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本散文集《人在他乡》即将由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届时亚马逊，孔夫子旧书网，扒书网，旧书网，布衣书局，当当网，抖音，快手，喜马拉雅等著名网上均有售卖。
第二章
《铜陵有个和悦洲》
铜陵的朋友给我发了几张照片，还有几条视频。说是去了和悦洲，准备在那里午餐。还说，那里有大柴锅灶，可以烧大锅饭，自己带菜，约朋友来做。还说下次我若回家就请我到洲上去玩。一番话搅得我的味蕾潮湿潮湿的，压抑了一个冬春、快要发霉的思绪忽地就荡漾起来。
我之前一直称它为“荷叶洲”，挂在嘴边叫了几十年，并且成为内心的一个地理标志。刚刚外出那些年交通不便，乘坐轮船去南京转车，顺江而下第一站就是大通。因为是夹江，狭窄的江面轮船掉不过头去靠岸，像巡洋舰要绕洲一圈，从东边夹江逆流而上才能停靠码头。那时尽管我没有踏进洲上的土地，但觉得它是一个邻居，没打过招呼，还算是认识的。发现叫错了名字是最近两年的事，从网上知道它还有个名字：“和悦洲”。
当然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以前在我们老家，几乎每个人都有小名，也叫歪号，真名只是上学或填报什么表类才用。乡下人喜欢或者习惯了叫歪号，真名倒不一定有多少人喊，觉得别扭。
“荷叶洲”也就算它的小名呗，一个好听的小名字，想象一下美得不要不要的：涛涛江水之中伸展出那么一大块荷叶，亭亭玉立的样子，游人踩踏在荷叶上，是不是像滚来滚去却掉不下的水珠儿？还有，若是行走在荷叶的边缘，看波涛起伏，看日落月升，若是有雾纱朦胧，有没有身临仙境般的感觉？这该迷晕多少游客呀？
这两年迷上了文字，看到铜陵人吴华写了好多篇有关大通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和悦洲。说，清朝水师提督、湘军首领彭玉麟，认为和悦洲是天然的避风良港，遂在此练兵筹饷，并在洲上设立参将衙、厘金局、皖岸督销局等行政税务机关，又建成3条用麻石条铺成的街道和10条长巷，直通江滨。20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是大通和悦洲的鼎盛时期，被誉为“小上海”，上可达安庆，武汉；下可至南京，上海，乃至世界。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飞机两次轰炸和悦洲，随后再加上国民党实行焦土抗战，和悦洲从此走向衰败，走向没落。
想不到一个平平常常的江中小洲竟然有这么厚重的历史。
和悦洲离我的老家并不远，也可以说只是一江之隔。童年时站在高高的江提上，头可以不歪，眼光朝东斜一点就描到和悦洲的轮廓，若是天气晴好，还能看到对面江边葱茏的柳色，婀娜的枝条；倘若在冬天，浮出来的洲尾像一条灰色的游龙，静静地漂在江面上。
其实在我幼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一次洲上。在我搜尽了记忆库的角角落落，只有一点模糊了画面：我跟在父亲后面，去一个从未有过来往的远房表亲戚家去。我们沿着洲上的某条小道，朝着太阳下山的那个方向，边走边望，我觉得是行走在江边的沙滩上。这时父亲问一个迎面而来的黑脸汉子，我最清晰的一点记忆是他的右眼角有个小疤痕，像做包子最后捏的一个褶。巧合的是，这个汉子就是父亲要找的亲戚。
