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的对手尤其是敌人，常常能够看出他的胸襟和风度。王安石对待政敌的态度，就彰显了王安石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人格。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写给政敌司马光的一封回信，是王安石散文名篇。当时，王安石拜相，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正展开轰轰烈烈的变法，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指责王安石的变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面对政敌的指责，王安石没有指责司马光反对变法，反而大度地承认，司马光和自己“议事每不合”，是因为“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将两个人的分歧完全看成是治国理政方法上的差异，体现了王安石对不同意见甚至反对声音的极大包容性，其博大的胸襟和极高的风度实在令人钦佩，否则，我们今天恐怕就看不到《资治通鉴》这部煌煌巨著，中国传统史学也将减色不少。
其实，不仅是对司马光，王安石在和其他政敌的交往中也多次显示了其博大的胸襟。欧阳修和王安石的关系复杂得多，两个人有师生之名，欧阳修对王安石有荐举、提携之恩。令人遗憾得是，年轻时追随范仲淹锐意革新得欧阳修，在王安石变法时站到了变法得对立面。由于欧阳修得巨大影响，他的言行给王安石变法带来了不小的阻力，王安石一度对欧阳修心存不满。但是，欧阳修去世之后，王安石挥笔写下了情真意切的《祭欧阳文忠公文》，文中，王安石称赞欧阳修器质深厚、智识高远、学术精微，文章浩如江河之停蓄，灿如日月之光辉，政事上可以寄社稷之安危，功业上可谓千载而一时，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客观公正地给欧阳修以极高评价。对于欧阳修，王安石高度肯定了对方的人品、事业和功绩，这显然是比包容对手更为宽广的胸怀。
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更为一般人所熟悉和称道。有一篇据说是苏轼之父苏洵写作的《辨奸论》，所辨之奸，据说就是王安石。有人说此文并非苏洵所作，但后人将之托名苏洵，显然并非偶然，而是人们看到了苏洵对王安石的不满甚至厌恶。苏轼本人不仅在变法上是王安石的反对者，并且对王安石的学问多所讥讽。就一般情况来说，王安石应该对苏轼深恶痛绝才是。王安石的下属一定也这样看待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因此，不惜构陷了“乌台诗案”，想要将苏轼置于死地。关键时刻，王安石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出面保护了苏轼。王安石对宋神宗说：“安有圣朝而杀名士乎？”再加上太后的营救，最终保住了苏轼的性命。苏轼贬谪黄州期间，每遇到从黄州来的客人，王安石都一定要询问：“苏子瞻最近又有什么妙语？”毫不掩饰对苏轼的欣赏甚至钦佩。王安石罢相后闲居金陵，苏轼路过金陵，给王安石写过一封信，问王安石愿不愿意见见自己，如果王安石愿意，他想要登门拜访。王安石亲自骑着毛驴到江边迎接这位处处反对自己的才子。两人相携在金陵游玩半月，通过这次近距离的接触，苏轼深深感受到王安石的人格魅力，以致表达了将来买田为邻的愿望。王安石和苏轼的交往，可以说就是一个王安石保护苏轼、欣赏、钦佩苏轼，但最终以自己的胸襟和气度征服苏轼的过程。
北宋灭亡之后，王安石的变法充满争议甚至长时间受到否定评价。无论人们怎么评价这场变法，就是那些批评王安石变法的人，也常常将变法的不足归结于王安石的用人不当，而很少对王安石本人过多指责。其中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无论怎样评价变法的功过是非，王安石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胸襟、风度和操守，都是无可挑剔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