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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第13章
中晚唐宦官政治在中枢政治中的核心表现是形成以两枢密使为首的内诸司使系统。宦官势力不可能仅局限于朝廷中枢,在侵夺南衙权势的同时,势必向地方辐射。
高祖、太宗时期,累岁征战,却罕有御史监军的记载。当时行军总管等仍以关陇军事贵族为主,实行兵将分离的府兵制,士兵来自各个军府,兵罢将归于朝,兵归于府,御史监军多属例行公事,故其地位不高。武则天时代则大不相同。关陇贵族成为打压的对象,特别是徐敬业起兵之后,武则天更是重用监军,掣肘领兵大将。
在武则天的支持下,御史权威性在重要的军事行动中得到增强。王孝杰本官夏官尚书,即兵部尚书,品秩为三品。而张仁愿为御史,品秩七八品,二人高下悬殊,但是张仁愿一封奏状即可致王孝杰贬为庶民。张仁愿精通军政,揭穿孙承景的欺妄,因功以肃政台中丞(即御史中丞)检校幽州都督,开了地方军政长官带宪衔的先河。
在边疆屯有重兵处,皇帝既要掌握军情动态,又要提防节帅生事叛乱,只能通过派遣使者来实现。同样,节度使为了免除皇帝的猜疑,也需派遣使者把边情向朝廷奏报。从现存诏敕来看,玄宗对西域边疆军政的介入很深,几乎所有重要决策,都由其宸断,然后以制书或口敕的方式下达给军镇。一时间双方表奏往来,相望于道。在节度使方面,负责传递信息的,是节度使的心腹亲信,称之为“傔人”。封常清即是由高仙芝傔人而成长为一代名将的。同样,在朝廷方面,玄宗直接发号施令,传宣密旨,也必须是可信之人。最为称心顺手的自然是日夜服侍身旁的宦官,而不可能是品秩低微的御史。客观上说,重外轻内的军事格局导致宦官充使边疆具有了现实的客观需求。
中唐以后,由朝官和宦官分别充使,同行入蕃已成惯例。德宗贞元九年( 793 )南诏王异牟寻派使者请求归唐,次年御史中丞袁滋为册南诏使,宦官俱文珍为宣慰使,一同前往,今云南盐津县豆沙关袁滋摩崖题记依然可见。与炳灵寺摩崖题记相比,豆沙关摩崖题记中规模庞大的“品子”群体消失了。不过,随使入蕃仍是擢用的捷径。元和权宦吐突承璀正是以“小使”的身份随俱文珍奉使南诏,其后大获擢用,与此段经历不无关系。
开元、天宝时期,唐朝在军队装备上较前期也有较大变革,陌刀等重武器开始更广泛地装备军队。府兵番上之制废止后,边疆士兵主体由卫士转为长镇健儿,对劲弩、铠甲、陌刀等重型武器的需求大增。在新形势下,朝廷势必要加强对重型武器的管控。在节度使率大军出征时押领兵甲是宦官充使的重要内容。唐代后半期两个宦官军事使职内弓箭库使、武器库使大概都萌生于这一时期。
安禄山的反叛标志着唐玄宗、李林甫擢任胡将政策的破产。在仓皇抵御叛军的过程中,高仙芝、哥舒翰等胡将已无法取得足够的信任。玄宗以违诏失律处死高仙芝、封常清等,自然是昏聩之举,但是也说明,大敌当前,朝廷能够控制军队,监军宦官起了很大作用。其后平叛战争中,玄宗越来越倚重宦官。潼关失守后,高适曾对玄宗痛陈宦官监军之弊。
唐代“监军”一词含义比较复杂。以往学者多未详细区分,致使相关研究多无法深入展开。四种监军使中,行营监军和监阵监军为临时差遣,皆非常制。本书主旨在于讨论宦官监军对地方政局的影响,重点讨论的是常驻地方的藩镇监军使和神策城镇监军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