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七君」个人公众号 第66篇原创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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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个多月前，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美国杜比剧院落下了帷幕，结果则是颇有些令人出乎意料。

无论是领跑颁奖季的《1917》还是提名大热的《小丑》与《爱尔兰人》都没能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反倒是由韩国导演奉俊昊指导的《寄生虫》成功完成逆袭，一举摘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外语片”四项大奖。

一曲唱罢，瞬间激起许多反对的声音。

意外么？

的确。

但要说不配？

我不同意。

因为这部电影无论是从结构编排还是从内容输出来看，都是那么的精彩、巧妙、令人称绝。

一、符号化的阶级渲染

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影片的开幕。

一个开着窗的半地下室，屋顶挂着一圈不算干净的袜子，紧接着镜头下移，基宇捧着手机寻找wifi的样子映入眼帘。

在这个短短十几秒的镜头里，已然映射出了两种贯穿影片始终的影视化符号，即“气味”与“方向”。

先说“气味”。

在《我不是药神》中，假药贩子张长林说出了整部影片最经典的一句台词，“这世界上就只有一种病，穷病”。而在《寄生虫》里，无论是富人家小儿子多颂提到的“相似的气味”，还是朴社长用“放很久的萝卜干”做出的比喻，其实说到底，那就是一种“贫穷”的味道。

大学的文聘可以伪造，彼此的社会关系可以隐藏，但那种每晚伴之入眠的卧榻之味洗刷不掉，那种扎根于潮湿的地下室内，与灶马共享一片天地的“煮抹布味”驱散不开。

奉俊昊明明用了一种较含蓄的表达方式，可映入我们眼帘的结论却是那般直白。

再说“方向”。

在那场仓皇的雨夜逃离中，基泽一家踏上了马路、穿过了隧道，接着又走过了数不清的一层层台阶，但方向却是那般的统一——“向下”。

这一道从上而下的阶梯，宛如两家人在贫富与社会阶级间的差距，向上能换得了表面上的短暂光鲜，能躺在草地上沐浴阳光；向下则不得不撕去那些得体的伪装，意味着被现实无情的打回原形。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依靠方向带动的差距感在影片中的第三个家庭（前女主管）的身上同样适用。

且不说女管家的丈夫始终寄生于社长家的地下室，依靠妻子偷盗食物维持生命，就连将女管家辞退的那次“解雇会谈”，也是发生在别墅屋外的空地，通过一个由上而下的镜头带出的。

在影片中的几乎一切有关美好、希望的事物，都在“上面”。

进入豪宅需要在屋外就走上一小段楼梯；象征着收入来源的教课，也是在别墅的二楼进行；甚至连那象征着基婷身上最大的“财富”的一包香烟，都是藏在厕所的天花板上，需要走上台阶再向上伸手才能拿到。

而一旦出现方向相反的符号，则必然会带来象征着“不幸”的转折。

除去“气味”和“方向”以外，在影片中其实还有一重符号的运用亦是十分巧妙，那就是“寄生虫”这一片名本身。

穷人一家曾经有过两次“虫化”的具象描写。

第一次发生在影片开篇，基泽一家坐在陋室的地上叠着“披萨时代”的纸盒，而窗外则传来了消毒工人工作的声音。

眼看着消毒喷雾马上就要破窗而入，基泽却拒绝了女儿关窗的提议，原因是家里的灶马太多，不妨借机蹭上一次免费消毒的“福利”。

然而当那片浓烟真的涌入房间之后，且不说灶马是否被杀掉了大半，反倒是一家人纷纷引起了一阵猛烈的咳嗽，仿佛他们才是正在被消毒“害虫”一般，无处可藏，“濒临灭亡”。

第二次则是出现在那个状况频出的雨夜。由于社长一家的突然回程，基泽一家只好慌张地躲进了茶几底下，在确认社长夫妇酣然入梦之后才敢慢慢爬出，并向着楼梯匍匐前进。

明明在镜头里拍的是人的形象，可映入我们眼帘的分明就是见了光四散奔逃的几只“虫子”。

奉俊昊利用这两处狭小空间内的人物表现，令穷人一家对于“寄生虫”的形象做出了精彩的诠释。

可若是我们换个角度思考一番的话，朴社长一家又何曾不是种“寄生虫”的代表呢？

大女儿多慧单纯地像一张白纸，对邻家学长型的男生毫无抵抗之力；小儿子多颂将自己假扮成一个艺术神童，每日活在被父母精心打造的精神乌托邦里不能自拔。

也许正是因为物质上的满足来的太过轻易，才使得富人一家已经无需去思考那些为人处世和裙带关系，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却并不是他们在能力等各方面真的高穷人们一等，而是单纯的因为他们有钱。

穷人一家演出了虫子的样子，但他们却在拼命地想活成人；富人一家看似是人的形态，却在生活中过得如虫子一般。

所以究竟是“寄生上流”？

还是“上流寄生”呢？

二、不是“有钱却善良”，是“有钱所以善良”？

在那个富人一家外出露营的夜晚，穷人一家摇身一变成了这所豪宅的“主人”，他们惬意的横躺在沙发之上，把酒言欢之余也开始肆无忌惮地谈论起了自己的雇主。

基泽认为朴夫人明明很有钱却依然很善良，但妻子忠淑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不是有钱却善良，而是有钱所以善良...这些钱要都是我的，我肯定会更善良”。

