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七的手在抖。不是年纪大了的那种抖，是手里捏着东西，那东西太轻，轻得像没捏着似的，心里发慌的那种抖。他捏着的是一张纸，城里儿子寄来的，纸很白，白得晃眼，上面印着几行字，比蚂蚁还小。李老七不识字，但他认得这张纸——上个月村里的王会计也收到过一张，王会计对着纸抽了一整盒烟，第二天就收拾铺盖进城带孙子去了。
“带孙子”这三个字，从儿子电话里说出来时，带着一股子热气，好像孙子是刚出笼的馒头，等着他去捧。儿子说：“爹，您来，啥也不用干，就看着他别磕着碰着就行。”李老七蹲在门槛上，听着电话里的忙音，心里盘算：我看了一辈子庄稼，看它们绿了黄，黄了又绿，现在要去看一个肉团团的孩子。庄稼不会跑，孩子会跑，这看管儿的法子，怕是不一样。
他决定写封信。不是给儿子，是给村里的老曹。老曹读过几年私塾，是村里的“先生”，谁家写信、写对联、算账目都找他。老曹有个紫砂壶，壶嘴缺了一角，他用起来格外小心，倒水时总是侧着半边身子，好像那壶是玉做的。
李老七提了一篮子鸡蛋去找老曹。鸡蛋是攒的，一个个用谷糠隔着，怕碰破。老曹正在院里晒陈皮，一地的橙黄，像铺了层薄金。
“老曹，求你个事儿。”李老七把篮子放下，搓着手，“帮我写封信。”
老曹扶了扶老花镜，没看鸡蛋，先看李老七的脸：“给谁写？”
“给我自己。”
老曹愣了。他写过那么多信，给远方的儿子，给嫁出去的女儿，给欠钱不还的表亲，就是没写过给自己的信。
李老七蹲下来，也看着那摊陈皮。阳光晒出陈年的药香，有点苦，又有点暖。“你就写，”他慢吞吞地开口，像在泥地里拔脚，“写咱们村东头那棵老槐树，今年开的花特别密，蜜蜂嗡嗡的，听着像下雨。”
老曹提起笔，笔尖悬在信纸上，墨汁差点滴下来。他写过“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写过“见字如面”，没写过槐花和蜜蜂。
“还写，”李老七眯起眼，好像在看很远的地方，“写河滩上那块青石板，我小时候在上面睡过觉，凉飕飕的，醒来背上印着石板的花纹。昨天我去看，石板还在，边上叫河水冲出个小豁口。”
笔尖落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响声。老曹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描。他写“槐花”，写“蜜蜂嗡嗡”，写“青石板”，写“小豁口”。这些词从他笔尖流出来，有点陌生，又有点熟，像隔年的种子，冷不丁发了芽。
“再写写我那三亩二分地。”李老七的声音低下去，“麦子刚抽穗，绿里透着黄芯，看着就喜人。地头的田埂，我年年修，修得溜光，走上去脚底板不打滑。你跟信上说，让……让我别惦记，地荒不了，野草长得再快，也快不过时节。”
老曹停住笔，抬起头。他看见李老七的侧脸，皱纹像干涸的河床，深深浅浅。他忽然明白了这封信要写给谁——不是给城里的儿子，是给要离开这村子的李老七自己。他要带走点儿什么，不是行李，是这些眼睛看得见、手摸得着、脚踩得到的玩意儿。带不定，就写在纸上。
信写完了，三页纸。老曹念了一遍。念到“河滩上的野蓟开紫花，一蓬一蓬的，牛都不爱吃”时，李老七咧开嘴笑了，露出缺了的门牙。
“妥了，”李老七小心地把信纸折好，揣进怀里，贴着心口，“这就妥了。”
他没拿那篮子鸡蛋，转身走了。背影有点驼，但脚步很稳，像是怀里揣着的不是三页纸，是个秤砣，能压住身子，不让他飘起来。
几天后，李老七进城了。儿子家住十六楼，从阳台望出去，楼挤着楼，窗叠着窗，看不见地，也看不见河。孙子两岁，虎头虎脑，满地跑。李老七跟在后面，弯着腰，手虚虚地伸着，像在护着一株怕风的苗。
夜里，孙子睡了。儿子儿媳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像蚊子哼。李老七关上自己房门，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三页信纸。他没开大灯，只拧亮了床头一盏小台灯，灯罩是乳白色的，光晕黄黄的一团。
他展开信纸。纸已经皱了，折痕很深，像田埂。他不识字，但认得老曹的字，一个个方方正正，坐在横格线上，像听话的学生。他用手指头，顺着那些字，慢慢地描。从右到左，从上到下。指尖划过“槐树”，划过“青石板”，划过“麦子”和“田埂”。他描得很慢，很仔细，仿佛指尖能读出笔画里的意思，能摸出老槐树皮的糙，青石板的凉，麦芒的细，田埂土的软。
描到“野蓟开紫花”那里，他停了停。眼前好像真看见那紫郁郁的一蓬，在风里轻轻晃。牛为什么不爱吃呢？他想，是因为梗子太硬，还是味道太冲？这个问题，他在地头想过很多回，一直没想明白。
客厅的电视声停了。传来儿子压低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李老七赶紧把信纸折好，塞回枕头底下。他躺下来，闭上眼。枕头有点高，脖子硌得慌。他想起老曹那个缺了嘴的紫砂壶，想起他说倒水时要侧着身子。现在他明白了，老曹侧身子，不是怕壶摔了，是怕壶里装的那点热乎气，洒了。
窗外的城市灯光，透过没拉严的窗帘缝，在天花板上切出一道模糊的光斑，微微晃动，像是水面的波纹。李老七盯着那光斑，看了很久。枕头底下的信纸，静静地贴着床板，一个字也没说，又好像把该说的话，都说给了这静悄悄的夜听。夜很长，长得像没有尽头的田埂，但揣着点儿东西走，心里总归是实的。实了，就能走下去。走到哪儿算哪儿，反正来路都在纸上躺着呢，丢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