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习之11-13
【原文】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白话】鲁国要改建长府这个国库。闵子骞说：“沿用原来的规模，怎么样呢？何必改建？”孔子说：“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说话就切中肯綮。”
【思考之一】“鲁人为长府”是怎么一回事？
皇侃《论语注疏》曰：“鲁藏财货之府名长府也。云‘藏财货曰府’者，布帛曰财，金玉曰货。《周礼·天官》有大府为王治藏之长，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内府主良货贿藏在内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是藏财货曰府。府犹聚也，言财货之所聚也。”“鲁人为长府”，《注疏》曰：“言鲁人新改作之也。”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鲁昭公居长府伐季氏的一段历史：
“叔孙昭子如阚，公居于长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杀公之于门，遂入之。平子登台而请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讨臣以干戈，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许。请囚于费，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子家子曰：‘君其许之！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众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将温。温畜，民将生心。生心，同求将合。君必悔之。’弗听。”......
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住在长府，于九月发兵攻打季孙氏，一度攻入季氏家中。季平子登上家中的高台多次求饶，昭公并不答应，一心要置季平子于死地。大夫子家羁劝说昭公：“君王不如同意他的求饶！政令由他那儿发布已经多时了，贫民大都靠他生活，做他党徒的为数不少。天黑之后，恐怕有奸人发起进攻。众人的怒火不能让它积聚，积聚起来而不疏导，会越积越厚。越来越厚的怒火积在一起，有人会生叛离公室之心。生叛心之人，就会和有同样目的的人聚集在一起。那时，君王必然要后悔的！”但昭公并不听从他的劝谏，一定要杀季平子。
结果就如子家羁担忧的那样，叔孙氏和孟孙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派兵救援季孙氏，乘势攻打昭公的军队。昭公兵败，逃亡到了齐国。
【思考之二】面对三桓的强大势力，鲁昭公想要怎样对付三桓？
对“鲁人为长府”的解释，大多认为鲁人就是鲁昭公。随着三桓势力的日益强大和不断僭越，鲁国的“礼乐征伐”皆“自大夫出”，鲁昭公被架空，于是谋划改造扩建“长府”，欲凭借其中财物招揽人才，扩建府库以武装军队，并以长府作为根据地，要攻打季氏和三桓。
后来鲁昭公真的发动了讨伐季氏的战争，可是却引来孟孙、叔孙氏的危机意识，三桓联合，驱逐了鲁昭公，迫使鲁昭公逃到了齐国。
《春秋》笔法除了“微言大义”，最重要的就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里就是“为尊者讳”。
【思考之三】闵子骞为什么反对鲁昭公，如果你是鲁昭公，会怎么面对三桓？
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郑康成曰：“贯，事也。因旧事则可也，何乃复更改作。”也就是说，延续着原来的一种行制制度就好了，何必要改建扩大呢？
闵子骞的评论，对照前面的背景来看，至少可以有几个角度可以理解——
第一就是改建长府，尤其是国君亲自主持的改建，势必劳民伤财。《论语注疏》曰：“此章重于劳民也。子骞见鲁人劳民改作长府，而为此辞。言因旧事则亦可矣，何必乃复更改作也。”王氏曰：“改作，劳民伤财。在于得已，则不如仍旧贯之善。”陈祥道曰：“利不百者不变法，功不十者不易器。鲁人为长府，于利则不百，于功则不十，特伤财劳民而已。”也就是说，闵子骞评论“鲁人为长府”这件事情，认为不必要，就是花钱，也扰动百姓，影响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农务的耕作。
第二个，鲁昭公以长府作为支持，要攻打季氏，其实是想通过武力来压制三桓。可是季氏主政已经非常长久，百姓也非常习惯。季氏主持国家大政，虽然属于僭越，可也已成既定的事实。从事后的结果来看，以利制三桓引来的是更大的反弹，最后被驱逐流亡齐国。《论语·为政篇》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强调“为政以德”，以仁政王道，去感化带领臣子和百姓。所以仁政王道、为政以德是儒家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的思想。也就是说，出现的时候，应该回到自己身上，如果“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从自身的改变开始，修养文德，进而去影响别人，改善彼此敌对的关系。
闵子骞是德行科里非常重要的弟子之一，他认为鲁昭公这样以武力去扭转颓势和僭越的现实，并不是明智的作法，何况又让自己身陷险境，无益于事。所以，除了劳民伤财，浪费财力之外，蕴含有更深刻的“为政以德”“仁政王道”的思想做基础。所以闵子骞才说，应该保留原来的形制就可以了，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动。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并不是没有任何作为，而是应该透过修德去改善君臣之间的关系，去扭转这个局面，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僭越的问题。
夫子在听到闵子骞的建议后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称赞闵子骞平时不大开口，一开口就能把握事情的根本，切中要害，说到点子上，因为他内心具有仁德与智慧。
刘宗周曰：“鲁人为长府，意在聚敛也，故闵子讽止之，其言中矣。论事易，中理难，如治病者，药必中病，方是国手。鲁自宣公税亩，哀公作丘赋，损下益上，邦本拨矣。闵子之言岂漫无当哉？”
《论语·宪问篇》讲:“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孔子说“有德的人一定有好的言论，但有好言论的人不一定有德。”闵子骞作为一个孝子，也是德行科的代表，当然是有德者。有德者，会有一更宽大、宽宏的对待事情的视角，有问题从自己身上思考，对于别人的言行可以深刻地体谅，对事理也会有通透深刻的理解，所以看事情看得很清楚。朱熹注解说“言不妄发，发必当理，惟有德者能之。”有德者不随意说话，一说话都能够合于道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夫子对闵子骞从百姓的角度担心劳民伤财、去思考“为政”这件事情的深刻用心。那就是夫子赞赏闵子骞，其实也是委婉地表达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其实也是在劝谏鲁国国君：在为政方面应该做正确的抉择、长远的打算，以德以仁，才是获取民心、改善君臣关系的根本大道。《四书解义》曰：“此一章书见圣贤维鲁之心也。闵子不极言其弊，所以婉而易入，孔子复称说其美，愈令闻者知愧。”
所以，孔子的这句评论，一方面是肯定闵子骞为百姓设想、说事情评论事件，另一方面也从仁政王道的深刻道理去肯定这件事该如何做。
因此，如果我是鲁昭公，听到孔子、闵子骞的话后，一定要遵照执行。那就是，绝不诉诸武力，而是反求诸己，修好自己的德行，缓和矛盾，慢慢解决问题，以免让自己陷入更尴尬或危险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