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9年的大年初一，正当我和家人其乐融融地在酒店吃着年午饭时，我先生的手机响了。
“你好啊，新年好！”
“天哪，你好你好，新年好！你是老大应该是我先给你拜年的，抱歉抱歉啊！是在武汉过年吗？”我先生回应道。
我知道是昊然打来的。
昊然，和我先生是初中到高中的同学，和我则是开衩裆裤就熟识的儿时伙伴，一起走过童年直到上高中我远走他乡才分开，他大学毕业后留校至今。
随即电话递到我手中，尽管二十多年不见，却没有一般性的客套，开门见山便神侃一通。与其说是侃，不如说我发难似的发泄着心中的郁结，把平时不能说也不愿说的话都一股脑儿地倒着，全然不顾身边还有家人。能咋办，谁让我们是发小呢。昊然说“大过年的要开开心心的，来年定会心想事成的”那一刻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被尘世纷扰的心田，一扫多日来的阴霾，此时的我心里明朗了很多。
也许人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乡音的抚慰，听听童年伙伴的声音，话不多说，听懂就行。于是这个年初一就有了非常特别的感觉，此时窗外正下着鹅毛大雪，室外异常寒冷，而室内正在就餐的我却倍感温暖，准确地说是我的心里盈满了温馨。
午饭后的我为了消食，也为了平静这突然而至的激动，独自行走在纷纷扬扬的雪天里，踩着吱吱作响的雪地，心里很是感慨，往事像帘珠似的在眼前晃悠着：儿时和伙伴一起上山打柴、一起下河摸鱼、一起生产队里拾稻穗、一起挑着米袋和菜缸去学校半工半读的场景，像过电影似的一场场回放。
尤其记忆深刻的是，那时整个村子有十几个同学都得去离家十几里地的公社中学读初中，还要自带菜缸和大米到学校，去往学校的路还要翻过一个几近70度的上山坡，还是半大孩子的我们，就是徒手走都很吃力，何况还带着一周的补给，另加劳动工具，爬坡是对我们极大的考验。昊然同学是个能吃苦的孩子，除了担负自身的行李，还得兼顾其他同学，我那时比较瘦弱，自然也是昊然兼顾的对象之一，我们常常肩扛手拖匐形而上，相互拉拽到山顶，每次爬行都累得大汗淋漓，几近虚脱。
其实昊然只大我三天，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因为常年营养跟不上，那身高根本无法跟现在的同龄人比，矮小而瘦弱。但艰苦的生活没有压垮我们，反倒是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挺过了那段艰难的求学岁月。所以此时尽管多年不相见，只是一个电话连线便迅速挑起对往昔的记忆，尽管相距几百里，却依然感觉近在眼前温暖叙说。
这一年像这样时隔多年的突然连线或相见，在其他同学那里还发生过几次，每一次都因幸福来得太突然而使我泪水奔流。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如恣意汪洋一泻千里。许多同学自1978年夏天母校一别再没相见过，所以，多年以后听到他们的声音，同学少年的往事全都涌入脑海：在学校的大礼堂里做汇报演出，在学校后山上的开荒挖地种植粮食，在深山老林里打黄树柞做勤工俭学，在宁静的教室里为迎接第一届中考招考挑灯夜读，冬天里一个小小炭火盆都能在脚下悄悄传递……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我们相互搀扶和帮助，山里孩子最纯真最质朴的情感，全都融入这一桩桩平凡的往事中。虽多年不见，同学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不停地翻播着，令我久久不能平静。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一晃又过去十几年。这十几年节点很多，我们已人到中年，是任务最繁重时期，也是容易出成就时期。人常说人生不如意之八九，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来谁也无法预料。就这样，一些不如意甚至伤心彻骨的事，毫无征兆地接踵而至，令人躲闪不及，不仅要照单全收还得沉着应对。这个时候，同学和朋友的一声问候，就是最大的慰藉，最好的帮助。
说话间，又是好几年不见的媛媛连线了我。起因是初中同学群里有人建议，把群外的同学都拉进来，我戏谑道：“不说话，拉进来有啥意义呢？”其实私下我已俏皮地甩个表情给媛媛，并嬉言：大教授都忙啥呢，又是好久不出声了哟……接着媛媛便回拨了过来。
媛媛，是我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同学那会儿，我们处处“较着劲”——学习、唱歌、表演，甚至穿衣打扮一直是我们之间比争的内容，一直延续到同学分离各自天涯。杳无音讯很多年，后来听说她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四十岁时又攻读了博士。
我们的聊天自然是从近况开始的。为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她从身兼数职满身光环的行政职务上退下来，专心教学用更多的时间跟学生交流，回归家庭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我问她有没有感觉特别辛苦和委屈的时候，她回答我说，现在能陪孩子成长，看着他们一点点的变化，是件很有乐趣的事情，累归累但很开心。
媛媛的平静令我欣慰，她是一个经历过生死的人，所有苦衷我是知道一些的。在她的人生行进巅峰时刻，发生了一件撕心裂肺的事件，导致她的生活一下跌入至暗时刻。此事过去多年翻篇不易不提也罢，毕竟生活要继续，如今新生已覆盖残缺，岁月渐已修复浸入骨髓的伤痛，她没沉沦旧痛终于走出来了，并且继续走在抚育下一代的幸福路上。这让我敬佩的同时，也多了几分对生活的感悟。
现在，我有个习惯，一遇到什么烦恼的事儿，过不去的坎儿，就想起我的那些同学，就想给他们打电话，听听他们的声音，听听那些熨帖的暖心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