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寺听禅解心忧——广济寺的律宗回响与人生顿悟
作者 王永利
北京城内西四附近有一座寺庙，名叫广济寺，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地标。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寺庙的名字是在小时候，大约刚记事。那时，妈妈带着我看望一位德高望重的佛教界女僧。见面后，妈妈让我叫她“太爷爷”。这位慈眉善目身材单薄的女僧，很高兴看到我这个小孩，我感觉她有一种超凡的气质。她告诉我妈妈，她调任广济寺佛教协会做事，下次可以到广济寺找她。因此“广济寺”这三个字印入了我的脑海。几天后，这位“太爷爷”，还托一个叫静珠的女尼，专程冒着大雪来到我家，送来包装精美的两铁盒高级饼干，祝贺我的生日。静珠的棉袍被雪打湿了，我妈妈让她脱下来放在炉子上烤干，让她喝了一碗热姜糖水，暖暖胃。我迫不及待打开了饼干盒，吃了起来，是咸味的酥酥的，入口即化，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1960-1962年）的困难时期，我吃到的最香甜的美食。
但是，长大后的我一直没有去过广济寺，尽管多次路过西四，也一直没有进去过。后来，在一个冬日，我的心情非常沮丧，事业和人生面临诸多不顺，我忽然想起了广济寺，便不由自主地走到了那里。这座寺庙和别的寺庙不同的是中国佛教协会就设立在庙内，进了大门就可以看到两旁的厢房设立多间专门接待访客的“香客室”，寺庙的值班僧人可以一对一地和你交流，在这里，你可以敞开心扉，像对一个知心朋友那样倾诉你的烦恼，他可以像心理医师那样谈他的看法，为你释疑解惑。
广济寺占地35亩。坐北朝南，庭院宽广，中轴线上主要建筑有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圆通殿、多宝殿、藏经阁等，西侧有配殿、廊庑。三层汉白玉砌成的戒坛则在西院内。相传创于金代。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山西普慧和尚复兴吉寺，朝廷赐额“弘慈广济”．以“戒行精严”著称。清初，几位高僧严持戒律，自是成为律宗道场。1953年春，中国佛教协会在此成立，从此，广济寺成为中国佛教界活动的中心。
接待我的一位和尚大约三十多岁，中等个子，是佛教界年轻有为者，会韩语、日语和英语，我似乎记得他名叫“高白”（或有记忆偏差）。他耐心倾听了我的烦恼，并用舒缓但平易近人的语调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生死就在一寸之间。他昨天陪伴他的师父走完最后一程。那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他和师父近在寸间，可是却分别为阴阳两界。他的恩师在他的注视下停止了呼吸。他感觉生和死的距离是那么短，就几厘米。人生不过是一个过程，与生命相比，其他都是过眼云烟，看开了，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
我被他的故事震动了，便和他咨询一位老尼，我告诉他我小时候的记忆，我想那位慈祥的“太爷爷”恐怕早圆寂了，当年我三、四岁时，她已六、七十岁。后来，我们全家下放去了农村，就断了联系。他告诉我，中国佛教协会是我国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组织，1953年由陈铭枢、叶恭绰、圆瑛、能海、虚云、赵朴初、周叔迦等20位佛教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它的宗旨是：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全国各民族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事业。“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发展与各国佛教徒的友好联系，增进中外佛友文化交流。他问我记忆中的“太爷爷”的法号，我摇摇头，的确记不得了。此时我妈妈病重，在养老院，已经不能说话，而我的线索只剩下童年的记忆了。他看到我遗憾的样子，说可以肯定她曾经是德高望重的高僧之一，他会帮我查一查。
