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学会在学校教育、药品市场方面巩固了权威。
美国医学会会帮助医生脱离医院的组织。
现代医院出现得很晚。
最初医院的功能并不是治疗病人，而是救济穷人，同时也负责收留那些会危害治安的监控精神疾病患者。
直到20世纪初，随着医学技术和设备的发展，医疗活动需要有个专门场所，这时医院才开始专注于负责医疗过程中的急性、重点环节，治疗病人才逐渐成了医院的主要职责。
美国的医院也并不是医生的管理者，而只是一个平台。
任何有行医资质的人都可以借用这家医院的化验室、手术间、门诊进行服务。
美国医学会对于医生被组织化是非常反感的，抵制一切医院的管理行为，认为应该是由专业人士主导医院。
在当时的美国，医生已经进入高收入群体，而这些高额的收入主要来自这些医生的私人诊所。
医生进入医院工作，是希望借用医院所提供的平台，但文化权威还在医生，而不在医院。
最终美国医生和医院达成了妥协，医生每年要在公立医院免费工作一段时间，公立医院可以为医生免费提供平台。
因为公立医院更多是向穷人开放的，医生可以借这个机会打造个人品牌，给自己的私人诊所引流。
由于这里患者众多，医生还可以带学生在这里教学和实习。
其实这个过程，医生获益是最多的，医院平台对患者的吸引力远不如医生，病人只会追着有名望的医生走，因而医疗的文化权威再一次得到了放大。
美国医学会不止要求医生要独立于医院，甚至还会控制公共卫生事业。
20世纪初是现代公共卫生的黄金时代，疫苗就诞生于这时，很多折磨人类的疾病也是在这时被消灭的。
个人医疗卫生可以取代社会公共卫生。
例如，私营医生在自己的诊所里引入了抗生素等药物，他们就会宣称在性病和结核病的治疗方面，可以取代公共卫生服务的部分功能。
结果是，美国公共卫生无论是在声望上、资金上、社会影响力上，都比不上私人医生，最终受害的还是底层人。
另外，美国医学会还会反对私人企业。
例如，美国的一个矿井要一批矿工，矿井老板希望雇佣一支医疗小组为工人处理工伤，这看似是一件很合理的需求，但医学会反对任何组织接单。
理由是，这样的话医生的服务就被批发零售出去了，医生就会受到剥削，医疗单位就会渔翁得利。
那如果医疗单位不收任何费用呢？
美国医学会同样反对。
理由是，这会把医生变成工具，为医疗单位的管理者带来荣誉。
在这种氛围下，医生们也变得很警觉。
他们不只编很多“黑话”，只能让同行听懂，让患者听不懂，而且还会尽可能避免为患者普及医学知识，将知识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到这时，美国的医疗文化权威已经非常强大了。
美国医学专业成功地在医疗领域获得不可动摇的文化权威，这取决于他们将营利性企业从医学教育、医院以及医疗实践本身中驱逐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