不知道那天晚上有没有尝到江鲜，这事过去五十年了，实在是不记得。
十岁左右还去过一次，那是夏天。我拽着母亲担子上的绳子，从老洲一个叫大窝子的江边上了挂浆机帆船，突突了个把小时，从跳板上下来，只在大通的江岸边折个身，又上了另一块跳板，这是去和悦洲的渡船。
那次回来，母亲贩了两大篮子的香瓜。
在我的印象里，和悦洲就是这样的本色，像一幅黑白照，没看到有什么绚丽多姿的风景，也许那时候的人们过于忙碌，忙东忙西，根本就不注意风景。我记得走出渡口，也是大片的圩区，甚至柳树都和我们这里江边上是一模一样的。
风景在哪里呢？
在铜陵买了房子后，过长江大桥喜欢走沿新大道，临弯处小拐没几里的路程就是大通古镇。但走了几年了并未小拐涉足过，更没想上洲上去一賭风华的念想。它像我路过的无数个景点，也像我一个楼面的邻居一样，擦肩而过而已。
去年初夏，我和一个同样是远方回家的朋友从池州归来，路过大通。脑子里念叨着吴华的文章，终于经受不住诱惑，拐弯去了趟古镇。
到了江边，停车，已是黄昏时分。高大的石牌坊下，拾级而下是缓缓东流的江水；东侧的岸边正在施工建造护坡，铺设人行道上的彩色路砖。
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向西，踩着麻石路面，走进了夕阳下的老街。窄窄的街道上行人并不多，有几个背着包的人大概和我们一样，也是来寻找记忆的。
我们走到了去和悦洲的渡口，本意是想去洲上住一晚，看洲尾的夕阳，看洲头的朝霞，如若有月色，漫步在石板老街上享受一下江风的气息也挺浪漫的。但我们被告知，洲上并没有旅馆，一切似乎只是我们的想象。
坐在木条长凳上，我们静观江水。此刻夕阳尚未落山，红彤彤地挂在江面上，远方的江水里也有一轮拉长了的红日，连同浩瀚的江水也被染成赤色，似幅巨形的绸缎正对着我们铺展过来，又顺着我们的身边滑过。几只江鸟驮着夕阳悠闲地在江面上飞翔，这幅大自然的美景，惊得我俩说不出话来。而对面的和悦洲，树形却渐渐朦胧，终究隐密于夜色之中。
我没有失落感，有这么好的邻居，总有一天会去拜访拜访的。
（发2024.11月《铜化集团》报）
《小满，麦子黄了》
小满日，早早吃过晚饭。无聊。出门去小区前面走走。
夕阳下，菜地不仅仅有青色，还有绿色，黄色，大大小小交错拼凑，像极了佛家的百衲衣。而那一条黄色，竟是久违了的麦子。我久久凝视着它，如同遇见一个久别重逢的熟人。撒播的麦苗看上去有些乱糟糟，枯萎了的叶子开始下垂，竖立的全是麦穗，密集的麦芒，像无数根金针保护着饱满的麦粒。
“田间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这首《观割麦》的开始句，形象地道出了麦熟季节的动感画面。
许多年没见过老家的麦子了，听说没人种了。留守在村庄里的都是老年人，还有带孩子的女人。庄稼人开始嫌麻烦，嫌收成低，嫌这嫌那，说明日子好过。
但我忘不了麦香，它刻在记忆深处，被这尖尖的麦芒轻轻一挑，再遥远的往事也像初夏的溪水汩汩流淌。
