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先秦文学

先秦,指的是上古时代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天下期间的文学。先秦文学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它以丰富多彩的文学成果为中国文学长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1. 中华民族文化之源

首先,先秦文学为后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艺术形象。如陶渊明对神话英雄夸父、精卫的赞叹,李白诗中源自《庄子》的大鹏形象,取材于春秋历史的元杂剧《赵氏孤儿》等,他们都从中采撷素材,创造出新故事。

其次,初步论说文学理论和美学观点。如孔子的诗论、乐论、文质论,孟子对“气”与“言辞”的认识,《周易》中的意与象,《庄子》的审丑观,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等,都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其三,先秦文体已产生萌芽。如颜之推“夫文章者,原出五经”的说法;“小说”一词源自《庄子》一书;戏剧文学的源头也被不少人追溯到《楚辞·九歌》;赋体文学盛于汉,而在先秦,荀子就首先以“赋”名篇;说唱文学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荀子·成相》。

其四,先秦时代出现了雄视百代的巨匠和宗师。孔子与老子开创了儒家和道家学派,从正反两个方面实现了相融与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性格的基本内涵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

先秦文学,其基本精神以倡导天人合一,主张以人为本,崇尚和谐中道,重视恪守致用为体系。

02.神话中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神话,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在它童年时代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斗争,以及蹒跚的步履。

一、乐观态度与坚韧意志

《山海经》中,那些能食人的半人半兽或半禽半兽,给人类带来了多少深重的灾难;女娲、后羿、大禹的神话中,人类长期处在恶劣环境中,但这些神性的主人公们都能正视现实的艰难,通过锲而不舍的辛勤劳作和不懈斗争,最终战胜自然灾害。

《后羿射日》中,当先民处在水深火热中,后羿杀掉了猛兽,缚住了大风,斩断了巨蟒,又射杀了9日,重新为人类创造了美好的环境。

《精卫填海》中,当洪水、旱灾等自然灾害威胁着人类的生命,神话让“溺而不返”的女娃变成了一只精卫鸟,誓死填平大海,体现了我们的祖先艰苦卓绝,锐意进取的浩然正气。

《夸父追日》中,夸父追赶太阳时,他消耗了巨大的体力,忍受了奇渴的袭击,在与太阳的较量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反映人类为了征服太阳而奋斗不息的崇高精神。

还有开天辟地的盘古、炼石补天的女娲、教民稼穑的后稷、治理洪水的禹、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发明巢居的有巢氏等,他们都是神话中所歌颂的具有威望的神或神性英雄,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

二、群体意识与献身精神

上古神话不仅塑造了众多的神性形象,还创造了一些为了完成某项工作而同心协力的故事,这就是“群体意识”。

如“女娲造人”,最初是十分艰难的,甚至靠一个神是难以完成的。因此,女娲与诸神合作创造人类、一天孕育多次的过程中,有来助其生阴阳性器官的,有来助其生耳目手足的……这是原始人类最朴素的群体意识。

《女娲补天》中,天地间展现出一幅天塌地陷、火山爆发、洪水泛滥、猛兽横行的惨烈景象,因此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的想象。这是为人类的整体利益而拯救天下的群体意识。

《神农尝百草》中,神农氏看到人们“茹草饮水”“多疾病毒伤之害”,为了发现能食用的谷物,能饮用的泉水,能居住的土地,亲自尝百草,一天之内甚至中毒70余次。这是崇高奉献精神的群体意识。

《盘古开天辟地》中,开天辟地的盘古,死时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口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为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虻”。这是神性英雄们具有博大胸怀和献身精神的群体意识。

三、抗争意识与创造精神

面对自然的主宰,面对上帝的权威,中国神话表现出一种不畏强暴、不计安危、不顾利害、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

