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年，我回老屋收拾遗物。
堂屋里的东西早已分得差不多了。姐姐们带走了缝纫机和铜盆，弟弟搬走了那张八仙桌。剩下些瓶瓶罐罐，落满了灰，在午后的光线里沉默着。
我本没有什么要拿的。只是想在老屋里再坐一坐。
推开东厢房的门，母亲的床还在。被褥早就烧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床板，几根棕绳松松地垂着。靠窗的桌子上堆着些旧课本和练习簿，是我念中学时留下的，母亲竟一直留着，纸页都发黄发脆了。
我随手翻了翻，没什么要紧的东西。正要走，目光落在桌下那只老式三屉桌上——中间的抽屉。
那抽屉我知道的。母亲生前总锁着，钥匙用一根红绳拴在腰间，从不离身。我们兄妹几个小时候都猜过里面装着什么。姐姐说大概是银镯子，弟弟说是存折，我什么也没说，但心里想，也许是外婆留给她的一对玉耳环。
后来长大了，也就忘了这件事。
此刻那只抽屉安安静静地嵌在那里，锁扣已经锈死了。我找了把起子，轻轻一撬，木头朽了，锁扣应声而落。
抽屉里没有银镯子，没有存折，也没有玉耳环。
只有一只布书包。
蓝布做的，洗得发白，边角都磨毛了。我认得它——这是我小学一年级时背过的书包。母亲那时候在缝纫社做工，用碎布头拼了一夜拼出来的。第二天早上我背上去，觉得土，不肯出门，是她拉着我的手走过那条长巷子，一路哄着我到了校门口。
书包下面压着一叠信。
信封上写着：吾儿建国亲启。
建国是我的小名。
信没有封口，抽出信纸来，是母亲的字。她念过两年私塾，字写得歪歪扭扭，却很用力，一笔一划都像是刻上去的。日期是二十年前的。
我一封一封地看。
“建国，今天你爸把家里的老母鸡卖了，凑齐了你下学期的学费。你不要担心家里，好好念书。”
“建国，你寄回来的照片妈收到了，瘦了。食堂的菜要多吃，不要省。”
“建国，隔壁张婶说她儿子在城里找了工作，一个月挣八百块。妈不是催你挣钱，妈是高兴，你也能在城里站住脚了。”
“建国，妈这几天咳嗽老不好，不过不要紧，老毛病了。你不要挂念，好好工作。”
每一封都很短，短的像便条。有的写在信纸上，有的写在香烟壳背面，有的就裁一张白纸，叠得方方正正。
邮戳上的日期越来越近，后来就没有邮戳了。因为后来我工作了，在城里落了脚，把她接来住过一阵。她不习惯，又回了乡下。我们通了几年电话，信就少了。
最后几封信，是没有寄出去的。
“建国，妈今天包了饺子，韭菜鸡蛋馅的。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妈想着你哪天回来，给你现煮。”
“建国，妈把东厢房收拾出来了，床铺好了，被子晒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住几天？”
“建国，妈最近记性越来越差了，昨天去镇上买盐，走到半路忘了要买什么。在街上站了半天才想起来。你不要担心妈，妈没事。”
最后一封，只有一行字：
“建国，妈想你了。”
信纸上的字有些抖，墨水洇开了一点，像是写到一半停了笔，又像是写了很久才写完这几个字。
我捧着那叠信，坐在母亲床边那张吱吱作响的椅子上。午后阳光从木格窗里漏进来，照在那些发黄的信纸上，照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字上，照在最后那行字的墨迹上。
心底猛地一热，酸涩瞬间漫上眼眶，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顺着脸颊轻轻滑落。我张了张嘴，想喊一声妈，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只发出一声含糊的哽咽。
我想起她站在灶台边包饺子的样子，围裙上沾着面粉，头发用一只黑卡子别着，一绺碎发垂在耳边。她总是先包几个给我尝尝咸淡，煮好了用筷子夹着，吹了又吹，递到我嘴边。
我想起她送我上学的那条长巷子，下雨天她撑着伞，伞总是朝我这边歪，她自己的半边肩膀淋得透湿。巷子很长，她走得很慢，总说腿疼，可从来没有哪一天不去送我。
我想起她最后几年住在乡下的日子，每次我打电话回去，她都说“妈很好，你放心”。后来邻居告诉我，她挂了电话常常一个人在屋里坐很久，就那么坐着，也不开灯。
我在这间空荡荡的老屋里，在这张母亲睡了二十年的床边，哭得像一个孩子。所有的温柔与动容，都藏在这无声的泪水里，藏在这些从未寄出的思念里。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把那些信重新叠好，装回布书包里，放回那只抽屉。我没有带走它们。
我想，就让它们留在老地方吧。
母亲总把最好的东西锁在中间的抽屉里，可她自己不知道，她早就把最好的东西，一件一件地，缝进了我的书包里，写进了那些不曾寄出的信里，融进了那一个个等我回家的午后里。
那些，才是她一生中最珍贵的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