割麦过后就有捡麦子的。童年时我有过这样的经历，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乡下人可能都有过。那时我读小学，母亲并不赞成我去捡麦子，她只希望我好好读书，在农忙时，帮家里洗洗碗做做饭，或者傍晚时，门外的场地打扫干净，她和父亲在外面忙忙碌碌，回来有碗现成饭，就是件值得开心的事了。但我忍不住，这不是我有多勤快，也不是我不畏惧火辣辣的阳光，不怕戳得皮肤又痒又痛又难受的麦芒。这都是受队里差不多大孩子的影响，用乡下人话说叫作热哄，还有一种别人行我也行的心里攀比。
日晒稻黄，雨淋麦黄，还有五月暖风地抚慰，麦子就勾下了头颅，若阳光明媚之下，蹲在麦田旁边，能听到麦粒破壳的“咔咔”声。村子里也能听到这种声音似的，忙碌着准备草要（绳）子，忙碌着将镰刀挫得锋利锃亮，麻绳挂到了扁担头，忙碌得吃饭也不准时，只等一声“割麦啰！”
农忙的时候，学校会放几天假，孩子们在家里待不住，一个个悄悄地溜出村庄。
队屋后就是北埂之渠，站在渠北边，就像是站在一幅油画前，朝东朝西看都是麦地，中间收割完的油菜地。因为我们个子矮，在视线中砍出来的沟壑也被黄澄澄的麦子填满，像江水似的汹涌澎湃。
不是每块地都有麦穗可捡，也不是每块地随便可以下去捡的。那时有句话叫“散河”，如同队里的鱼塘抽干了水，队里的人捉完了鱼上岸了，旁边的人才可以下去寻找漏抓的鱼虾，老鳖是一个意思。所以捡麦子大都在下午，割倒的麦子要晾上半天，露水干了才能上垛，麦粒才不会潮湿发芽。
能够捆麦把子的都是有经验的中年人，他们取一根将在水中浸泡过像麻花般的草要子，脚踩住一头，手握着另一头，拉直，再朝前面一扔，双脚并拢立在草绳中间。然后就可以接过女人们递过来的一抱抱麦秸秆，弯腰码齐，估计差不多时开始捆把子。看似貌不经心，双手却是一杆秤，多一把也不会要，少一把时要添上。然后再弯腰，捡起脚下的绳头，两只膝盖扺住自上而下用力，捞起另一只绳头，双手交错，压，挤，缠，塞，一整套动作，瞬间完成。双手再拧起麦把，检测一下草绳，不松不断就算完成了一梱。
一亩地麦子能梱四五十个麦把子，如果套种了棉花只有二十来个。一片地从割到挑回生产队的稻场上堆都像是抢火似的，割麦时节容易下雨，一下就到黄梅季节。
捡麦子的除了小屁孩外，还有在家带孩子不能下地干活的老龄女人。捡麦子一是眼快，二是腿快，三是手快。眼睛也不扫得太远，还要当心脚下的麦茬，光脚踩上去不是那么好受的。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捡麦子的事情已经隐隐约约，记不太清楚，就像模糊了的童年时光。
《故乡的芦苇荡》
去年国庆佳节回了一趟老家，听说有几个队要拆迁，也看到一栋栋房子变成废墟，为江北铁路专线腾出地盘。心想，这并非老天掉下馅饼，老家实实在在是迎来了开发的春天。
隔天下午我忽然有了心思，独自出了村庄，上江堤，将车开到五四年长江溃破的缺口上。停车，静坐了一会，像是回味往日时光，耳畔有万马奔腾地呼啸，还有惨烈的求救声。
外面有暖阳，也有柔柔的风。透过车窗向南，白杨林的间隙里能见到一方水塘，以前叫芦苇宕的地方。不用细看，它已没有了往日的开阔，连同曾经浩瀚无垠的芦苇也渐渐萎缩，直至退守塘边，一股惺惺相惜的样子。秋水渐瘦，倒映着岸边枯黄芦苇的身影；一棵老柳树孤零零地立在岸边，再也舞不动青春的旋律；几只鹭鸶轻盈地展示它们苗条的身姿，或垂首或高扬或展翅；越过水塘再向南延伸过去，便是长江。距离有点远，江水变成灰白色的老布填充着芦苇、杨树缝隙里。江南的高楼，连绵的远山都成了隐约的朦胧画。
