种声望并非纯属意外，即人们处于偶然才不知道柏拉图的著作；也不能用一种平庸习气来解释，说这段时期的人没有能力欣赏柏拉图的思想或诗学。关键在于，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别的地方。他们首先感到的是需要让自己接受一种严格的学科训练。他们转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满足这一需求，可不是没有理由的。
事实上，中世纪所有的思想活动都指向单一的目标：创造一套可以充当信仰基础的知识体系。我这么讲，并不是说神学在这个时期成为哲学的卫护者，而是说信仰正体验到一种诉诸理性的需要，与此同时，理性也获得了自信，准备好着手对信仰作出说明。
只有当社会生活中非常根本的一些属性本身已经发生改变后，各民族才会在如此巨大的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精神图景，因此我们可以预先肯定，我再重复一遍，文艺复兴不来自一个偶然的事实，即某些古典作品在这个阶段重现人间，而是因为欧洲社会的组织机制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
经济发展，人们拜托了低劣生活方式，对于已经养成奢侈品味和闲适生活的学生来讲，中世纪的苦行僧的理念卫冕太不适合，如果野蛮民族这么容易就接受了基督教，那恰恰是因为基督教的刻板，因为它对文明成果的膜布关心，因为他对生存欢愉的厌恶。但是能够说明它当时何以大获成功的那些理由，如今也同样可以消减它在人们头脑中的权威。那些已经学会享受生说的欢愉的社会，再也不能忍受这样一种教义，再也不会把普遍性的牺牲、自我弃绝、禁欲和受难最为至高无上的欲望目标。角度叫的信念在中世纪的教育里扮演的角色过于显要，使教育体系不能不受道那种信念正经历的种种变异的影响。** - 耶稣会
如果说人们对耶稣会提供的教育趋之若鹜，相比是因为人们沁香这种教育，认为它比其他所有教育都更值得选择，因为它积极回应了时代的品味和需要。
一片措辞优美得体的拉丁是问，一封谋篇精当的拉丁信函，是你现在就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些实实在在摆在那里额现象，吸引着家家户户的注意力，从而也激起了他们的信心。
耶稣会士们使用的刺激完全在于竞争。他们不仅首先在学院里组织起竞争性体制，而且这种体制在他们手上发展到的强度也是后无来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