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九月九日，周六，我记得很清楚，教师节的前一天，车祸是这一天发生的。
应该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第一个周末，舅舅从南京回来，邀我们一家去W镇，父亲开着前不久买的一辆摩托，载着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地去了。从T镇到W镇的小路被国道拦腰截断，我们到了一个算不上十字路口的路口，没有红绿灯，母亲左右看了看说：“没有车，可以走了。”父亲还不敢走，过了会路上实在看不见什么车了，父亲才走。快要穿过整个马路的时候，我看见右方有一道刺眼的亮光，之后就没有感觉了。
听母亲后来说我当时滚到了路边的草丛，在哭泣。其实我晕了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人晕厥的时候也会哭么？大概吧。真不知道那辆卡车是哪里窜出来的，把我们一家撞倒在血泊里。母亲的右腿明显骨折了。当我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半躺在一位阿姨的怀里，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脑子空空的，哪怕连是不是做梦也没考虑。父亲是给两个男人架上出租车的，我被抱上去，而母亲应该是自己上来的。看着母亲疼痛难忍的样子，我哭了。母亲说：“喊声爸爸呐……”由于很疼，“喊声”说得太轻，我们都以为她在问“爸爸呢？”阿姨说：“爸爸在后面。”而我只哭着喊：“妈妈，妈妈……”后来才知道，母亲原来想把父亲喊醒。
我们被径直送到了医院，接下来我只记得两件事，也分不清顺序了。一是做全身检查的时候，母亲坚持让我先做，其实我自己很清楚，受伤最轻的就是我；还有是我躺在父亲身边，几个护士将辅助呼吸的管子插进父亲的喉咙，血泛着气泡从管子里冒出来，伴着是父亲吃力的呼呼声，有个护士说了句：“连气管里都有血了。”后来跟母亲描述这场景，母亲问我当时害不害怕。不怕，因为我甚至反应过不来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应该就睡着了。
不知道受了点皮肉伤为什么要住院，反正我们一家都住院了。三种不同程度的伤，三个不同的病房。住院期间没有什么记忆，因为两年前开刀就住过更长时间的院，这次不算什么。就是那个给我撕纱布的男护士太粗手粗脚，伤口和纱布结在了一起，他还硬撕，有点疼。自然我是第一个出院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在J村（老家），父亲被抬了回来，头发被剃光了，脑袋上裹了层白纱网，明显是动过刀子的。大姑叫我说：“爸爸，你回来啦。”我说：“爸爸，你回来啦。”父亲被抬到床上，亲戚们都在，我倚在大姨的怀里。我没有接近父亲的意愿，许久的沉寂之后，才听到小姑颤抖的声音：“没有气了……”我问大姨：“阿是没有气了？”大姨点了点头，我把头埋在她怀里哭开了，她死死地抱着我，应该也哭了。不记得为什么我又到了医院，想去看看母亲，小姑找了个借口：“下次再看吧。”后来才明白小姑是怕我见了母亲之后定会把噩耗传达，母亲即将手术，不能受打击。的确，当我车祸后第一次探望母亲时，便一头载进她怀里，哭着说：“这么好的一个人……”母亲抱着我的头……
农村死了人有很繁缛的规矩，接下来的记忆更混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母亲一定要来看父亲，即使医生再三警告，乡下的路颠簸，母亲腿中的钢钉不稳定，一旦错位后果不堪设想。父亲很快被装进了玻璃棺材，棺材通电，里边放冷气，这样父亲的尸体便不会太快腐烂，好让我们再多看几眼。父亲手里握着根树枝，棺材停在老屋的中央，前面点着蜡烛和香，好象还挂着鬼神的图画。道士与尼姑轮番上阵，咿呀咿呀不知道拉唱些什么，记得有句“南无阿弥陀佛，弥陀南无佛”，发音不是普通话，阴阳怪气。他们念，我们就围成一个圈，在棺材周围绕，有时我不得不半夜被叫醒由大姐夫抱着绕。有时音乐一起我们就哭，大姑他们还会唱歌，音乐一止我们就不哭了。有一次我问大姑：“你是真哭还是假哭？”大姑说：“真哭。”
有一天舅舅也过来了，他抱着女友坐在屋外说笑，我知道的，很多人也看到了。之后有几个不认识的人当着我的面说起，还说父亲是我舅舅害死的。我不怪舅舅，车祸是谁也没料到的，而我们能否在一个人的葬礼上流泪，取决于与死者的亲疏。父亲火化时满堂的人哭得天昏地暗，这时表哥来了，他没有流泪。爷爷死的时候，我也没有流泪，堂姐问我为什么不哭，我说：“哭不出来。”舅舅离过婚，有个女儿，找到个女朋友不容易，应该抓紧的。
父亲火化的那一天，很多很多亲戚都来了，可能还有他的学生，挤满了火葬场的某个厅堂。有个人在台上念父亲生前的事迹，那是我哭得最厉害的一次。真正到要火化时我们挤在一个小窗口，看着里面的人把父亲推到火炉旁。他们把炉子的门打开，火很旺。要把骨头都烧成灰，温度很高吧。大姑叫我冲里面喊：“爸爸，快点逃！爸爸，快点逃！”我就一遍遍喊。喊了几遍不想喊了，我问大姑：“能小声喊么？”大姑此时已是满脸的泪，说：“可以，你只要喊出来。”我就开始自言自语，父亲听不见了。
骨灰很重，九岁半的我根本端不动，一直是大姐夫帮忙托着的，我的手却不能离。这就是父亲身子骨的重量，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承受不住。骨灰盒很精致，塑成房屋的样子，前面的匾额上贴着父亲的照片，这使我想起了天安门。盒子在老屋堂前父亲的遗像照背后藏了段时间，拿下来的时候我们又哭了一场。一开始我并不想哭，但还是硬憋出了眼泪，大概是这么一段时间下来也了解了农村的规矩，什么时候该哭。但是母亲哭得很凶，还吐了。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表妹也哭了，她没有见过我父亲。记得之前我告诉表妹我父亲已不在人世，她硬是说姑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工作了，我问：“谁告诉你的？”“小姑姑。”我母亲。我想了一会，说：“是的，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后来我问表妹为什么哭，她说：“因为姑父不能陪我玩了。”是的，当时我听到她问外婆：“阿是姑父死了？”外婆说：“是的，不然他就起来陪你玩了啊。”
有一次我坐在“洋叭队”的卡车上。不知道为什么叫它“洋叭队”，就是一种吹喇叭的乐队，声音很大，一路过来，让远近的人都听到，知道有人死了。以前在家听到“洋叭队”总要兴奋地趴到窗口看，觉得很有趣，这个时候才知道坐在上面的人的感受——穿着孝服，端着骨灰。
父亲的骨灰盒葬在一个小山丘上，是个坟林，竖着一排排的墓碑。墓碑后有两个石头做的箱子，骨灰放进去后用水泥将石盖封死，另一个则用块砖头将石盖搁起，里面是空的，留给我母亲。每年的清明前我们都来看望父亲，小姑、姑父、大姑、堂姐、我、母亲。记得去年还是前年临走时，母亲留在最后，我回头看到，她用手抹了抹碑上的灰尘……
2009年4月30日 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