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圣诞的时候，迪克·斯特里夫让我与他一同过节。关于那一天，他具有一种独特的多愁善感，并且希望与朋友们一同通过各种合适的仪式来度过。我们都两三周没见到斯特克兰德了，我是因为忙于应付来巴黎小住一段时间的朋友们，而斯特里夫则是因为与他吵了一架，比平时更激烈，下定了决心跟他不要再有任何瓜葛。斯特克兰德难以相处，于是他发誓再也不与此人说话。但随着时间流逝，他的情感又变得温和了起来，不愿去想斯特克兰德要独自一个人过圣诞的事实。他把自己的情绪寄托在对方身上，且受不了在某个失去友谊的场合，孤单的画家被抛弃，一个人黯然神伤。斯特里夫在他的画室里布置了一棵圣诞树，并且我觉得我们都会发现某些奇怪的小礼物悬挂在那节日的枝桠上。但是，他羞于再次见到斯特克兰德。这般轻易地宽宥此等侮辱是有一点儿丢脸，他希望他决定与之和解时我能在场。
我们一同去了德·克里希大道，但斯特克兰德并不在咖啡馆。坐在外面太冷了，于是我们选择了室内的皮沙发。屋里面又热又闷，空气因烟尘而变得灰蒙蒙的。斯特克兰德没有来，但眼下我们看见一个偶尔和他下棋的法国画家；我与他略微熟识，他坐到了我们桌。斯特里夫问他是否见到斯特克兰德。
“他病了，”他说，“你不知道？”
“严重吗？”
“非常严重，我认为。”
斯特里夫的脸变白了。
“他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我竟跟他吵架，多么愚蠢！我必须马上去看他。没有人照顾他。他住在哪儿？”
“我也不知。”那法国人说道。
我发现我们没有人知道怎么找到他。斯特里夫越来越忧愁。
“他可能死了，没有一个人知道有关他的任何事。那糟糕透顶。一想到这我就受不了。我们必须立刻找到他。”
我试图让斯特里夫明白在巴黎胡乱搜寻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想一个法子。
“是的，但现在他可能快要死了，当我们找到他时就已经太晚了，一切都无济于事。”
“安静地坐着让我们想想。”我不耐烦地说道。
关于他的住址，我唯一知道的是德·贝尔吉斯旅店，但斯特克兰德已经离开那儿很久了，并且旅店的人应该不记得他。由于他那对自己行踪保密的奇怪观念，当他离开时，他不大可能会说他要去哪儿。另外，当时已过了不止五年。
我很确定他搬得不远。如果他经常光顾是同一家咖啡馆，与他当初待在那间旅店时一样，那可能是因为那家咖啡馆是最方便的。突然，我想起了他要画一幅肖像，且通过他经常光顾的面包店的老板收了佣金，于是我觉得那人可能会有他的地址。为了查到那面包店老板，我借助了工商名录。在临近的区域有五个人，唯一的办法便是逐一询问。斯特里夫不情不愿地陪着我。他自己的计划是在直通德·克里希大道的街道上来回奔波，挨家挨户地问斯特克兰德是否住在那儿。我的计划虽平平无奇，但毕竟奏效了，因为在我们拜访的第二家店里，那柜台后面的女人便承认认识他。她不确定他住在哪儿，但可以肯定的是对面两幢房子中的一幢。幸运眷顾了我们，去造访第一幢时门房便跟我们说应该去顶楼找他。
“看来，他生病了。”斯特里夫说。
“可能吧，”门房漠不关心地答道，“事实上我已经有几天没有见到他了。”
斯特里夫先我一步跑上楼，当我到达顶楼时，我见他正在与一个将衬衫袖子挽了起来的工匠说话，斯特里夫敲了他家的门。他指向了另一道门，并说他相信住在那儿的人是一个画家，而且，他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了。斯特里夫假装要敲门，然后转向我，做了一个表示无助的手势。我见他显得惊慌失措。
“假如他死了？”
“他不会的。”我说。
我敲了敲门，没有回应，然后试了试门把手，发现门没有锁。我顺势推门走了进去，斯特里夫跟在我身后。房间黑漆漆的，我只能看出那是一间阁楼，屋顶倾斜；有一束微光，仅是一抹并不明亮的朦胧，从天窗透了进来。
“斯特克兰德！”我叫到。
没有回应。站在我身后的斯特里夫似乎在颤抖，对我而言，这真的相当不可思议。有那么一刻，我竟犹豫要不要把灯点上。我隐约看见墙角有一张床，那光亮微弱得让我不得不怀疑一个人是否能发现床上躺了一具死尸。
“你们没有火柴吗？白痴！”
斯特克兰德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很刺耳，吓了我一跳。
斯特里夫叫了出来。
“噢，老天，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我点了一根火柴，看看有没有蜡烛。我快速扫了一眼狭小的公寓：一半房间，一半画室；里面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张床、面向墙的画布、一张画架、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地面上没有地毯，也没有壁炉；堆满了画、调色刀以及各种杂物的桌上有一只蜡烛头。我点燃了烛芯。斯特克兰德躺在床上，并把所有的衣物都盖在身上取暖；他并不舒适，因为那张床太小了。他发着高烧，症状明显得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斯特里夫，语调中带着激动，走向了他。
“噢，我可怜的朋友，你怎么了？我不知道你病了。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你一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你在想我说的话吗？我不是故意的。我错了，我真愚蠢，我不该动怒。”
“去死吧！”斯特克兰德说道。
“现在，理智点儿。让我使你稍微舒服一些。你没有找一个人来照顾你？”
他沮丧地环顾了一下脏兮兮的阁楼，又尝试着整理一下床单。斯特克兰德费力地呼吸着，保持着沉默但又生着气。他给了我愤怒的一瞥。我很安静地站着，看着他。
“如果你想替我做点儿什么，你可以弄点儿牛奶给我，”最后他说道，“我已经两天不能出门了。”
他的床边是一个装过牛奶的空瓶子，在一张报纸里有一些面包屑。
“你吃了什么？”我问。
“什么也没有。”
“多久了？”斯特里夫大声问道。“你是说你已经两天没吃没喝了？太糟糕了。”
“我喝了水。”
他的目光在一个伸手就可触碰到的罐子上停留了一刻。
“我立刻就去，”斯特里夫说，“你有什么想要我带的？”
我建议他带一个温度计、一些葡萄酒和面包。斯特里夫很高兴自己能有用处，哗啦啦地走下了楼梯。
“该死的白痴。”斯特克兰德咕哝道。
我摸了摸他的脉搏，跳得快且微弱。接下来，我问了他一两个问题，但他没有作答，当我逼问他时，他便暴躁地把脸转向墙壁。我唯一能做的便是静静地等着。十分钟后，斯特里夫气喘吁吁地回来了。除了我建议的，他还带回了蜡烛、肉汤和酒精灯。他是一个务实的小家伙，没有任何耽搁，立马准备面包和牛奶。我替斯特克兰德测了测体温，一百零四华氏度。没有疑问，他病得非常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