《鲧禹治水》中,面对浩渺汪洋的洪水,鲧曾用雍土挡水的方式治理洪水,结果水越涨越高,九年而无功。鲧为了拯救人类,不怕冒犯天帝而窃取至宝息壤。

但不幸的是,就在洪水快要平息的时候,鲧窃息壤的事被天帝知道,天帝勃然大怒,派了兽面人身的火神祝融,前来惩办违犯天条的鲧,他将鲧杀死在羽山,并取回了息壤土。

鲧虽为拯救人类招致杀身之祸,但事业还未成功,理想还未实现,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强烈的情绪在支撑着他,因而他的精魂不散,尸体三年不烂,身体中孕育着新的生命,最后化生出了儿子禹。最后,禹终于完成了治水大业。

此外,后羿不顾天帝的戒条与威严,射杀九日;刑天头被砍掉,还要“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舞动着干戚而战;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撞断了天柱与地维,都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抗争精神。

天地既开,人类已长,人们仍需要更美好的生存环境和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因此,燧人氏“钻木取火”,使人类逐渐摆脱了动物的膻腥臊臭;神农氏“播百谷”,发明了劳动工具,创造了农业生产,提高了劳动效率;女娲还“作笙簧”,伏羲氏“作瑟”,“造《驾辩》之曲”;黄帝和他的子孙们还创造了宫室、舟车、衣服、冠冕、律吕等等。这其中无疑加入了后人的猜想与附会,但所蕴含的创造意识则是中华民族自主自强、创造发展的精神动力。

四、上古神话的“异变”

神话在流传和记录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异变”的现象。

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异变”。《风俗通》记载了“女娲造人”的神话:“俗说开天辟地,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者,引绳人也。”其中,“富贵者”与“贫贱者”的划分明显是后代人的思想。

《诗经·大雅·生民》记载了后稷出生的神话,姜嫄履巨人迹而怀孕生子,这是故事的原貌,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加上了他的理解:“以为不祥,弃之隘巷……”“以为不祥”便是后人的思想。

神话还有形式的“异变”,其实也是其本质的变化,即神话的“历史化”。

在神话中,“夔”是一种怪兽,兽头、鸟嘴而且一只脚。其形状有人说像牛,如《山海经》说它“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也有人说它像猴,如《国语·鲁语》韦昭注:“夔一足,越人谓之山缲,人面,猴身,能言。”这种怪兽非常凶猛,它的眼睛如日月之光,声音像雷一样响亮;它的皮柔韧无比,如果做成鼓,声音可传至数百里。

但到了后来,夔却成了传说中尧、舜的乐官。《尚书·舜典》中记载舜命令夔掌管音乐,并以此教育子弟。而在《吕氏春秋·古乐》中,尧即位后,命令夔制作乐章。舜即位以后,又命令夔创作了《九招》《六列》《六英》等乐曲,以此来颂扬帝王的德行。

由神话到史书,夔经历了一个从兽到人、从怪兽到乐官的身份变化。

这种变化,就是神话的历史化过程。这种历史化,一是由于人们要用这些具有超人行迹的神灵,继续鼓舞人类的抗争;二是由于上古史料欠缺,只好把神话派上用场,把神话中的角色改造成历史人物,把神的行迹演绎为历史事件。

当然,神话中的形象在后人看来,有许多“不雅训”的东西,有伤体面。于是历史学家又不断地对此加工、改造,使之改换了神形,而趋向了人体。

03. 《周易》的文化精神

《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包含两个不可分离的部分:“易经”和“易传”。

“易经”本为卜筮之书,是周人留传下来的卦象及筮辞;“易传”则主体是孔子对“易经”的解释,共有10篇。即《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

一、《周易》的忧患意识。

《易经》中,“吉凶、悔吝、无咎”等断语的设置,都表示通过悔悟或悔恨,改过自新,使自己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否则,则陷于困境或险地而不能自拔,甚至遭遇不幸。

卦辞、爻位的解说,包含了“丰大之时,尚须修美德行,广致贤明”等忧患意识。

《易传》中的忧患意识表现在诸多领域。在政治生活中,要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居安思危,居危自强;在道德修养上,要知过能改,见善则迁,知己辨物,尊礼守恒;在日常生活里,要慎言慎行,自省自励,谦己尊人,善始善终。

二、《周易》的和谐观。

首先,是宇宙天地自然的和谐。八卦代表八种自然界中的物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它们两两相对,又相互依存,构成了对立统一的整体。

