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苏轼二人均列“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学造诣一直被世人推崇。
但他们的政见不合，一位力推“变法”，一位反对“变法”,他们政治上的敌对关系历来被世人深感遗憾。
经历宦海的沉沉浮浮后，两人却在诗、佛领域取到了高度的契合，以至于彼此都有了比邻而住的想法。这让同时喜欢王安石、苏轼的世人有了些许安慰。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北宋中期集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文化巨匠，但各有侧重，相对而言，政治上王安石的影响胜于苏轼，而文学上苏轼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和苏轼这两位旷世奇才当初有了怎样的相遇？他们是如何从政见不合到相谈甚欢以至惺惺相惜？朱刚教授的《苏轼十讲千》第六讲“王苏关系”旨在通过相关的文本解读来梳理和验证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
那么怎样理解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呢？
王安石和苏轼虽是政见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无私无畏，光明磊落之人。
“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其中的是非功过是一个大课题，非我们一般庸人所能评说。但是王安石变法的目的确实无可争议，就是为国为民，不为一己之私。王安石想回归“三代盛世”，改造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的更美好。初心是美好的，但“新法”真正实施起来，又是另一回事。
王安石的变法造成了“新旧”党争，在党争的内耗下，北宋的国力受到了严重影响，这也是王安始料不及的，更是不愿看到的。历史上对“王安石变法”褒贬不一，但对于王安石的人格和人品，都是正面评价，持积极态度。
苏轼是一个真性情，他为国为民，无私无畏，敢言敢说。
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地方，苏轼都是坚持人民的利益不放松。正因为他不为一己之私，他才敢于挑战朝廷、宰相的权威，反对“新法”；当司马光重新被起用，全面废除“新法”时，苏轼又实事求是的指出“新法”中对人民有利的条款要保留。苏轼既不依附王安石，也不附势司马光，他是想自己所想，说自己想说。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士大夫，他们都是替皇帝筹谋划策之人，至于皇帝要采纳谁的意见，那也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他们之间不存在什么生死不可解的冤仇。
当王安石退休，苏轼经过“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回来，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冰释前嫌。这样两个光明磊落之人、当时的文学巨匠，肯定是惺惺相惜，有见一面的愿望。
到底是王安石主动到江边迎接苏轼，还是苏轼早已经向王安石表达了见面的意愿，已经无从知道。
但可以想象这样两个文学“大咖”相见，那场面、那氛围肯定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既风雅有趣，又意味深长。
无论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王安石，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苏轼，都经历了宦海的浮浮沉沉，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他们对人生的意义、对生命的价值都有了长时间的思考。
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坚持着自己的道德操守，对抗现实的打击和磨砺，巍然不屈。他们最终都选择了佛学，希望通过参禅悟道，找到超脱现实的精神之路。
王安石和苏轼这样两个“神仙级”人物，“春风雨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他们肯定是相谈甚欢、相见恨晚，所以，彼此才会有比邻而住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