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的文学梦，有些人要笑话我，那是因我父母和妹妹而起。

曾经，我的作文是课堂上老师拿来朗读的范文。后来，也有诗歌被当地广播电视台采纳。我曾把梦想说给在家务农、一手撑天的母亲听，她的反应就跟村民晚上坐在小广播下纳凉时，无意中听到我的名字被播报一样吃惊。

母亲从不相信我的鬼话。她只相信，种好村里的几亩地，一家人不挨饿。把我安排到镇上工厂上班，每月拿几百块工资，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票子。再过两年，找个女婿入赘，给家里续“香火”，那是正事。我那几块钱稿费，她压根没正眼看过。

考上中专的燕，是我以前的同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她读中专时，我写给她的信，她父亲看成是“写作范例”。从那时起，对我有利的事，她都会帮我。每年暑假，她会从学校图书馆借书带回来给我看。还介绍她们班长和另一个写作比较好的同学和我成了笔友。

班长规正的字迹和优秀的文笔令我叹服。他还是学生会主席，和我聊了许多学校和班里的事。而我，青春期的迷茫和忧伤，在笔下涓涓流淌……

十七岁那年，我和班里百分之九十五的同学一样，初中毕业就结束了学业。父亲托人安排我去镇上一家机械厂上班，我在求学无望时选择了妥协。

在机械厂的那段时间，每天和几十斤重的铁块打交道。机床前的我，咬紧牙关，紧固铁块四周螺丝的样子像个女战士。固定好铁块的工作台非常沉重，我只能两手握手柄，弯着腰，艰难地扭动屁股，使出浑身力气转动铁轮，使工作台复位，那样子和村里拿着Z字手柄发动拖拉机的男人有得一拼。

我有想过不去干这份工作，可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村女孩还有什么选择呢？

那双生了老茧、乌漆抹黑的手，每天用洗衣粉加米糠搓洗也洗不干净。每天下班洗手和晚上独处时的忧郁是一样的。在这样枯燥乏味的工作里找不到理想，我对未来失去信心。

下班在家，母亲不喊我干活的时候，就躲在楼上看书。言情小说、武侠小说，还有世界名著。那时的我，完全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

离开学校后，母亲是反对我看书的。

每次躲在楼上看书写信时，楼梯上偶尔响起的脚步声会使我恐慌。就和当初在学校上历史课时，埋头偷看小说一样害怕被老师逮到。每当有节奏的脚步声响起，我能分辨那是母亲上楼，然后飞快地藏起手头的书本，假装做其它事情。但这样也免不了被怀疑我在干“无用的事”。

对于每天不断的书信，她免不了担忧。说不好女儿哪天跟人家跑了，就成了村里人的谈资和笑料，家里的“香火”也就恍惚了。

十八岁起，母亲就张罗着给我相亲。这在当时的农村，特别是要入赘的家庭来说特别正常（愿意倒插门的男方比较少）。我的羞涩是从媒婆带着一个个男孩子踏进家门的那刻起的。开始时，我拼命往楼上躲，母亲带着眉开眼笑的媒婆往楼上追，在我家天台上拖拖拉拉，我的脸和那天的夕阳一样血红。

几十次相亲无果后，我和前夫相识，那年我十九岁。媒婆带一个高瘦的，与我一样害羞的男孩子进家门。他一动不动地和他父亲坐在我家门口的长条凳上，微微低头。他的心思被长长的、像帘子一样的睫毛遮盖着。也许是媒婆的精神打动上帝，这次的相亲总算有了结果。

前夫初中没毕业，就跟邻村一位老裁缝去外地做学徒。认识我时，他已是一位会做衣服的小裁缝。我们相亲时见一面后，他又继续去外地做裁缝。那时，我和他的联系靠书信，而他几乎不写。我在信中抱怨没他音讯时，他就打电话到我们村支书家。村支书先挂断电话，再来通知我五分钟后去她家接电话（那时，安装电话的人家还很少）。

我的信是他在工友间炫耀的资本。但我每次写信给他，都收不到他的回信。渐渐地，我也不写。恋爱后，不再像以前那样多愁善感，精神有了寄托，心情明朗，就没多少想写的东西。就这样，我丢了笔。

前两个月，妹妹微信里和我聊天，说她一直关注一个叫“懂懂”的人，在网上是大神级别，每天更文。我叫她把他的文章转我看看。

他写文很有风格，是编故事高手，给人涨见识、开眼界的感觉。他以日记方式写文，雷打不动坚持日更十三年。

我这人有个毛病，在家人面前表现过于自信。我和妹妹说：“写文对我来说容易，只是以前的梦想没坚持住，现在再拾起也不难。”

“你就别想了，人家写了这么多年，有天赋，又有学历，人家……”妹妹的话巴掌似的，打得我脸上生疼。

虽然妹妹说的是大实话，但它激起梦想的小水花，我将在这片水花上重新扬帆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