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应观看治河
万里黄河第一观——嘉应观，俗名庙宫，又称黄河龙王庙，是一座集宫、庙、衙署为一体的清代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风景名胜区，国家水利风景区、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水情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培训基地、勤政担当廉政教育基地，有雍正王朝的黄委会，河南“小故宫”之称，是“中国黄河文化之乡”一张光彩夺目的名片。有雍正王朝的黄委会，“河南小故宫”之称。始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位于河南省武陟县嘉应观乡，距焦作市区35公里，占地140亩，总面积9.3公顷，建筑风格形似故宫，分南北两大院。北院为巡河行宫。由南北向北依次为山门、御碑亭、严殿、中大殿、恭仪亭、禹王阁。两侧有掖门、御碑亭、钟、鼓楼，更衣殿、龙王殿、风雨神殿。东为河道衙署，是清代治理黄河的指挥中心；西为道台衙署，是地方管理河务的机构。观内有三奇：一奇供奉的全是河神。二奇铁胎铜面碑。御碑亭外形酷似清帝皇冠,亭内有雍正帝撰文书丹的铁胎铜面碑,周身雕龙,底座为蛟,工艺之精湛,为全国所罕见。碑下为井,与黄河相通,从驮碑兽的左眼丢进铜币,从入水的回声可以探知黄河的水位。三奇中大殿,也称“无尘殿”。大殿天花板不见蛛网,不粘灰尘,鸟虫不进,殿内藻井彩绘六十五幅龙风图,为纯满族风格,全国独此无二。
康熙末年,黄河在武陟四次决口,雍正元年,复决马营口,洪水直逼京津。为治黄安民,雍正帝派河道总督率兵堵口、修坝,并亲临河防搬石,为祭祀河神龙王,封赏治河功臣,口堵坝成时,雍正下诏敕建嘉应观。命河臣齐苏勒,仿北京故官,调豫、鲁、晋、陕、皖五省民工,历时四载,建成了这座规模宏大的官式建筑群。
一、中轴线上的禹王和牛钮
禹王阁是嘉应观里最高的建筑,供奉着治水泰斗大禹王帝坐像。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洪水为患,鲧治水失败被杀,其子大禹接任治水,他上任伊始就带着尺、绳等测量工具到全国的主要山脉,河流作了一番周密的考察,结果发现龙门山口过于狭窄,难以通过汛期洪水,于是带领百姓凿开了龙门,当他发现黄河善淤时,又确立了一条“疏”的治水方针,并按照河图洛书的指引,经过十年的努力,疏通了九河,使九州得以平安,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尊大禹为禹王,他也是最早的治河功臣。
中大殿供奉的是清代在武陟堵口的都御史牛钮,相传,牛钮是雍正的皇叔,也是嘉应观的首任主持,曾和齐苏勒一起治河。中大殿内立有“钦赐润毓”金匾,“润毓”正是雍正帝賜于牛钮的封号。该殿就是雍正帝专门为其皇叔牛钮兴建的,因为雍正在未当皇帝时,康熙让其在武陟一带治理黄河，可黄河屡治屡决,康熙便命其弟牛钮到武陟督察,登查找决口原因,牛钮奉旨仔细查找,原来四皇子雍正前边治理,十四皇子却指使人暗中破坏,于是牛钮便据实秉报给康熙,认为四皇子治理黄河有功,这也是雍正能当上皇帝的原因,雍正称帝后,为感念皇叔,特仿照故官为牛钮修建了这座嘉应观。
关于牛钮的身份,说法不一,但笔者认为,戏说也好,考证乜罢,把牛钮和雍正联系起来,至少回答了:宏伟的嘉应观,为什么会建在经常泛滥的黄河边?为什么要仿故宫建造?铜碑下为何压着一眼水井?中大殿藻井为什么敢画龙风图?为什么观内只供奉治河功臣而不是玉皇大帝?同时,也较好地诠释了嘉应观宫、庙、衙署三位一体的独特布局。
二、东大殿供奉的治河诸神
东大殿供奉的是西汉的贾让,东汉的王景,元朝的贾鲁,明朝的潘季训和“白大王”白英。人物形像威严肃穆,栩栩如生。
（一）西汉贾让治河三策。汉代由于河床严重淤塞和堤防过于狭窄,汉哀帝初年,“河从魏郡以东,北多决溢”,贾让提出“治河三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着,决黎阳遮害亭今滑县西南),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
从地形上说,在遮害亭上下改道使黄河北流是有条件的;当时黎阳河堤已高出堤外民宅,当冲的魏郡每平方公里不到四十人;且“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贾让选择这样的地方为黄河安排一条出路,是有一定道理的,贾让的中策是“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可以溉田,分杀水怒。”穿渠,一则可以灌溉兴利,更主要是为了分洪,同时具有通漕航运之利。这种分杀水怒的穿渠主张,是值得肯定的,关于下策,贾让说:“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贾让治河三策,不仅提出了防御黄河洪水的对策,还提岀了放淤、改土、通漕的措施,它是我国治黄史上第一个兴利除害的规划,其中体现的“宽河”思想,对今天的黄河治理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元代贾鲁治河。