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时代中。人，终其一生，都在处理跟时代的关系。其实，每个时代，都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费希特说：“招致我们不幸的，还有这个时代的整体风尚。”一百多年前，尼采说：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成为无时代的人。今天听来，这句话依然掷地有声，震撼人心。
如同，照片里的城市，是坚硬的，它可触及，会陈旧，因为时光不经意地转出世间的暗伤。我们被被裹挟于大潮而无力挣脱，折射出大潮背后那若现若隐的合力共谋——是的，我们人人都属于这个时代的同谋者，用自己看不见的手，造就了当今的社会生态。城市，又是柔软的，就像照片里的那个她，有味道，无尽头，因为风吹衣袖的声音，不知不觉推远了这个夜晚，却推近了自己的灵魂。通过倾听灵魂的声音，她重新思考了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对这个时代的爱与怕。
屈原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尼采还说过：“人是一条污水河。你必须是大海才能接受一条污水河而不自污。”“不能听命于自己者，就要受命于他人。”时代是任何人都无法征服和逃避的，唯有在自己身上找出一种恰当的生活方式，先克服自己，才能克服这个时代里的种种不如意。
克服，来自我们内心的某种觉醒。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走出不成熟的状态，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人性若顺流而下，则必很快滑入深渊；若逆流而上，虽辛劳艰苦，但固守得是精华，收获的是人间正道、人生真谛。
司马迁何以在遭受那样的折磨与屈辱后还可以活下来？因为，人如果有了发自内心愿意捍卫的东西，别说是生命，尊严都可以置之度外。他是超越了时代的人，必然会克服时代在他身上留下的累累伤痕与满目疮痍，更会克服这伤口妄图施与他的愤世嫉俗、偏激极端与软弱无力。终其一生，他都是个温和沉静、不疾不徐的人。
一千多年前，陶渊明咏了一曲归去来兮。
十六世纪，蒙田在37岁那年即继承了其父在乡下的领地，一头扎进那座圆塔三楼上的藏书室，过起隐居生活来了。蒙田把自己的退隐看作是暮年的开始，是从所谓“死得其所之艺术”的哲理中得到启示的。其实他退隐的真正原因是逃避社会。他赞美自由、静谧与闲暇，向往优游恬适的生活。不过他的隐居生活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除了埋头做学问而外，还积极从事写作，自1572年开始一直到1592年逝世，在长达20年的岁月中，他以对人生的特殊敏锐力，记录了自己在智力和精神上的发展历程，陆续写出了《蒙田随笔全集》这部宏篇巨著，他的随笔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世上同类体裁中绝无仅有的”。
十七世纪前半叶，笛卡尔退出军旅生活，用一笔来自家族的遗产，过起了独身自在的生活。三十岁时，完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十七世纪后半叶，斯宾诺莎离开阿姆斯特丹，住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村，随兴读书，着意写文，终身未娶。每年接受来自一位笛卡尔主义者的八十块钱接济。他一生都禀持真正哲学家的品质，坚守个人的精神自由。自然而生，自然而逝。
黑塞在《生平简述》里说他七十多岁的时候被抓进监狱，然后他在牢房的墙壁上画上他最喜欢的事物。有一次看守来传唤他，他告诉看守们稍候，说要登上自己画中的火车，去查看点东西。“于是我就把自己变小，直向画里走去，我乘上那小火车，驰进那黝黑的山洞，起初人们还能看到从洞口冒出的团团黑烟，一会儿烟就消散了，整幅画和我也跟着杳然不见。”看守们当场就愣住了。
十九世纪初，雪莱说：所有时代的诗人都在为一首不断发展着的“伟大诗篇”作出贡献。
罗素在写给情人的信里提到维特根斯坦时说：“他是雪崩，相比之下，我只是个雪球。”而迎接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的凯恩斯，写信给妻子说：“唔，上帝到了，我在5点15分的火车上接到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天才，却说：“改善你自己就好了，那是你为改善世界所能做的一切。”“天才并不比任何一个诚实的人有更多的光，但他有一个特殊的透镜，可以将光线聚焦至燃点。”一战后，维特根斯坦在完成《逻辑哲学论》之后，便去奥地利的南部山区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在他那些小学生眼里，维特根斯坦不仅敬业尽职，而且对学生们满怀关爱。他为自己的学生们编了一本词典，这本词典几十年后仍有再版，他带着孩子们组装蒸汽机，以及其他几乎所有教学模型，他用自己的显微镜辅导学生观察小动物的骨骼，他自己花钱领孩子们旅行、参观，在当地的短途旅行中教孩子们识别各种岩石和植物，在维也纳教孩子们观察各种风格的建筑。二战期间，他坚持在医院当义工。虽然那些岁月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实在很失败，但它让我们看到，一颗真正杰出的头脑和伟大的心灵是如何在贫瘠的土壤中生长，如何与那些平凡心智相碰撞的。在他的生命里，他已经抵达了心灵的自由。
个人的任性，常无以对抗时代的惯性，折芦赠远，零落一秋，虽千万人吾往矣。注定失败的英雄，悲壮悲情，虽败犹荣。想要克服时代，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没有一劳永逸的胜利，只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薪火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