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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大中，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苏轼十讲》，作者是复旦大学朱刚教授。我选择的是其中的第3讲：乌台诗案。（视频版请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大中不小啦”）

乌台就是御史台，苏轼因为讽刺王安石新政，而被关进了这个御史台。

1.苏轼在反对王安石什么？

我们先从背景开始讲起，当时是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正在推进他的新法。新法就是改革，改革的目的当然是谋求发展。

新法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甲法等。想想也知道，每一个新法背后一定是和一群既得利益团体冲突的。这么多的法一下子推出，反对不同法的人加总起来局面就有点惨不忍睹了。但是，这里想说清楚的是，这些反对者并不是一开始就一起上来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对于王安石来说，要进行变法，首先得有懂新法的人。要选出这样的新法人才就需要改变教育选拔制度，而这就是苏轼和王安石分歧所在。

王安石想把科举从考核诗赋变为考核策论，也就是说，以前写诗词，现在写论文。对比于我们当前的公务员考试，也是以论文为主，哪会考核诗词呢，又不是参加诗词大会。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王安石看起来是代表了先进思想。

回顾一下科举历史，从唐代以来，朝廷都是以“文学取士”，但其实早也已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诗赋毕竟是文学作品，而科举的目的却是录用政治方面的人才，应该用论文。

但反过来说，苏轼坚持考核诗赋就没有道理么？我们听听苏轼的理由。

苏轼认为诗赋优于策论，是因为，诗赋有押韵平仄等技术可以考核，比较容易看出考生的素质和能力。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名校选拔学生的时候，很喜欢用奥数。奥数虽然用不到日常生活里（政治当然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却是区分学生能力的好工具。但策论呢，主要看考生观点，观点谁没有呀，而且很容易受到朝廷一时的政策导向所影响，造成迎合的风气。这么一对比，苏轼讲得好像也很有道理。

如果我们把科举制度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看，就会发现，王安石所倡导的策论，其实是从唐代“文学取士”，到明代“八股取士”之间的一个转折。八股文本质上，是用某种经典的标准解释，来写一篇论文，写的就是策论，只不过写的时候有很多规则。八股文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从规则的角度倒是非常适合做考核。标化考试的好处就是容易作比较，完全放开就无法横向比较，就算比较了，也少了公信力。

不同的考核方式对人的影响非常大。以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为例，他因为不求上进而被父亲责打，其实他的诗赋水平比贾政所欣赏的那些清客要高得多，如果在唐代，他就是一个上进的青年，但是因为身在清代，一个迷恋诗歌艺术而不肯去读四书五经的人，便被认为是不上进。其实在宋代也有这样一个像贾宝玉的人，那就是秦观。你可能想不到，苏轼面对这样的情况，为了秦观好，他也只好背叛他自己的想法，劝秦观在策论上多下功夫去考个功名。看起来胳膊还是拗不过大腿。

政见不和的苏轼，只好离开朝廷，来了杭州。宋代以前，主要一个官被贬出京师，基本就没有影响力了，但苏轼却因为一个新的“变量”而打破了这个历史规律。

2.北宋的“时代变量”是什么？

苏轼两次到杭州，前后担任通判和知州。这本《苏轼十讲》里还科普了一下历代“一州之长”的官职名称。汉代叫太守，唐代叫刺史，宋代就叫知州，意思是“知某州事”，明代之后叫知府。现在大家知道，在日本，还有叫知事的，比如东京都知事，大阪府知事等，这都是延续了宋代的叫法。

北宋时期的杭州堪称“东南第一周”，杭州的商人们看到了由于印刷术的进步而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出版业的机会，摇身一变成了出版商。他们找到了刚到杭州的苏轼，把他的《钱塘集》刻成了雕版印刷了出来。这个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诗人和出版业的合作。也就是这本《钱塘集》成了乌台诗案里实实在在的证据。

出版业的出现，这个新变量，让宋代成了中国第一个需要控制舆论的朝代。在出版业发生之前，一个人的影响力其实非常有限，有了出版业之后，苏轼就像一个插了翅膀飞翔的非议者，他的声音会传遍全国，当然也会传到京城。从这一点上来说，出版业，让苏轼比前代的大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都更受关注。这就是为什么苏轼明明已经贬到杭州了，影响力还能那么大。

其实如果苏轼讽刺的仅仅是王安石，后果也就到这里为止了，真正让他被定性为犯案，确实因为他撞上了特别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就是宋神宗亲政。

3.皇帝为什么要选一个宰相来理政，自己直接说了算不好么？

中国历史上一般一个帝王只有一个年号，但是宋神宗却有两个，前面一个叫熙宁，期间主要是王安石在变法。后面有开一个年号叫元丰，就是因为宋神宗自己亲自主政了。这个乌台诗案就发生在元丰二年。案子虽然爆发在元丰，但是根源却埋在熙宁。

在熙宁的最后两年，王安石遭到了新党内部的攻击，两次罢相，最后闲居在南京。宋神宗一方面不能重新启用王安石来推行新政，另外一方面又不能用王安石的政敌们，所以只能他自己上。

原来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大家还可以讨论新政，顶多让皇帝来裁决。但这次皇帝自己上了，谁还敢说话。这其中本质的变化就是从“新政”变成了“圣政”。凡是议论“圣政”的人就是违抗天命，就会被处罚，苏轼就是因为前两年反对的新政，现在这些观点通过书籍还在持久传播，就变成了反对“圣政”。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轼被押解至京，拘留于御史台，然后接受拷问其书籍中语句的含义，历时了130天之后，才得以出狱。

从这个角度来看，帝王其实是很不适合亲自操刀的，一旦操刀就意味着没有缓和的余地，要留下这个余地，宰相不可少。

多年以后，苏轼的政敌和朋友，在回忆乌台诗案时，都会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

好，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3讲，书中还有其他几讲如“三咏赤壁”，“庐山访禅”也很精彩，推荐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