两千多年前的《诗经》有这样写芦苇的句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秋冬时节芦花是芦苇荡边银白的绸纱，瞄上一眼就刻骨铭心。这也催发了我对圩区的想象，几百年前，那是一片没有村庄没有树木，没有人烟的汪洋泽国，浩淼的江水族拥着的便是这些芦苇蒿草。我的先祖们真得感激这些不说话的植物，是它们发达的根系相连、交织、缠绕，将上游漂流过来的泥沙，枯枝腐叶一点点拦截，沉淀；也将后山上被雨水冲洗下来的泥土凝聚成块，淤积成圩区的根基，后来才有了江堤，圩区，渐渐有了鸟窝，动、植物，有了从后山搬移过来的人群。在我的记忆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隔壁的大爷家，房子的墙体还是用芦苇夹成的、外面糊上了泥巴，岁月的冲洗将墙脚的泥巴打散，露出暗红色的芦柴。
小学时，春天里要上劳动课。老师带我们去人形，合意队的麦田里进行“实战”，就是拔芦苇。那里的芦苇和麦苗差不多高，也是细细的杆子，叶色稍带点灰色，看似柔弱的芦苇苗却让我们花出吃奶的力气，有些容易拔出来的，像藕般颜色，那都是被犁锋利的刀口切断了的。有的根本就拔不起来，只有折断了它。听队长说，这里以前也是一大块泽沼地，开荒有十年了，这芦苇就是除不了根。在麦地的隔壁，一头被笼上嘴巴的小牛拉着犁在地上打着圈子，小牛没有目的，跟在后面上了年纪的老人却有。手中的鞭子举在半空中，似落非落，嘴里还拼命的吼着：“走沟里，牵子，撇子，走沟里”。身后随着不断翻新的泥土，被金属斩断的芦苇根不断浮出土面，嫩黄嫩黄的，有些刺眼。
但我更记得童年时光，一年中总要来这片芦苇荡几次。浅春时节，风带着寒意。江堤边是光秃秃的杨柳，枝枝杈杈在空中涂鸦着无奈；开垦出来的荒地里，麦苗还沉迷在冬的氛围里不曾抜节，但油菜已有了青色的花苞，三两朵迫不及待盛开的小黄花，传递着春的气息。芦苇荡四周空荡荡的，风恣意游荡，芦笋在泥土中酣睡，地表上镰刀削砍的芦柴桩像一把把匕首刺向空中，也会刺破脚上的棉鞋。我们到这里挑马兰头，掐蒿子，抜小葱。有些是给猪吃的，有些人吃。这不是品尝野味，是找寻生活，尽管常常被生活刺得鲜血淋漓。
几场春雨，几声春雷，芦笋就从泥土中钻了出来，笋尖淡红色，像沾了母亲血液的胎儿。一阵又一阵风吹过，无数的芦苇便成了绿色的海洋，那种气势似千军万马在奔腾在呐喊在狂欢，让年少的我心存敬畏。但最终还是抵不住粽叶清香的诱惑，到了五月，我们便钻进芦苇丛。此时的芦苇已经成型，密集浩瀚，我们钻在丛中像小鱼游弋于海洋。
后来知道那方水塘其实还有个名字，叫龙潭。夏天里，一群年少的抓鱼孩子沿着江边逆流而上，大大小小的水塘都留有我们嬉闹的印迹。一条斜线最后的聚集地就是龙潭。塘面是我们心里的大湖，很开阔，水也极深，水面中有个“小岛”。我们游过深水，一双双小手搜索着小岛的斜面，如果触到石块或小窝必有收获。听父亲说，那就是老屋的基地，上面建有很大的四合院，住有几十口人。五四年大水，破口就在屋后，激流漩出了这个大龙潭。
那场破圩整整十年后，仲秋的一个夜里，我带着满腹的怨恨来到了一个叫“程家墩”的小村庄。似乎是带着对老宅的眷恋，我降临在稻草铺就的木床上时，独自哭泣，细嫩的声音像一只大家都熟悉的猫头鹰的嚎叫，在寂静的村庄里显得平常，无人关注。
