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汉灵帝荒淫无道，尝改革宫女服饰，发明开裆裤。但传闻与真相究竟有几分相符，尚需深入史籍文献，推理分析方才知晓。

首先，无论正史、野史，未有灵帝发明开裆裤的相关文献载录。

所谓「开裆裤」先秦已有之，曰「胫衣」。顾名思义，「胫衣」是将裤管套于胫上，即小腿。前后由系带系于腰间，无腰无裆，不分男女。至汉朝而有所演变，取消前面系带，形成「开裆裤」最初样式。

即所谓「纨绔子弟」。而相对的合裆裤曰「裈」，更便与劳动。

参《汉书·外戚传》载，‘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

服虔注曰:“穷绔有前后当，不得交通也。”「穷绔」即「合裆裤」。

霍光恐昭帝宠信其他宫女，故以昭帝身体欠安为由，要求宫里所有的宫女穿上合裆裤。可见，汉昭帝时， 宫人穿「开裆裤」已是惯例，非灵帝所创。

至于灵帝的荒淫之举，史书中确有几处：

参《后汉书·皇后纪》载，‘后无宠而居正位，后宫幸姬众，共谮毁。初，中常侍王甫枉诛勃海王悝及妃宋氏，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与太中大夫程阿共构言皇后挟左道祝诅，帝信之。’

中常侍王甫枉杀勃海王刘悝及王妃宋氏。

其中宋氏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恐宋皇后迁怒，故与太中大夫程阿诬陷宋皇后在宫廷里挟巫蛊诅咒。

世家则以此为由诟病灵帝荒淫，理由是宋皇后性情温吞，不善言辞，灵帝觉其不解风情，进而厌恶。

世家甚至托言，桓帝尝对灵帝托梦谴责。

参《搜神记》载，「汉灵帝梦见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过？而听用邪孽，使绝其命！渤海王悝，既已自贬，又受诛毙。今宋氏及悝，自诉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难救。”梦殊明察。帝既觉而恐，寻亦崩。」

宋皇后不受灵帝宠爱应是事实，但却与荒淫无关 。

纵观东汉，历史皇后世世出于窦、邓、阎、梁诸门世族，即所谓‘婚烟帝室，世为名族’之闭环。宋皇后虽不出于四大后族，却同样代表世家。

其父宋酆官拜执金吾，类似于中央卫戍队司令。

同时是汉章帝宋贵人之从孙，清河孝王刘庆之侄，汉安帝刘祐之表亲。可谓皇族表亲，与世族、外戚盘根错节。

故灵帝为打破长久以来，外戚-世家联合束缚朝堂的循环桎梏，借机废后。

并于光和三年（180），力排众议，选择毫无世家门阀背景的何氏为皇后。而且灵帝能够扶正何氏，亦反映出灵帝的政治手腕。

以汉桓帝为例，桓帝有三位皇后，即梁女莹、邓猛女、窦妙。

《后汉书·陈藩传》载，‘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贵人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窦族良家，争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窦后。’从中可见一斑。

又《后汉书·五行志》引注《袁山松书》注曰：‘光和四年(181)，又于西园弄狗以配人也。’是《后汉书》唯一记载关于汉灵帝与荒淫有关之载录。

但需注意，此言出自东晋·袁崧的《后汉书》，今已失传。

范晔写《后汉书》时并未采纳袁崧之词。唐高宗之子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纪传作注时，亦未采纳袁崧之词。

今本《后汉书》中八志三十卷，作者是晋·司马彪，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补而来。但司马彪在《五行志》中仍旧未采纳袁崧之词，最终是刘昭为《志》作注时，引用了袁崧之言。

其一，「光和四年」的时间限定，依旧说明灵帝此举并非常态，抑或习惯、怪癖。

其二，「弄狗以配人」属于一种变态行为，但灵帝的正史、野史载录，并无其变态行为的相关佐证。因此《袁山松书》所载属于孤证，故少有被历代史学家所引用。

而且明君之中 「荒淫」 者比比皆是……

参《汉书·贡禹传》载，“汉元帝时，贡禹尝上疏曰，「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又《新唐书·太宗子》载，“太宗杀其弟齐王元吉，纳其妃杨氏……。”

