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了一圈，儒家说要修齐治平，朱熹点点头，以儒家学说为万事万物的唯一标准，即他说的格物是以结论为先，带着论证的眼光去看待本应予以探索的事物，这实际上是一种浪费时间。
往往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朱熹等人就是因为对某个抽象话题知之甚少，恐无物可写因此勤与自然事物做类比，这种类比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英国哲学家摩尔是这么评价所谓以科学为基础的伦理学的：“......一种科学的、有系统的伦理学应该对各基本原理作清晰的探讨......”这里讨论的是归纳而不是演绎，王阳明格了七天竹子也没格出个道理，这不是因为他没有悟性，而是格物致知是经验论的，其基本条件就是有一个既定标准供你参悟。至于新知，还是罢了。
朱熹不懂宇宙，就像王阳明不懂竹子一样。可是中国近代西学大家对格物致知仍持狂热态度。我们社会达尔文论的作者斯宾塞先生扬言其哲学基础来自于超验的生命概念，并以此通过数学、化学、天文学等多个学科进行”演绎“与论证，最后一脚迈入社会学和伦理学，宣告大功告成。由于斯宾塞的哲学体系乍一看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严复之徒真要喜极而泣了，这不是我们的格物致知嘛。
在此不讨论斯宾塞体系整体或局部的对与错，只说说这样的格物对近代中国的影响：社会达尔文让梁启超、康有为等人高潮了，全国小学拿来做教本，胡适也顺潮流改名为”适“了，可见当时的学术界对于”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拥趸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虽然与时代背景有极强的联系，但不能不说某些一次性的意识以糟粕的形式流传至今，从而促成了我们现在对所谓”阶级固化之恶“的抨击，更多不表。
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谈”大“历史观，提及101年的概念：
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
庚子、辛丑之耻辱之后，”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样的言论可以当药吃、当针使，但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进化论是目的性的，即进化从来不等同于进步，把进化与进步相联系，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其居心不是坏就是傻。上文提到的乔治·爱德华·摩尔曾经对达尔文的”偶然变异选择“持认同观念，声明无须评价进化节点的优劣善恶，这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颇为契合，即理解历史的无限演变可能，而非站在某一特定的立场给出定论。
有很多谚语都会以这样的类比精神贯彻于人际交往、自我认识中，其本质是先去定义了一个绝对的善作为无上之荣耀，构筑习惯的道德标准，然后用习以为常的自然事物作为载体来布道。当代社会开始对一些俗语谚语的批驳也逐渐兴起，可见人类的复杂意识没有办法完全受草率类比一元论的摆布。
类比与演绎的动机若是探索新知，那自然是开启新大门、介入旧经验、降低了认知上的门槛；然而把类比和演绎公式化，以师者的姿态传授给不同个性、背景的人作为理解万事万物的万能钥匙，那么大门开启后迎接众生的不是新知之光辉，而是无知之腥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