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河决白茅口(今山东曹县),六月又北决金堤,泛滥达七年之久。都水监贾鲁奉命“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为图上进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功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后因贾鲁“迁右司郎中,议未及竟”,至正九年冬,脱脱复任丞相,贾鲁重献二策,脱脱取其二策。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诏中外,命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授以银印.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人供役,”整治旧河道,疏泼减水河;筑塞小口,培修堤防;堵塞黄陵口门,挽河回归故道。至“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龙口遂合,决河绝流,故遒复通。”
贾鲁这次治河,动用人力、物力、财力颇多,总共用“中统钞八百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奇.”后世评价贾鲁治河:贾鲁修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
（三）明代潘季驯四次治河。潘季驯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次主持治河,共历时十年,明代治河诸臣任职时间之长无出其右者,特别是后两次,治河事权归一手,朝廷又特准其“便宜行事”,取得突出成就,他在治河中,不辞劳苦,多次深入工地,对黄、淮、运进行调查研究,不仅提出了综合治理的原则,还根据黄河含沙量大的特点,提出:“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策,为达到束水攻沙之目的,潘季驯还创造性地把堤防工程分为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四种,扭转了“莫不以分水为长策”的局势,明确树立了合流治河的方策。在束水攻沙的基础上,潘季驯又提岀在会淮地段“蓄清刷黄”的主张,在河患十分严重,河道变迁频繁的明代,潘季驯能提出束水攻沙的理论,并躬身付诸实践,不仅对明代以后的治河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一种超越前人的创举。
（四）东汉王景治河和明代白英计开运河。在东大殿供奉的还有东汉的王景。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其后数十年间,河水不断南侵,以致“汴渠决败”,兖、豫一带多被水患,“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蒙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磧,直截沟涧,防遢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遗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明年夏,渠成。帝亲自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景由是知名”。王景以数十万人的力量,在一年之内,修了一千余里的黄河大堤和治河工程,又整治了汴渠渠道,黄河与汴渠分别得到控制,从而“河汴分流,复其旧迹”。
白英,山东汶上县人,是嘉应观里的农民水利专家。他自幼聪慧,熟悉汶上地理水势,明永乐九年(1411年),为工部尚书宋礼疏通会通河献策:以汶水作水源,筑坝引水,西注“南旺水柜”,并建闸38座,控制水量六分北流至临清,接通卫河;四分南流至济宁,下达泗、淮。大运河对南粮北运,起了很大作用。为此,清雍正帝封其永济之神,同治六年加封灵感,七年加封显应,十三年加封昭孚,光绪五年四月敕加大王封号。
三、西大殿供奉的治河诸神
西大殿供奉的是明朝工部尚书宋礼,明朝兵部尚书刘天和,清朝三位治河总督齐苏勒、稽曾筠和林则徐。
（一）明代兵部尚书刘天和治水。兵部尚书刘天和河工成就大于兵工,嘉靖十三年,河决赵皮寨入淮,谷亭流绝,运遒受阻。刘天和以都察院右副督御史总理河道.发民夫十四万疏浚,尚未奏功,河又自夏邑大丘、回村等集冲数口,转向东北,流经萧县,下徐州小浮桥。刘天和亲自沿河勘察,并分遣属吏循河各支,并上言:“黄河自鱼、沛入河漕,运舟通利者数十年,而淤塞河道,废坏闸座,阻隔泉流,冲广河身,为害亦大,今黄河既改冲从虞城、萧、砀下小浮桥,而榆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运者,俱淤塞新流,利去而害独存,宜浚鲁桥至徐州二百余里之淤塞,”朝廷同意了他的建议,嘉靖十四年春对河、运进次全面治理,“计浚河三万四千七百九十丈,筑长堤、缕水堤一万二千四百丈,修十有五、顺水坝八,植柳二百八十余万株。”工程完工后,“运道复通,万艘必达”,