在我记事以后，每年一到冬天，那片芦苇荡就被人剃得精光，连同池塘边的蒿草，藤蔓，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一根根倒下的芦苇打包成捆，装上车，升上肩。逆风，越过江堤，穿过田园，扑进村庄的角角落落处。它们或傍树而立，或卧倒成堆，或依墙而靠，在沉默中等待着破茧成蝶。
“长安一片月，万户锤芦声。”套用这句诗形容老家那时磙芦苇的情景一点也不为过。在家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不会编芦席的人可能不多。那是一段艰辛的岁月。现在的孩子可能没见过芦席的模样，更不屑于它的丑陋，它的低贱，甚至不解，一张辛苦编出的芦席才值六毛多钱，但它却帮助人们度过了荒春。于是，在清冷的月光下，人们像条不知疲惫的老牛，拖着沉重的石磙，在咔咔声中来来回回，反反复复从芦苇身上踏走踩过。这些长长的芦苇经过锻裁，淸理，剖缝，在锤打中压扁，像一个刚强的汉子经过生活的磨练渐渐失去了棱角，变得柔顺。
土地到户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芦苇荡也被一点点蚕食。年复一年，高高的芦苇变成了低矮的黄豆、花生。大水之年，辛苦埋下的种子，收获的不是希望而是叹息。芦席不见了，过滤下来的依旧是昏黄的时光。
许多曾经从芦苇荡里走出的人，迈着匆忙的脚步，行走在他乡，编织着生活。但芦苇荡不再荒凉，时代的步伐在这里留下一条深深的印迹：面前的这方土地上，一座现代化的港口——铜陵江北港即将诞生。我面前仿佛一座座塔吊高耸，一艘艘万吨货轮在穿行；我好像看见圩内连接港口的铁路专用线上，火车如长龙在飞驶。
站在江堤上，我看到了远方。
（发2020年安徽省作家协会新会员集）
《老家的雪》
绵绵细雨纠缠着我不肯离去，从上海一直跟到安徽，几天了天气仍旧湿湿答答的。有经验的老人便说，不下场雪天是晴不了的。
果然昨天（12.7号大雪日）上午我们在去谋道做冬至回来的路上，便见到有尿素般大小的白色的晶体，伴随着细雨，在车子的挡风玻璃上蹦哒着。虽然没有听到但我还有感觉有“哒哒哒哒”的声音，像玉珠落盘。
“下雪了”我对妻子说。妻不相信，她看不到那细微的晶体，雨溅在玻璃上崩出来的也是白色的，只不过雪的光是寒的，而雨却是柔的。我让她将手伸到窗外接一下雨水就知道了，她不屑一顾，外面冷，我才懒得试。也是，天气尽管还没有上冻但冷风嗖嗖的，刚才在“庙”烧纸的时候就是慌慌忙忙，没等纸钱烧完鞭炮礼花就响完了，匆匆钻进车赶忙打开了空调。
现在人好像娇惯了。
回到家中雨丝逾发粗壮起来，遮住了细小的冰粒，我知道还它在雨中，只是因为它太细微而被忽略了。
母亲在锅屋里忙碌着，升腾的热气中只看到她时弯时直的影子，看不清她的脸，但能听到她的声音：“去堂屋里坐会，菜都好了，就端来了。”
视现里雨丝渐白。雪，终于大了，是那种水雪，瓜子般大小，从空中坠下，重重的，落地无痕。
我走出门。
雪在漫天飞舞，轻轻的落在头上，身上，钻进我的脖子里。好多年，没有站在老家的土地上感受到下雪。抬头仰望苍穹，任凭雪片落在脸上、睫毛上，也落在记忆的长河里。