我们不妨先把眼光聚焦在夫妻俩共认的事实之上，朴社长一家真是那么的至善至良么？

并不见得。

在给基宇结算工资时，朴夫人偷偷在钞票里抽出了几张，却谎称因为物价上涨所以给基宇的工资要比敏赫还要多；在基泽的司机面试中，朴社长虽然嘴上说着“这不算测试”，实际上却目光紧盯着那杯一口未喝的咖啡，企图以此判断汽车转弯的时候是否平稳；而当看到那碗炸酱干脆面里夹带着韩牛之时，朴夫人也马上收回了让忠淑享用的话语，转而选择了将之留给丈夫。

影片中富人一家的善良，实际上也带有些“伪”的色彩。

那么界定一个人是否善良的根据到底是不是金钱的多少呢？

至少在影片中，奉俊昊曾经以一种“曲线”的方式给予过我们答案。

在影片的开场，敏赫抱着那块“假奇石”登门拜访，在门口停车时恰巧遇到了一名喝醉后随地小便的路人，敏赫仿佛下意识般地高声下令斥责了对方。这样一件本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被基泽夫妇给予了“你朋友真有魄力啊，果然大学生气质就是不一样”的评价。

难道“是不是大学生”和“有没有魄力”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吗？

与之同样魔幻的还有基泽对于“计划”一词的定义。

在那个无家可归不得不睡在体育馆的夜晚，基宇满怀期待地问道父亲有关未来的计划，却只得到了这样一句回答。

“你看看这儿，难道这么多人都计划好了今天要挤在体育馆睡觉的吗？所以说人就不应该有计划。因为没有计划，也就不会有出错的事情。”

明明自己没有付出努力所以理所当然的失败，却借此把自己与所有进行过努力的败者混为一谈，认为只要获得了相同的结果那么过程就不再重要。

这是一种典型的借口型说辞。

我想，这便是影片中刻画的基泽一家人身上真正的劣根所在，也是他们为何明明“能力”出众却依旧活在社会底层的原因。

明明可以在慌忙中做好炸酱干脆面却叠不好有视频教程的披萨盒，明明可以胜任英语家教的职位却将总是习惯把希望寄托在一块“神石”之上，明明已经从富人家得到了足够多的好处却还要进一步地渴求更多...

原来金钱能改变的并非善良，而是欲望。

三、穷人的“越界”与“极限”

在我看来，《寄生虫》这部影片其实是讲了一个在现实中没有可能发生的故事，也正因如此，这部影片倒更像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寓言电影。

而“魔幻现实主义”，无疑是一个最适合将人物推向各自极限的平台。

在影片中，基泽曾经在语言上有过两次“越界”的行为。

第一次是在驾车送会长回家之时。想法单纯的基泽把社长当做了可以随意闲谈的朋友，却发现在对方眼中的自己并不具备“平等交流”的资格。

如果把两人间的关系比作一枚花瓶的话，那么这次交谈其实已经在花瓶内部刻下了一道裂痕。

第二次“越界”是在那场血腥的生日快闪“演出”之前。

如果说第一次还能称之为是不拘小节的试探的话，那么第二次则无疑已经象征着一种基泽对于朴社长的挑衅，因为这枚花瓶已经处于了破碎边缘。

快闪派对的前一晚，基泽一家人在暴雨的街头抱头鼠窜，明明回到了所谓的“家”里，却与站在街上没什么两样。

半个房屋都已被污浊的雨水淹没摧毁，而厕所的马桶也在不断向外冒着粪水。但此时此刻的若干公里外，那所他们刚刚逃离的豪宅，富人家的小儿子多颂却依然能够在那张“美国帐篷”里任性地享受野外雨夜的快感。

明明数个小时前还在背后称自己的气味与地铁上的人群相似，是一种别样的“越界”，现在却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让自己如同一个小丑一般陪个小孩子做戏。

在基泽的眼中这已经宛若是一种由富至穷、由上至下的赤裸裸的无声炫耀。

也正因如此，所以在基泽血气上涌选择杀害社长之时，他先是打掉了自己与对方的头饰，然后顺势将社长的身体扭转过来，最后才是朝着胸口狠狠地刺下。

这一刀，无关任何谎言与伪装，是一种源自本真的发泄，是一种面对面的“平等”，是那么的连贯、笃定、不容置疑。

朴社长可能至死都没能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也许他没做错任何事，他只是忘记了一点：不只是富人会在意“越界”的存在，在穷人的心里，凡事也有极限。

除去基泽以外，影片中其实还有一个人的行为具备着“越界”性质，即穷人家的女儿基婷。

为什么在影片的结局里，基婷是穷人一家唯一一个拥抱死亡的人？

因为基婷是那个越过了人性界限的人。

还记得这一家人是如何依次渗入富人一家的么？

没错，基婷是第一个以舍弃他人的利益来成全自己的人，她不止左右了自己的人生，也改写了尹司机与女管家的未来。

而在那个雨夜，当基泽突然对家人的行为产生刹那的反思之时，也只有基婷又一次唱了反调。

“别管尹司机了，管管你的女儿吧”

话音未落，窗外便有一道闪电掠过，似乎她的结局在此刻就已然成了定局。

砍向基婷胸口的那一刀，更像是一种被欲望反噬的必然结果，而作为一家人中最“适应”也最向往富人生活的人，由基婷来接受死亡似乎也就成了最讽刺、也最应出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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