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易成灰，红颜弹指老。连疯狂都没尝试，就已越过耳顺的大门，走在了奔七的大路上。
因投胎技术的限制，在三年自然灾害末期，我出生在桐柏山南麓的农家，排行第七。这时间、地点和家庭，似乎没有一个是对的。那时的农村普遍贫穷，多子女家庭的生活，就更是难上加难。好在，父母宠爱，兄姐照顾，我战胜了体弱多病的困扰，顽强地生长着。
最初的记忆，就是因为一场重病，父亲带我到街上看病。去的时候没有记忆，应该是处在昏睡中。清醒时，看到是父亲用箩筐挑着我，正匆匆往家的方向行走。我用微弱的声音叫了声父亲，老人当即停下来，放下箩筐，认真地将我“审视”了一遍。父亲的眼中，除了慈爱，还有泪光。那年，我也不记得自己是三岁，还是四岁。
在大队兴办小学的那年，最小的哥哥报名上学了。不知道是怕我无人看管，会被人欺负，还是怕我调皮，会给家里造成麻烦。在他报名时，将我带到学校，同他一起接受启蒙教育。
那年，高考被按下了暂停键，自己刚跨进五岁的门槛。由于年少，难改贪玩的本性，“逃学”缺课几乎成为常态，经常遭到哥哥的“批评”。
有一天上学时，见发小们都在打谷场游戏，便毫不犹豫地将书包，塞进村里准备建房的泥砖鏠里，加入到游戏的队伍中，直到放学。哥哥问我为何没上学，我毫不在意地回答“玩忘了。”
见我没有悔意，便到母亲那儿“告状”，“害”得我被母亲笑骂。
新学年报名时，没因年幼而拒绝我入校的老师，却用兄弟俩读的是大、小一年级，读小一年级的我必须读完大一年级才能读二年级为由，堵住了我追根问底的嘴，让一年级变成了复数。而秋季改春季，又改回秋季招生的反复，让本已缩短的学制反向延长。小学用了七年，比同龄人多出一年半到二年。
因未能掌握追击问题的解题方法，被老师以骄傲自满导致成绩下降，在班上没点名，却胜似点名地公开批评。虽然委屈，但能理解，总不能跳起来指责算术老师教得不好吧？自己前后的考试成绩，的确是差了一大截。只是这下降后的算术成绩，在班上依然上第一。
伴随着白卷英雄的“崛起”，我走进了中学的大门。如果没有《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的出现，也许白卷英雄“反潮流”的行动，还不会对初中的校园造成冲击。我们会在课堂里安静地学习，直到毕业。
新学期开始后，学校便组织大家挖山不止。春天种油茶，秋天挖沟壑，为春天栽果树打基础。二年的时间，弹指就飞逝，也就初一上学期在正常学习。
由于哥哥靠曲线运作才进入高中读书（先以直系亲属的关系到外地高中就读，再转学到属地高中就读），我上高中便异常的简单。只是这高中，与初中正好相反，最后一个学期才有了步入正轨的感觉。
除去上半年的农忙假，学校学农基地的耕种，两个冬季一个月以上的园田化建设，每学期坐在教室的时间不会超过2个月。直到1977年的春天，学习的氛围才有所恢复。遗憾的是坐在教室里听课的人，谁都没有教材，学习效率异常低下。
荷花盛开的时候，我们被毕业，回乡参加双抢。经过一番刻骨铭心的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的考验后，便正式加入修理地球的行列。在兴修水库的工地上，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我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曙光。
都说好事多磨，首次高考铩羽而归。只好接受老师的建议，降低目标，报考当时初中生即可报考的中专。并不轻松地得到二年的学习机会。
本来以为来自深山，毕业后就能回故乡上班。谁知天公不成人之美，我被分到了异地，那经济资源和发展水平都不比故乡强，一个村非村、镇非镇的地方。让回家乡工作的愿望成了永远的遗憾。
过了三年在异乡享受孤独的生活，我再次参加高考，只是这高考前冠上了成人的头衔。高考的机会是自己“削尖”了脑袋才争取到的，当然不会让她成为东流之水，将稻草变成了小舢板，顽强地在知识的大海中闯荡。
自离开故乡，我便如饥似渴地开展课外阅读，以弥补黄金读书阶段，无书可读的遗憾。国外的，国内的，历史的，近代的，小说、故事、诗歌，我全都不放过，直到将知识分子的标配，强加在自己的眼前。
大概是书看多了点，梦也就多了。25岁前的七八年里，我一直在做着同一个梦，让自己的文字能出现在文学期刊上。只是造化弄人，自己的努力，始终未能得到梦想的青睐。投递出的稿件，都变成入海的泥牛，没有任何的回应。
一次不经意的专业稿件投递，让我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写作的方向被彻底改变。如是依据金融实务进行思考，便成为我新的不解的追求。
写作方向的调整，让我受益匪浅，在文字不断出现在经济、金融报刊上的同时，在教材、教学参考书的编写中，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由普通的参与者，变成了组织者、定稿者。
作为职工教育的最初受益者，转身便在历史的拐弯处，成为职工教育的参与者。在最美的年华里，与大批知识的追求者，相互成就，携手前行。
因不愿成为他人权力之争的砝码，我开始寻求改变工作环境。面对省分行领导的挽留，我放弃了一次到中央银行工作的机会。在挽留我的领导升迁后，我再寻出路，如愿地二跳“农门”，进入工商银行工作。
这次工作单位的更替，被学校的同事称作秋风未动蝉先觉，因为几年后，职工教育便大幅收缩，他自学校分流，到了业务一线；被后来的同事称作最奇葩的跳槽，因为大型商业银行之间，都是以行为壑，缺少往来的。
千禧之年的市场化就业选择，不仅让坚持多年的专业写作戛然而止，将金饭碗砸得粉碎，还让自己成了断线的风筝、水中的浮萍，随风飘到了南海之滨，在失业、求职、就业、跳槽的生存链条里，挣扎、折腾、前行。
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时，受叶落归根观念的支配，演绎了一场北归的“盛宴”，自改革开放最前线的经济特区，回归到省府武汉。虽没有完全结束漂泊的生活，但与家人的空间距离已大幅缩短，与妻子女儿相处的时间成倍增加。
在国家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之时，我走到职场终点，正式加入退休老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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