其次,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易传》把宇宙天地自然之道概括为阴阳,阴阳的变化有其自然的规律与法则,只有掌握其规律,适应其法则,才能够化育天下,臻于至善。

第三,是社会中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是孔子的社会理想。他哲学的核心是“仁”,而“仁”的出发点便是“爱人”,人与人的友爱、人与人的和谐,就是“仁”的归结点,他的目的是最终实现“大同”的社会理想。

三、《周易》贵和尚中。

书中用了很多带“中”字的词,如正中、中正、时中、中行、中直、中心、中道、得中、中位、刚中、柔中等词语使用的高频率和词汇涵容的广泛性,都可以看出“中”在《周易》的重要地位。

四、《周易》所蕴含的观念。

如中位多吉,而上位多凶,物极而反,其间体现的是中和思想。

在《小象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对“中”的赞美之词,如“以中正也”“中有庆也”“中无尤也”“得中道也”“以正功也”,等等,在阐释与推断中,表现出“中”道的和乐之情和对“中”道的向往之情。

五、《周易》的阴阳之道

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易传》自身所做的解释。《易经》的卦爻辞就是以阴阳之位来推断吉凶的。

春秋时期,阴阳观念已经被普遍地运用于解说天象人事,《左传》《国语》中均有大量记载。

六、《周易》的道德因素。

孔子作《易传》,还通过阐释《易经》,挖掘其道德因素,进一步建立道德规范,不断进行道德教育。他认为,只有靠着道德仁义才能真正获得吉祥福禄。

《易经》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内容,如刚健、尚中、贵和、重恒、惩恶、扬善、好谦、敬顺、重时、忧患等。

由此可见,《易传》的“道”是天人合一的“道”,阴阳之道重在阐释《易》理,道德之道重在垂典示范。

04.《诗经》的文学艺术

《诗经》的时代,上起西周初期,下至春秋中叶;《诗经》的作者,上及王公贵族,下至平民农奴;《诗经》采集编辑的地域,范围涵盖了今天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五省及湖北北部、安徽北部。

这样一部诗集,确实称得上一项了不起的文化工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一、文学情怀

原始劳动歌谣,既对劳动生活进行了描绘,又用它表现各种各样的情感。

首先,用诗抒发自己欢乐、爱慕、忧思、怨愤的思想感情。如《魏风·葛屦》《小雅·四牡》等。

其次,用诗表达自己对人生、社会、政治的态度,进行赞颂、劝谏、讽刺、呼号。如《小雅·节南山》《小雅·何人斯》等。

再次,用诗使人们受到感染、教育,提高认识、增强理解,得到愉悦或警诫的审美体验。如《陈风·墓门》《大雅·卷阿》等。

除了这样直接言及创作目的的作品之外,《诗经》中还有许多诗篇谈到内心情感的表达。如表示嘱告之意,或表示幽怨之心,等等。

《诗经》中的意象创造多为触景生情、感物兴怀。如在《诗经》中有许多“鸟”的意象。“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男女爱情的象征;“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象征着主人公“归宁父母”时欢快的心情,等等。

此外,“水”“东门”“南山”等意象也应从上古文化中去寻绎其丰富内涵。

二、宗国情怀

周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因此,斗争成为民族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小雅》的《出车》《六月》《采芑》,《大雅》的《常武》等诗歌便表现出投身宗国与民族发展中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献身精神。

《小雅·采薇》《秦风·无衣》《鄘风·载驰》《王风·黍离》等许多战争诗表现下层军士英勇杀敌的壮志和共赴国难的豪情。

《小雅》中的《节南山》《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巧言》《巷伯》《角弓》等,《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印》《召旻》等诗歌则表现出愤世嫉时、忧国忧民的社会意识与抗恶精神。

三、艺术精神

《诗经》在最初可以合乐歌唱,诗、歌、舞结合在一起。

在用韵方面,《诗经》的突出特点是活泼、自由,重视自然的天性和情感的抒发。

《诗经》还大量地使用了叠字、叠句、双声、叠韵,从而加强了语言的音乐性,增强了诗的韵律美。

“赋、比、兴”是前人对《诗经》艺术手法的总结。“赋”是《诗经》中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方法。从用赋的形式看,有的全诗用赋,属赋体诗,如《周南·鸱枭》《小雅·四月》;有的部分用赋法,杂用比兴,如《邶风·燕燕》等每章章首起兴,下皆叙述,《小雅·斯干》则赋中有比。