童年时每逢落雪，天总要阴沉几天，北风呼呼地像要扫光地上的一切，夜里躲在被窝里仍能听到外面风如泼妇般吼叫。天亮时出门，风停了，白晃晃的刺得眼睛也睁不开来，草屋瓦屋顶上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如童话中的小屋。男人们赶紧架上梯子去刮雪，场地上女人们也在卖力地铲除门前的雪水。孩子们打雪仗，滚雪球，堆雪人。跟大一点的孩子们屁股后面去麦田里寻野兔，去村中大河上滑冰，也不知道冷，不晓得累，手冻得红红的，嘴里、头发上都冒着大股的热气。记得有年我滑冰时就掉到大河边的水里，裤子湿透，一天窝在火桶里没出门，屁股还挨了母亲几竹枝，第二天屁股的疼还没消失我又出现在河面上了。
和母亲聊起自己儿时的一些趣事，母亲总是一脸的茫然，“是不是哦？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母亲的经历都是争取温饱的困难时期，哪有心事记忆这些零碎的小事？
外面的雪花轻了，扬扬洒洒的，雪片大了、密了，天地间茫茫一片，枇杷树上的叶子墨绿中有了白色，草垛，锅屋顶，树枝上……雪，终于堆积起来了，尽管还很薄，像似撒了一层盐，眼前有了记忆中的白色。
雪中村庄是静悄悄的，树还是几十年，上百年的样子，它们经历过的雨雪多，不知是默默的对抗还是诚实地接受。但再也没有了孩子们的喧哗，他们被大人按在电火桶里温暖着，不再喜欢抓雪团，打雪仗。
我站在雪地上，没感觉到冷，像个稻草人。
《老家的小石桥》
村庄的心脏是条大河，河的四周不仅有房子、树木，更有一些沟沟汊汊，如粗粗细细的血管相连。它们迎接着天空掉下来的、大地上流淌的涓涓流水，也有需要溢出去的。像村庄流动的血脉。
这座小石桥就跨过小沟，贴着河边，静静地守候在那里，似一个守在渡口的忠诚船夫。
桥是石桥，乱石码成的石墩，条石铺架的桥面。想想先辈们从江边肩扛手搬运石头的样子，那流出的汗水也像冬天桥下的涓涓细流了。
也许铺桥时缺钱买，宽宽的桥墩上只摆了三根长石条，于是中间只得拉了两条大缝，缝隙很大，大人的拳头都能伸进去，这个标记一直保持到现在。
儿时喜欢这座小桥，并不是喜欢这座桥的造型，因为桥的北面有和我的生活扯不断的相联的地方：程家墩的队屋和大稻场，还有我们喜欢玩的牛栏，有要拎着水桶去接豆腐水的豆腐店。
尤其是稻场。
别的地方可以不去，稻场一天跑几趟，白天给干活的父母送茶水，晚上小玩伴去稻场疯玩。生产队分零星的蚕豆荚，嫩玉米棒的时候，队长的大嗓门一吼，我便拎着比我还大的竹篮子飞快地出门。这吃的诱惑力比什么都大，急得母亲的叮嘱声追着我欢快的脚步：“走慢点，过桥的时候小心掉到桥缝里去了。”我总是听不到，或者过了桥才会想起来。我的小脚、村里比我大或小的孩子的脚、那些老婆婆们裹着的三寸金莲连同那细小的拐棍，也从来没听说过陷到桥缝里的。
五六月黄梅天的时候，屋后去菜园的小桥就看不见了，水汪汪一片，不知道深浅只好走这条小桥绕过去，其实这里的河面也和桥面平了，浑浊的水从桥的西面往上涌，比洗脸盆还大的漩涡看得心惊肉跳的，但我的小脚还是忍不住要在水上划几道痕，大人看见就扯着嗓子骂，说我是老虎投胎的，不知道害怕。其实我属龙的，有怕水的龙吗？
喜欢去桥上还因为喜欢桥边的大河。我们长大了，夏天就趁大人们上工干活时偷偷去河里洗冷水澡，小桥成了我们跳水的跳台，虽然没有距离助跑，弹跳，但头部入水刹那间的刺激还是让我们乐此不疲，玩腻了便扎猛子摸河蚌，沿岸边摸小鱼，有次我钻到桥底下，在张着大嘴的石缝里摸到有几匹蟹子，和那种灰色有点透明的大对虾，当然也被里面的癞蛤蟆吓得跳起来转身往河水里扑，尽管那里的水很深。
