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的规定性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指导我们的生活，人们常常要追问人生的意义，这是人类独有的，动物与植物从来不会追问生活的意义，因为它们没有动机，没有这种需求。而人类只有追问了人生的意义，才能发现欲求，发现动机，去行动。
人类正是因为其欲求中有对人生意义的追问，这是人类的最高欲求即“自我实现”。儒家哲学对这种界限的认识具体为“礼”，即社会一切关系的确定，从家庭的长幼到国家的尊卑，这实际是将内在的规定性以外化的形式要求来表现，其初衷是使人认识到有界限，有规定性的存在。
但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却形成了表现决定本质的本末倒置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对这种本末倒置的批评，对3000年礼教的僵化关系的推倒，是让规定性回归其本来面目。
规定性是内在于万事万物的形式的，它来自普遍本质，在每个个体的发展过程中个别化的表现的，并不是外在形式决定内在规定性，而是规定性内在于人的本质，它在发展中变现为现象，而社会关系只是现象的一种关系，不仅不能反映现象的全部，更不能反映规定性，也不能决定规定性。
由此可见，规定性是万事万物存在的内在依据，表现为想想，因为它是内在于存在的，所以它是可以自觉被认识的，可以通过行动反映出来的。这个现实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内在表现得可能性，它是潜在的，未被行动的。当一切现实条件都具备了，就发展到必然阶段。这是第二阶段，正如黑格尔所说：“一切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但是必然阶段并不是自觉地。当人自觉地认识和把握必然性时，就到了第三阶段，即黑格尔所谓“概念”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自己决定自己，自己依赖自己了，就是自由了，但是此阶段并不是不变的，仍是不断发展，通过持续自我否定，达到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