寺庙里传来了外语讲经的声音。我很好奇，想看一看，高白陪我参观庙宇。他告诉我，清朝初年，恒明法师将广济寺改为律宗道场，在此设立戒坛，开坛传戒。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世祖曾历广济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敕，增建御碑文匾额和御临米芾的《观音赞》，还增塑了释迦牟尼鎏金佛像。清朝末年，道阶和尚任广济寺住持，在寺中兴办了“弘慈佛学院”，学僧逾百人。寺中旧有古树一棵，树旁立石碑，上刻乾隆帝御的《铁树歌》。1924年正门匾额改为“敕赐弘慈广济寺”。1934年1月8日，大殿突然起火，延烧殿宇数十间，古玩字画，瓷铜玉器等文物，损失殆尽，所藏《法华经》一百多部，均付之一炬，铁树亦被祸及。1935年，寺庙重建。解放后，1952年由人民政府拨款进行了全面维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 北京成立，会址设在广济寺。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佛教事务，周恩来总理1955年曾来这里视察。
他告诉我，雄伟的天王殿里，除四大天王外．便是明代铜铸的头戴天冠的弥勒像和手捧金杵的明铸铜韦驮像最为珍贵。金碧辉煌的大雄宝殿，从左至右为迦叶佛、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大殿两侧，为明铸铜十八罗汉。圆通殿内供有大悲观音像。多宝殿内的三尊佛像是释迦三身佛，即法身佛毗卢遮那佛、报身佛卢舍那佛、应身佛释迦牟尼佛。多宝殿内还陈列有各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品。多宝殿楼上为藏经阁，内藏佛教经书10万余册及房山云居寺石经拓片3万余片。
顺着外语讲经的洪亮声音，我们来到了大雄宝殿，发现一群从日本和韩国来的游客盘坐在佛像前，听一位中国僧人用日语韩语讲解律宗。这些外国信徒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提问，中国的僧人有问必答，用日语和韩语对答如流。让我立刻对我国佛教界有如此才华的人才感到由衷地景仰。也喜欢上了这里的文化氛围，对广济寺的一草一木充满了敬意。
离开大殿后，高白告诉我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多次来到这里，主要体现在宗教交流、重要会面及佛事活动上。广济寺作为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是接待班禅的重要场所，也是接待外国重要宗教界人士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佛教文化，博大精深，是全人类的文化和精神财富，需要传承和发扬光大。如仅仅在成语方面，佛教文化就为中国文化贡献了数百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如皆大欢喜、因果报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借花献佛、水中捞月、半路出家、现身说法、安身立命、不忘初心等等，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助力人们认识世界和解释自然规律的一个窗口。
我深感自愧不如，就问高白几个浅显的问题，如律宗是什么。他告诉我，律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在中国佛教有多个宗派，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对佛经的理解不同。相传释迦在世时，为约束僧众，制订了各种戒律。第一次佛教结集时，由优婆离诵出律藏。其后因佛教各派对戒律的理解不尽一致，所传戒律也有所不同。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把律宗带了过去，所以日本、韩国有许多律宗信徒。有名的弘一大师也是律宗的代表人物。
我问他佛教文化对北京有什么意义呢？高白告诉我，意义很多，体现在历史积淀、建筑遗产、社会生活、城市色彩和当代影响等多个维度。如北京现存多处历史悠久的佛教寺院，大多是宝贵的非遗项目。在城市色彩与审美上，北京建筑的“红墙黄顶”风格深受佛教用色规制影响。元代因藏传佛教推崇“赭红色”，使红墙成为宫庙主色调，并被明清沿袭。这种色彩选择既适应华北平原的地理气候，也融合了儒家礼教与佛教文化，形成独特的“北京红”。在当代影响方面，北京作为全国佛教活动中心之一，拥有众多寺院和僧侣。中国佛教协会总部设于北京，定期举办宗教活动与文化交流。同时，佛教遗产成为文化旅游资源，如潭柘寺、雍和宫、法源寺等吸引大量访客，成为广受游客青睐的文化打卡地，积极促进文化传承与经济活力。
高白深入浅出，寥寥数言，就传达出很大的信息量，让我非常钦佩这位僧侣的知识渊博，也更感觉到佛教的博大精深和看透与放下的启迪，并为自己遇到一点挫折就沮丧而感到羞愧。
从那以后，我克服了沮丧，走出了低谷，用积极的和荣辱不惊的心态迎接人生和事业的挑战，怀着一颗感恩之心，踏实做事，谦卑做人。
如今的广济寺，既是北京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更是抚慰心灵、传递文化力量的城市地标。（王永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