《诗经》中“比”的取喻十分广泛,举凡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乐器佩饰、古人今语、动作感受,等等,都成为喻体的材料来源,可以加以艺术地运用。

在《诗经》中,兴句所描述的形象或以显喻隐,或寄寓情思,或渲染气氛,或烘托人物,或描绘背景,对全诗具有重要的艺术作用。

《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抒情诗。这里有对神灵的顶礼膜拜,也有对祖先的崇敬景仰;有对幸福的喜悦欢欣,也有对不幸的痛苦失望;有对奸佞的愤懑怨怒,也有对美政的真诚向往;有对生活的满怀热望,也有对前路的失望迷茫,等等。

05. 《左传》的赋诗言志

《左传》一书,以诗应对,或谈判政治,或称叙友谊者,将所处的情境与诗句联系起来,委婉地表达志意或美化辞令。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叔孙请庆封赴宴,庆封表现得很不恭敬,叔孙便赋《相鼠》一诗,诗中有“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耻,不死何俟”“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之句,意思是人活在世上,应该懂得礼仪和羞耻,否则还不如死了,以此来讽刺庆封的不敬与臭美,但庆封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甚至,一个白热化的矛盾,也可通过吟诵几首诗,在融融的气氛中,化险为夷,化干戈为玉帛。

这就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在诸侯争霸、战乱频发的春秋时代,赋诗言志为血腥的政治斗争蒙上了一层文质彬彬的温柔色彩。

在中国文学语言的发展中,赋诗言志是对思想的一种修饰,是对语言的一种美化。

春秋时期对修辞的重视得到社会的普遍共识,对语言的修饰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得当的言辞可以使之转危为安。

个人生死的紧要关头,美妙的辞令可以化险为夷。

因此,各国出现了不少善于辞令的著名人物,如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鲁国的叔孙豹、齐国的管仲、吴国的季札等。

06. 《论语》的孔子思想

在《论语》中,“德行”居于首位。“德之不修”令孔子忧虑;他主张要向贤者看齐,他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内自省也”;他认为,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在错误面前人人平等,关键要能够知过善改,不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他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论语》开篇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把学习作为人生的一种乐趣来看待。孔子不仅经常用“好学”称赞自己和评价他人,而且把“好学”作为衡量是否“君子”的重要标准:“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通过学习,通过修养,不断完善自己:“修己以敬”,“修已以安人”;从而实现“安百姓”的政治理想:“修己以安百姓”。

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仁、义、礼、智、信实际都首先是道德的因素。

孔子主张以“自我反省”与“重在践行”这两种方法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并用道德来治理理政。

孔子的德政思想体系主要包括作为本体的“仁”、作为外在表现的“礼”和作为最高境界的“和”。

他认为,只有统冶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达到“和”,才能保持社会的统一与稳定。

《论语》中“仁”的思想以人为中心,本质在于广博的关爱,是一种人文关怀,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君子”是孔子追求的理想人格,《论语》中的“君子”具有多种品格特征:好学精进、乐观向上、过而能改、谦虚谨慎、言行合一、团结协作、胸襟开阔、任重道远、正道直行、礼乐情怀、忧患意识等,都是重要特点。

孔子实施的教育涉及广泛。在教育内容上,《论语·述而》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实这四个方面涵盖了语言、文学、历史、伦理、政治等许多经世学问。

在教育目的上,孔子教育的指向确实是社会与生活。在《论语》中,即使议论道德修养、学习方法等问题,也是培养学生将来从政的素质和才能。

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孔子非常强调与现实相结合。

《论语》所蕴含的这些精神内容,随着《论语》的传播,浸润在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07. 《孟子》的人文精神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一位大师,故后人并称为“孔孟”,又称他为“亚圣”。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

