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到圣人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应付自如，并不是他们事先就有研究谋划过，周公制定礼乐来规范天下，是所有圣人都能做到的，那为什么尧舜不全部先做了？而非要等到周公来做呢？
孔子修订六经来教育万世，也是所有圣人都能做到的，那为什么周公不先做了呢？而非要等到孔子来做呢？可见，所谓圣人的光辉事业，都是碰到特定的历史条件才有的。
那么有的人就会觉得，有的圣人所做的事贡献大，难度高，而有的圣人所做的事贡献小，难度小。比如尧、舜是上古部落联盟首领，所做的事是贡献极大，对后世圣人都曾向他们学习，仿佛儒家的文化起源就是他们。
而文王和孔子所成就的事也很大，文王奠定了周朝的根基，可谓一国之开创人物。孔子更是儒家文化的鼻祖人物，影响后世几千年，但是他们的成就相比尧、舜好像又差一点。
只要存在比较，就有对立分别心，就会陷入功利的泥潭，就离圣人之道远矣。假如你是孔子的忠实粉丝，那你可能会觉得孔子比之尧舜要更厉害，于是生出了替孔子争辩的私心，这样就脱离了圣人之道。
那该如何理解同为圣人，相同之处是什么？不同之处又是什么？都说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圣人之间的才能为何会有大小区别？我们来看看《传习录》中是怎么说的。
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
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则锻炼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锻炼愈难。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则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欲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锻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时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
先生又曰：“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蔡希渊问王阳明：“人固然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贤，但是，伯夷、伊尹和孔子相比， 在才力上终究有所不同。 孟子把他们同称为圣人， 原因何在？”
王阳明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因他们的心纯为天理而不夹杂丝毫人欲。犹如精金之所以为精金，只因它的成色充足而没有掺杂铜、铅等。人到纯是天理才为圣人，金到足色才为精金。然而，圣人的才力，也有大小之分，有如金的分量有轻重。”
尧、舜如同万金之镒；文王、孔子如同九千之镒；禹、汤、武王如同七、八千之镒；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之镒。才力各异，纯为天理相同，都可称为圣人。仿佛金的分量不同，而只要在成色上相同，都可称为精金。
把五千镒放入万镒之中，成色一致。把伯夷、伊尹和尧、孔子放在一块，他们的纯是天理同样一致。之所以为精金，在于成色足，而不在分量的轻重。之所以为圣人，在于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大小。
因此，平常之人只要肯学，使己心纯为天理，同样可成为圣人。比如一两精金，和万镒之金对比，分量的确相差很远，但就成色足而言，则是毫不逊色。‘人皆可以为尧舜’，根据的正是这一点。
学者学圣人，只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罢了。好比炼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相差不大，锻炼的工夫可节省许多，容易成为精金。成色越差，锻炼越难。人的气质有清纯浊杂之分，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别。
对于道来说，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不同。资质低下的人，必须是别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别人用十分力，自己用千分力，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
后世之人不理解圣人的根本在于纯是天理，只想在知识才能上力求作圣人，认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会，我只需把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可以了。
因此，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白白耗费精力，从书本上钻研，从名物上考究，从形迹上摹仿。这样，知识越渊博而人欲越滋长，才能越高而天理越被遮蔽。
有的学识渊博、才能很强的人，任何场合都想表现自己学富五车，无所不能。这就是学的越多，表现自己的私欲就越强，所有知识越渊的人，往往私欲越容易滋生。真正的圣人是和光同尘，和普通人一样，他也不会说自己是圣人，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圣人。
正如同看见别人有万镒之精金，不肯在成色上锻炼自己的金子以求无逊于别人的精金，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的万镒，把锡、铅、铜、铁都夹杂进去，如此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却愈低下，炼到最后，不再有金子了。
王阳明说完之后，徐爱在一旁说道：“先生这个比喻，足以击破世儒支离的困惑，对学生大有裨益。”
阳明先生接着说：“我们做功，但求日减，不求日增。正如道德经所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减去一分人欲，便又多得一分天理，如此，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捷便易啊！”
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圣人？评判圣人的标准是什么？常人片面地认为，圣人是才能万能，知识渊博，其实不尽然。
阳明先生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圣人不以外在的才能和学问为准，而在于内心纯正没有私欲，心念时时都能合乎天理，心无杂念，念念都是善念，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念念无滞，常见本性。
所以圣人做任何事都是择善固执，止于至善。这就是圣人人格的标志，常人本来也能达到，可惜我们常人的心容易向外求，脱离了天理的轨迹。
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锻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甚么，可哀也已！”
德章说：“曾听说先生把精金比喻圣人，用分量的轻重比喻圣人才力的大小，用锻炼比喻学者的工夫，这些喻义很深刻。只是您认为尧舜是万镒，孔子是九千镒，这种说法似乎不恰当。”
阳明先生说：“这是从外形上着眼的，因为替圣人争轻重。如果不是从外形上着眼，那么，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的万镒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镒也就是尧舜的，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区别。”
之所以称为圣，只看精一与否，不在数量多少。只要此心同样纯为天理，便同样可称之为圣。至于力量气魄，又怎么会完全相同呢？
后世儒者只在分量上比较，所以陷入功利的泥潭之中。如果剔除比较分量的心，各自尽自己的才力和精神，只在让此心纯是天理上下功夫，就能人人自足，个个圆满功成，如此就能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无不足具。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明善诚身的事。
后儒不理解圣学，不懂得从自心的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还要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掌握自己不会做的，一味好高骛远。
六祖慧能说过：“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有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 ，皆成佛道。
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
无不说明只要此心同样纯为天理，而天理就在自己心中，所谓‘心即理’是也。私欲生则自迷，自迷则为众生，识得本心则成佛道。
万万不能心地是桀、纣一般恶，却动不动就要做尧、舜的功业，如此怎么行得通？终年劳碌奔波，直至老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么，真可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