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仪生活在北宋末年，这一时期文化虽繁荣昌盛，但政治局势却错综复杂。新旧党争激烈，许多文人因政治立场不同而遭受排挤与打压，李之仪也深陷其中。

李之仪早年师从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深受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忧乐思想的影响。北宋熙宁三年（1070 年），李之仪进士及第。在哲宗亲政时，苏轼出任定州安抚司（今河北定州），56 岁的苏轼在众多门生中选了 45 岁的李之仪做幕僚，张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序》记载：“士愿从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请于先生。而苏先生一日言于朝廷，请以端叔（李之仪的字）佐幕府。”苏轼欣赏李之仪的才能和为人，上书朝廷奏请李之仪为定州签判，掌管机要文书，作为自己的助手。但好景不长，一年后苏轼被贬岭南，幕府解散。李之仪回到朝廷，仅担任管理香药库、粮仓等小官。在苏轼被贬后，御史石豫参劾他与苏轼关系密切，不可以在京任职，于是他被停职出京。

崇宁年间，奸相蔡京当权，大肆打击元祐党人。1102年，他的恩师范纯仁去世后，李之仪怀着对先生的敬仰之情，为范纯仁写了一篇传记，即把范纯仁的一生清晰呈现，也抒发了自己心中的郁闷。李之仪为范纯仁写传记一事，引起了蔡京的注意。因为蔡京与范家有矛盾，便借机报复，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李之仪下狱。好在经过其妻子胡淑修冒险搜集范纯仁手稿证其清白，次年李之仪获释，却没有官复原职，而是被革职交太平州管制。

在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的短短几年里，李之仪的生活可谓祸不单行。他在《与祝提举无党》写到，“某到太平州四周年，第一年丧子妇，第二年病悴，涉春徂夏，劣然脱死。第三年亡妻，子女相继见舍。第四年初，则癣疮被体，已而寒疾为苦。” 仕途的挫折尚未平复，家庭的悲剧接踵而至，让这位饱经沧桑的文人几近崩溃。就在他孤独绝望之时，一位年轻的歌女走进了他的生命。

刚到当涂时，李之仪的好友黄庭坚是太平州知州。老友相逢，少不了诗酒人生，其中有一位名叫杨姝的官妓经常陪侍。杨姝，不仅容貌出众，更具侠义心肠。早在黄庭坚被贬太平州时，十三岁的她就曾当众弹奏《履霜操》，以伯奇蒙冤的典故为忠臣鸣不平。

当她与李之仪相遇，也为李之仪奏响《履霜操》，这触动了李之仪心中的痛处。二人仿佛命中注定般成为知音。在《与杨姝书》中，李之仪写道：“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是一种超越世俗的相知。在相识两三年的某天，李之仪携杨姝来到长江边共游，杨姝抚琴而歌，李之仪触景生情。他看着自己的红颜知己，望着滚滚东逝的江水，心中涌起万般柔情，挥笔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爱情词。

《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词的开篇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以一种宏大而开阔的空间视角，将两人相隔甚远的空间距离清晰展现。“长江头” 与 “长江尾”，不仅是地理上的遥远，更象征着人生境遇的巨大差异。然而，距离虽远，“共饮长江水”又巧妙地将两人联系在一起，这江水成为了他们之间情感的纽带，虽不能相见，却能通过这同饮的江水，感受到彼此的存在。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直白地表达出主人公内心无尽的思念。每一天的思念都如潮水般汹涌，却始终无法与思念之人相见，无奈与惆怅之情溢于言表，这种想见而不得见的无奈，进一步加深了相思的痛苦。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长江水奔腾不息，而自己心中的 “恨” 也如同这江水一般，无穷无尽，难以消逝。这里的 “恨” 并非仇恨，而是因思念不得见而产生的深深遗憾与痛苦。以江水的无尽来衬托相思之恨的无尽。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词人以一种深情而坚定的口吻，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期许。这一句代表着永不分离的承诺，成为后世追求真爱者的精神图腾。

“只愿” 二字，透露出词人内心的渴望，希望爱人的心能如同自己的心一样，对这份感情忠贞不渝。而“定不负相思意”是写对爱情的执着坚守，是对爱人的深情承诺，哪怕相隔天涯，只要两心相知，便能跨越一切障碍，这两句从单纯的思念与痛苦，升华为对爱情的坚定信念与美好向往，使整首词的情感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这首词具有民间歌谣的特点，语言质朴无华，读来朗朗上口，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如歌曲、舞蹈等，对后世的爱情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以简洁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成为爱情词的经典之作。

李之仪作为苏轼门生，他早年因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范纯仁关系密切而受排挤，后又因反对蔡京专权而遭报复。被贬时 “家无余财，惟书卷与琴剑相伴”，连基本生计都成问题，后妻子、子女相继离世。就在李之仪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杨姝走进了他的生命。杨姝不仅是他情感的慰藉，更是精神的共鸣者。妻子去世三年后，56 岁的贬官与 16 岁的歌女结为夫妻。尽管这段感情饱受争议，但李之仪与杨姝却用行动诠释了爱的力量，一起同行了20多年，并生儿育女。

读完李之仪的这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是否也想起了那个让你魂牵梦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