孟子哲学思想的中心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的本性为善,正如水之趋下,是一种自然的本质:“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主张“性善”,使得孟子十分尊重人性。

一方面,他对人平等相看,没有“异于人“。因此,他面对各色人等,才会坦然应对,即使“说大人”也是“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另一方面,他强调个性意识,张扬个性的精神和气节,从而提升了个人的主体地位。《孟子》中表现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之气、“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豪迈胸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自觉使命感,等等,都彰显了人的主体精神,突出了人的个性意识。

孟子的民本思想亦是其人文思想的集中表现。他曾坦言:“土地、政事、人民”乃君王之三宝。朝代频繁更替、君主时常变换、土地交相占有,唯有百姓未能更易,此亘古不变之大理。因而孟子常常以此为出发点,成为百姓的代言人。

因此,《孟子》一书所论无不关乎民生,关乎国家,关乎天下,而且立论高远,意气风发,赋予远见卓识。

《孟子》是语录体散文,反映出从语录体到专题论文的过渡。

《孟子》与《论语》相比,文字更雄肆,论证更详备,文风更铺张扬厉。

《孟子》散文的章法多姿多彩,富于变化。有的气势磅礴,雄辞激越,如长江大河,直泄而下。

08. 《庄子》中的“庄子”

翻开《庄子》一书,庄子的形象跃然纸上。他是贫困的,又是富有的,生活的贫困与思想的富有构成了他复杂的人生;他是闲散的,又是愤激的,状态的闲散与态度的愤激构成了他矛盾的人生;他是现实的,又是艺术的,思考的现实与境界的艺术构成了他多彩的人生。

庄子主张“以无为首”,除了《老子》中已有的“无为”之外,还有“无用”“无穷”“无己”“无极”“无何有”“无我”“无形”“无适”“无知”“无谓”“无涯”“无如”“无方”“无道”“无名”“无有”“无常”“无言”“无迹”“无累”“无能”等等。其中,对于“无”与“用”的思考,显示了庄子哲学的拓展。

“有用”与“无用”不是决然分开而是相互关联的,他所追求的正是心悟自然、天地人齐一的境界,心有所悟、“旁礴万物以为一”才是真正的“用”!

这个“用”,不是世俗所谓的使用价值,而是承载精神、安放心灵的大道。

庄子倡导的是,大樗于世“无所可用”,于己却无所困苦,恰可颐养天年;不仅如此,它正可以自由自在地生长在“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供那些逍遥之人“无为其侧”“寝卧其下”,达到“逍遥游”的境界。

这是庄子毕生所追求的境界,也是贯穿他整个思想的境界。庄子所追求的最高的境界,是逍遥于天地之间,放浪于形骸之外的一种最舒适的境界,最奇妙的境界。

09. 《韩非子》的法家思想

韩非子(前280? —前233),出身韩国贵族。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建立了一套兼融法为本、法术势的法治思想体系。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韩非子》55篇中。

韩非子反对仁义,崇尚功利,主张用严刑峻法来奖励耕战,统一思想。

韩非子为“法”下定义时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可见,“法”是国家明确规定的法律条文,是官府用作依据的统治工具,还是百姓遵照执行的行为规范。

韩非子特别重视法令的实施与执行,主张“以法为教”“法不阿贵”、厚赏重罚。他认为,应该以法制实施教育,使人人懂法、人人行法:“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术”是指驾驭群臣的方法。《韩非子·难三》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韩非子》中概括了不少奸臣奸术,如《主道》的“八壅”、《八奸》的“八术”、《备内》的“奸臣”、《三守》的“三劫”、《饰邪》的“败法之人”、《说疑》的“五奸”、《八经》的“乱之所生六”“五患”等等,因此君主必须懂得并使用察奸、防奸、止奸、灭奸的治奸之术。

只有“法”和“术”,没有“势”也是行不通的。韩非子教导君主要以权势制服天下,保证法的实施,强调君王的威德不能分享,权势不能外借,要时刻防止臣重擅主,处处保持人主的独尊地位。

先秦文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文史哲各个领域,成为几千年中国文学长河奔流不息的不竭源头,给后世提供了孕育诸多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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