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
在成都，有两个名字最被人们熟悉，那就是诸葛亮和杜甫。
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后人为了祭奠他，设武侯祠，祠庙所在之地当然名曰武侯区。在这一点上，人们显然没给昭烈皇帝刘备多少面子，因为来成都旅游的人，多半是冲着诸葛亮去的，虽然刘备的昭烈庙更加气宇轩昂的立在武侯祠的前面。
同是政治人物，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我想，皇帝多了去了，可像诸葛亮似的丞相有几人呢？不管哪一个皇帝，都希望给下面的臣子树一个标杆，做一把标尺：“来来来，各位爱卿！请认真对照一下自己，你是否能做到对朕真的忠贞不二、殚精竭虑！”所以，对诸葛亮的宣扬是有政治意义的。既然是有目的的宣传，其中不实的东西肯定很多。鲁迅先生所说“状诸葛亮之多智近妖”还是很有深意的。
如果想想，那些个活在我们记忆里的好多个人物是虚假的，你可能会悲哀的发现，为什么我们不够诚信。明末，张献忠也是在成都呆了好长一段时间的。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历史教材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农民起义的大英雄。我也虔诚相信张献忠是个大英雄，但这个家伙对四川造成的灾难是罄竹难书的，我被骗了。
当然，诸葛亮之所以名垂千古，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一篇《出师表》。“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唯有思想者才是真正的君王，才能千古不朽，名曰“万岁”。
在这一点上，杜甫的出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真理。杜甫前半生颠沛流离，写下了众多反映民生疾苦的不朽诗文。杜甫晚年，选择在成都郊区筑茅屋聊以挡风遮雨，即使自己穷困潦倒，但还是写出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如今再看他的“草堂”早已已成为成都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不仅令人唏嘘。我们去杜甫草堂的时候，正好赶上某机构拍宣传照。六位多姿多彩的空姐团坐在草堂门前，一位手执毛笔，在宣纸上作书写状；另几位深情款款，美丽不可方物。此时的杜甫草堂，已是美女们的背景。对于这个创意，我从内心深处喊了一声“狗屁”。一生郁郁不得志的杜甫，晚年生活更加凄凉，如果说他的身边有的话也应该是一群毛愣愣的穷孩子。若是让一群可爱的孩子在草堂门前挥毫泼墨吟诗作赋，岂不比弄几个美女好的多？但话又说回来，如果真那么设计，又有几个看的呢？
在武侯祠，香炉是冷的，斑驳的锈迹很扎眼。各尊神像前，没有跪拜用的任何东西。在杜甫草堂，诗圣像前也没有跪拜用品。一切都干干净净的，这倒很好。既然我们在精神上与那些先哲有些许的共鸣，又何必作跪倒膜拜状呢？一边是磕头如捣蒜，心里想的却是求皇叔求丞相求武圣求诗圣保佑我升官发财，岂不是讽刺的很？
两座馆内，均大树参天。人们在保护这些古迹的同时，顺便把这些古树也保存了下来。在这里，如果你看到一人都搂抱不过来的银杏树，你也不必感慨时间的伟大，树的久远，因为在市井之间，我们不曾给树多少长大的机会。
夕阳即将落山，人影开始散乱。告别杜甫草堂，我的行走的脚步还得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