（二）清朝河道总督齐苏勒治河。清雍正、康熙两朝73年间,黄河决溢年份20多年,上起河南,下至山东、江南,沿河各省均有发生,清王朝不得不重视黄河的治理。齐苏勒早在康熙年间,就参与过一些河工,雍正元年,实授河道总督。齐到任,即对黄、运河进行实地考察测量,并上书直陈河工之弊端;他还把两次随康煕帝南巡时的情境和当前作了对比,大力整顿了河工,在他任职的七年中,“疏浚修筑”并举,除大修了河南黄河两岸堤防外,在江南也修了许多工程。“黄河自砀山至海口,运河自邳州至江口,纵横绵亘三千余里,两岸堤防崇广偌一,河工益完整。”雍正七年春,齐于总督任上去世,雍正帝感念他的治水功德,“令有司春秋致祭”,《清史稿》评价他:论治河功绩,“世宗朝,齐苏勒最著”。
（三）清朝河道总督稽曾筠治河。稽曾筠曾于雍正元年参与了中牟刘家庄、十里店的堵口工程。次年,因武陟、中牟、郑州连续决口,河患严重,雍正帝在河道总督齐苏勒以外,又任命稽曾筠为副总河,常住武陟,专门负责河南防务。雍正七年,升稽曾筠为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主管河南、山东黄河修防。南河、东河分设河道总督自此成为定例。在河南期间,他曾连年大修黄河两岸堤防,使“豫省大堤长虹绵亘,屹若金玚。”他犹善筑坝制溜对修筑顺水坝和挑水坝都是根据河势缓急,河道深浅,以定坝基之长宽尺度,因势利导以他在治河上的贡献,《清史稿》称赞他:“曾筠在宫,视国事为家事。知人善任,恭慎廉明,治河尤著绩。用引河杀险法,前后省库帑甚巨”。
（四）明工部尚书宋礼和清河道总督林则徐治河。明永乐九年(1411年),宋礼以工部尚书主持修浚会通河,经现场查勘并接受汶上老人白英的献策,在汶水东平下游戴村筑一新坝,截汶水流至济宁以北的南旺。这里地势最高,为南北之脊,汶水引致此地后分流南北,巧妙地解决了分流不畅的问题。为使会通河水有所控制,便于行船,宋礼等又在元代旧闸的基础上改建、新建了一些闸门,使会通河节节蓄水,适应了通航的需要。工程征发民工30万,200天完成。会通河开通后,宋礼又在山东开新河,在河南疏浚黄河故道,接济运河水量,使1500余千米的大还河全部通还,为此后数百年的南北水运奠定了基础。
（五）林则徐治水。道光十一年(1831年),林则徐以东河河道总督办理黄河河务。清代黄河御水的主要建筑物是用秫秸修的“埽工”,在他看来,“秸料乃河工第一弊端”,必须坚决杜绝。他到任后,就对所辖南北两岸十五个厅各工段的秸料垛,逐一拆垛查验。道光帝为此嘉奖他:“向来河臣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鉴于黄河埽工常被大溜淘刷严重,提出“碎石斜分入水,铺作坦坡,既可以维护埽根,并可纾回溜势”。在河南境内,林则徐是积极提倡用石料修河工的创始人之一,在他发配伊犁途中,黄河在河南祥符(今开封)决口,道光帝“诏示林则徐折回河东,效力赎罪。”在这次赌口中,林则徐克服了“口门距河远,进堵困难;遇到了凌汛,威胁施工;合龙前夕,埽占走失”的重重困难,历时8个月,堵复决口,并实践了他“埽前抛石护根”的主张。
（六）傅作义在嘉应观治河。1949年10月19日，傅作义将军己任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1950年，傅作义即着手部署治理黄河、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事宜，在发生严重水灾时，傅作义亲赴抗洪抢险第一线，他亲临河岸，夜以继日，不辞劳苦辛勤的工作着，勘查、规划、设计，经中央批准，确定在黄河下游修建人民胜利渠，渠首位于桃花峪对岸的武陟县秦厂大坝上。该工程1951年3月开始施工，1952年4月开闸放水，6月灌溉农田。同年10月31日，毛泽东亲自视察了人民胜利渠，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人民胜利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黄河下游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引黄灌溉工程，它结束了黄河”唯富一套”的历史，揭开了开发利用黄河中下游水资源的序幕。而嘉应观院内的这座苏式建筑是作为人民胜利渠建设指挥部而建的。在整个工程期间，傅作义将军在常驻这里办公，它俨然就是新中国的治黄中心，许多治黄方略和治河号令，都是从这里发向沿黄九省的。在担任水利部长期间，傅作义踏遍了全国的山山水水。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河套平原到黄河三角洲的治河工地，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为新中国的水利电力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从嘉应观看黄河治理
