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儒学时代，其实顾名思义，为汉武帝时期的思想家董仲舒所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主张的崛起一直到民国时期的近代新儒学。但儒学时代的从政之风自隋朝科举制度的开始一直到清末科举制的结束。

说到儒学，我想我们对此的印象大概是孔子、四书五经、禁锢、传统思想、学术著论等诸如此类。其实，对于古代的为人墨客而言，儒学实为传家之宝，也是一个人的道义之源。由此可见，儒学乃家之宝，国之重器！儒学为古人从政道路极其重要的途径，而寒门学子更是唯一的途径。俗话说：读律看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有青天。古人此举孜孜不倦的‘匠人’精神指引着更多学子们前仆后继的学习。

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范进中举中，其中举前家徒四壁、衣食不温，却因经他多年考取功名，终中举，做了官，也得了钱财。因而衣食无忧，平步青云，终于不再过着风餐露宿和遭人白眼的生活，从此便高枕无忧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何会出现许许多多熠熠生辉的儒学人物，朱熹、王阳明、韩愈、顾炎武等等，这些名垂青史响当当的著名学者影响着一代代儒家学子。

经商，在古时候属于是生活在低层社会的一族。

此类观点为何会是真实现状呢？原因有三：

第1， 当时社会经济较为封闭，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

因我国的国土面积无比宽广，土壤非常适宜农耕。早在先秦时期自已自足的小农经济便是我国生产力的主流。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封闭”，几乎没有任何的商业交易，这就便让商业贸易显得非常多余。古时有这样的流传说法：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人们祖祖辈辈依赖着土地生活，许多人一生都未曾踏出自已生活的小村，而商业却需过着东走西串、走南闯北的流离生活。土地是固定的，离不开土地，人们便没有大规模交易的商业环境，商人也便没有过多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得商人难以生存发展，也便没有话语权，地位自然而然的不如农民。

在我国的小农经济发展中，当时社会只存在两个主流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其余的群体均依附于这两个阶级中，比如士绅依附地主阶级，手工业者依附农民阶级。由于商人不从事农业生活，也就是没有土地，他们也不想成为农民阶级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的最佳出路就是利用自已手中的财富依附权贵的地主阶级。

正是在这样的委曲求全的环境下，即便是富可敌国的的商人，也要逼着自已的儿子走科举道路考取功名。如此才能和地主站在同一战线，自已的财富也能源源不断。

虽然经商能使人们发家致富，但儒学的效果作用却更大，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更是人们毕生的理想追求。

第2， 统治者推崇小农经济发展，商业经济无地可寻。

小农经济乃国之根基，关乎是否能稳定边疆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如此种种，商业及商人的发展均被成为统治阶级的眼中钉、肉中刺，压制得无法动弹。因为没有土地，首先统治者无法通过土地对其进行制约，其次虽然商人得社会地位极低，但他们的财富远远多于地位较高的农民阶级。这不得不吸引大量没有文化而又想改变生活质量的农民阶级，便自愿为了生存自贬身价投身于商业中，而农民的流失定会严重冲击小农经济的稳定发展。在这样流失税收的环境下，统治者一方面对商人进行围剿，如闭关锁国限制人口流失与商业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了对民众的教化，强化‘经商可耻’的耻辱观念。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商人们一步步被压制。只因‘金钱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则学儒从政更得人心。学儒得到的不是经商中的耻辱而是无上的荣耀！

第3， 科举制度走入万家灯火，促‘从政之人’遍地开花。

科举制度的诞生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科举又与儒学息息相关。虽说自汉朝开始儒学之气便欣欣向荣，但当官却从来没有那么容易，九品中正制便是门阀贵族当官的专利，如果普通的民众或农民们想要当官是几乎不太可能的。所以科举制度一兴起，满城人声鼎沸，家家挑起灯火苦读诗书，儒学之风更盛从前。盼望着‘寒窗书剑十年苦，指望蟾宫折桂枝’。正是这样背景下，儒学时代走出了数不胜数的历史名人，指引着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科举制的本质上和儒学一样都是统治者统治的工具，但却是贫寒学子唯一走上仕途的成功道路，伴随科举制的推行和发展，有不计其数的寒门走上前程无忧的光明大道。这一现象充分体现儒学和科举这一伟大壮举！

儒学和科举的诞生强化了‘士农工商’这一根深蒂固的社会认知。给予其无上的社会地位和无上的崇高的敬意，使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理念。

儒学本有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观念，这迫使儒生们更是弃商从政，走上仕途的正轨，正所谓学而优则仕，这是读书人的正途。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和道德意识，这些观念都是‘从政学子’极优的道德品质。这些积极作用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商人重利与传统的儒学背道而驰，商人不被儒家所重视，乃儒家摒弃的之物。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中国从政的儒生们：白天是儒家的。即入世为儒家，儒家在当时社会上居主要地位。儒家的生命学问，尽管历史上有不同时期不同的表现，但都连续不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