大唐太宗、高宗、玄宗皆是明君圣主，然李世民「强娶弟媳」、李治「子娶父媳」、李隆基「强娶儿媳」，荒淫程度不言而喻。

上述皆赫赫有名的明君，比之灵帝何如，却并不影响其明君之形象。

而大篇幅描绘灵帝种种荒淫之文献，出自东晋·王嘉的《拾遗记》。

《拾遗记》卷六云：“灵帝初平三年，游于西园。起裸游馆千间，采绿苔而被阶，引渠水以绕砌 …… 选玉色轻体者以执篙楫……帝盛夏避暑于裸游馆，长夜饮宴…… 宫人年二七已上，三六以下，皆靓妆，解其上衣，惟著内服，或共裸浴。”

但《拾遗记》不过是一部古代中国神话志怪小说集而已。

同时关于灵帝的无道之举，史书中亦有几处：

参《后汉书·孝灵帝纪》载，‘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贾服，饮宴为乐。’

以上是《帝纪》中唯一一处载录灵帝行为荒诞之处。

从「是岁」判断，此举发生在光和四年(181) ，并非灵帝常态。显然此并非灵帝的嬉闹玩乐。研究发现，灵帝爱好歌舞戏剧，在后宫「身著贾服」、「列肆贩卖」，正与戏剧本质——模仿装扮相吻合。

李善注《文选》引应劭《风俗通》云：「采者，择也。以岁八月，洛阳民，遣中大夫与掖庭丞、相工阅视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长壮妖洁有法相者，载入后宫。」

由此可见，「采女」皆自民间，她们熟悉市井商贾风习。

而灵帝的荒诞之举究竟是因厌倦宫中生活而寻觅市井乐趣，还是在变相考察民间生活，尚难论断。

参《后汉书·蔡邕传》载，‘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因寝息。’

即熹平五年（176）灵帝尝议遣使者民间巡行，又令三公上奏民间歌谣。可见，灵帝实有考察民间之心，却被世家门阀「邪枉者」所阻。

而灵帝企图削弱士族门阀，对于士族门阀的态度不问可知，因此「于西园耍狗，让狗戴着文官用的进贤冠，悬着绶带。」

其一，汉墓考古发掘中, 陶狗的出土极其普遍。汉朝皇帝喜狗, 普通农户更是家家有狗。

参《汉书·江充传》载，“初， 充召见犬台宫 。” 颜师古注引晋灼曰，「《黄图》曰：上林有犬台宫 ，外有走狗观也。」即汉武帝尝在上林苑建立「犬台宫」，文武百官定期观赏「斗狗之戏」。

其二，灵帝此举侮辱的仅是士族，而非天下。亦可见，灵帝与世家门阀间的关系已日趋恶化。

又《后汉书·宦者列传》载，「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帝常登永安侯台，宦官恐其望见居处，乃使中大人尚但谏曰：“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自是不敢复升台榭。」

则是灵帝昏君的又一有利佐证，但灵帝虽非明君，亦非弱智，岂会听之任之。

盖因《春秋潜潭巴》有云：“天子无高台榭，高台榭，则下畔之。”

《春秋潜潭巴》是汉代的一部谶纬类典籍。「谶」即政治性预言，「纬」则以神学去附会儒家经义。

光武即以赤伏符受命，故深信谶纬。至章帝时，由班固整理编撰的《白虎通义》，将今文经学同阴阳谶纬相糅合，形成判人处世的最高标准。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云，「五经之义，皆以谶决。贾逵以此兴《左氏》，曹褒以此定汉礼。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

换言之，谶纬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

与今日「凡事相信科学」的意识一般无二，故将汉灵帝的这种行为单独提炼出来，以今人之观念加以批判，恐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