（一）雍正皇帝比较重视治河。康熙末年、雍正初年黄河决溢频繁,雍正在齐苏勒的河道总督之外,又加派稽曾筠为副总河,驻防武陟督河,并从此开始成定例地分设南河和东河河道总督,以加强对河南、山东黄河的治理;河患当前,雍正也非常清楚玉皇大帝和太上老君都救不了他,只有这些治河功臣才能够保证黄河安澜。保证黄河安澜,也就保住了他的江山社稷。这有嘉应观的楹联为证:御碑亭上联为，“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下联为，“民心泰否关乎大清江山”。
（二）治河和保漕关系密切。两汉期间,黄河流域的主要漕运是经由渭河、漕渠、黄河和鸿沟水系进行的,开漕渠既可以西给京师,如诸侯有变也可以顺流而下,漕运占有了重要的地位。隋代漕运,又沟通了江、淮、河及以北水系,元代建都北京后,所需一切财物,仍然“无不仰给于江南。”明清两代治河,重在筑堤防决以利漕运,保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治河。白英以农民水利家的身份跻身于嘉应观诸河神中,即是例证,但以保漕而治河,也局限了治河事业的发展。
（三）嘉应观里的河神大多参与过河南的黄河治理。河南武陟是黄河豆腐腰的开始,河患最容易发生在河南境内,尤其集中在开封上下。据不完全统计,仅明洪武至弘治年间(1368-1505年)有决溢记载的年份就达59年。其中十之八九都在兰阳、仪封以上的河南各地,仅开封(包括祥符县)决溢的记载就有26年。嘉应观里的治河诸神中,大部分参加过河南境内的治河活动。雍正帝将嘉应观敕建在武陟这个看似最不安全的地方,让这些河神们世受供享,或许是希望黄河在这里依靠诸位河神的护佑,可以永远安无恙。
（四）嘉应观也是一个治黄历史展览馆。通过嘉应观里一个个鲜活的河神形象,以及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治黄功绩,让后人对治河的历史有一个清醒的、系统的认识,无论是“堵”“疏”、“引”策略,还是“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思想,亦或是“埽工”、“石船”“丁坝”等治河技术,都是人类治河史上的宝贵财富,对今后的黄河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后人不断汲取,以达黄河长治久安之目的。
纵观武陟历史，都与黄河息息相关。
大河兮汤( shang)汤,惊涛兮逐浪。这里,是中国唯一的黄河文化之乡——武陟。黄河至武陟,始得万流归宗;至武陟,方成水悬于天，至武陟,方筑千里长堤;至武陟,方迸发出亿万斯年以来,由“母亲河”到“幸福河”的梦想之光、文化之光。深深浸润在这片土地中的黄河文化基因,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交相辉映,让中国黄河文化之乡——武陟,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四大怀药闻名中外， “菡香大米”蜚声京城。
黄河在武陟，沉淀成武陟人厚德、包容的品格；黄河在武陟，孕育了武陟人笃行、进取的精神。
一部武陟发展史,半部黄河变迁图。“悬河头、华北轴、百川口、万古流”,先民可歌可泣的治黄史,正是一部中华民族在覃(tan)怀大地书写的波澜壮阔的家国史诗。
国家治黄、国家祭黄的核心沉淀于此,沉沉一线的万里黄河风情凝结于此,从未断档的中华文明之“鲜活标本”在这里生发,在这里留存,在这里传承。在襟黄带沁的武陟千里沃野,黄河文化落地生根,滔滔万里流中国,自此凝聚成源自大河、融入生活的文化之光。
临黄河而知中国。中国黄河文化之乡—一武陟,闪烁着大河之光的文化记忆,浓缩着茫茫九州因河而生的民风民情，人们祈雨、人们祭黄，点滴之间,无不辉映着大河之光。
传承,是黄河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中唯一没有中断的黄河文明,于传承之中,彰显着东方古国的定力和中华民族的自信。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在新中国成立的铿锵步履中,毛主席在人民胜利渠渠首亲手开闸,开启了黄河由“患”变“利”的崭新篇章。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让黄河成为人民的幸福河！”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话语言犹在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已然“扬帆起航”。
厚德、包容、笃行、进取,中国黄河文化之乡——武陟,正站在“郑焦一体化节点城市”的首位之地,凝聚着大河文明的光荣梦想,澎湃着黄河大合唱的精神乐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奔腾不息的武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