渐渐的到我读到初中，从桥上走的次数少了，家里分了土地，那些玩耍的孩子们当中已很少见到我们一般大的孩子的身影了。
后来我跨过了村里的石桥，和差不多大的青年一道去了远方。
在江苏常熟，我们挑过“天桥”，那其实是毛竹和竹芭搭成的梯子，我们将建房用的砖头，瓦片挑到二楼上去；我们也走过“独木桥”，在三，四米深的大船舱里，将几百吨的黄沙，石子从一根独木跳板上踏过，运到岸边的货场……从这些桥上经过，每一步都要踏踏实实，不敢有丝毫的分心，我想所谓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也不过如此吧。在常熟呆了一年后又辗转来到了这个叫“魔城”的大城市。上海是个大都市也有南方小镇共有的特性――水多桥多。这里更是一个“桥”的博物馆，乡村里，马路上，古桥新桥比比皆是，就连平地上也建起一条条高低错落的高架桥，而让人称绝的属洋山深水港，太平洋上的几座荒岛被三十多公里的如彩虹般的东海大桥连接到陆地，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港口，桥上来回不息的集装箱车，像两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将内地与世界联在了一起。
现在当我每每行驶在他乡的桥面上时，心里自然会想起村里的那座小桥。几十年历经风雨沧桑，它依然默默无闻地卧在小沟的上面，如一个忠诚的仆人，没经主子吩咐不敢移动半步。我回家似乎也很少踏上这座桥面了，即便如此我仍要凝视它一番，虽然简陋，质朴，虽然灰头垢面，但它却永久地架在我的心灵之上。
《旧缸》
五一回家的时候，看到母亲门前靠路边柴堆旁摆着三口旧缸。缸里是母亲不知道哪年开始种植的几株荷，随着岁月枯荣碾转。初夏时节，清秀圆润的杆子，碧如珠盘的叶子，让人联想起“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意境来。
其中有口是水缸，我是从它下面一圈至今仍没有被岁月的风雨冲洗干净的泥土痕迹上，认出来的。就像我就是农民，骨子里的那种俗气，时光再久也无法抹去一样。
和它们陌生了二十多年，我以为它们在我的世界中消失了。没有想到曾经的“家当”被暴在岁月的风尘里，好在，有几株荷陪伴着它们，还有荷花点缀着它们，不至于孤独到终。
缸是普通的陶制品，周边的镇上却买不到。儿时见过卖缸的，他们来自枞阳那边一个叫“大缸窑”的地方，划着船来的。满满一船大缸小钵，坛坛罐罐。船在江边靠好后几个汉子也就上岸了，修长的扁担挑着两口缸，像挑着两座小山，颠悠在乡间的小道上。他们进村就歇下担子，扯着喉咙叫“缸买伐，卖缸啰”，还不时的用碎陶敲在缸的沿口上，“铛铛”响，一副敲不碎，打不烂的样子。
家里以前有三口这样的大缸，除了一口做水缸外，其它两只唤作米缸。水缸是名副其实的，米缸就是叫叫好听罢了。
大缸在前面墩子的老屋里呆了几十年，比我的年龄还大。我记得最早的应该也是水缸。儿时母亲怕我们被开水烫着，篾壳水瓶都要摆到大桌里边的茶（条）几上，我怎么跳也够不着。口干时一着急就到锅屋里去了，水缸就在门边，再往里走几步就是土灶。锅屋不高，贴着正屋搭的一个披，显得暗淡，潮湿。但我熟悉得很，我知道灶台上面有锅盖，和水缸盖一样用木料做的，我只掀开缸盖，拿起葫芦瓢，“咕嘟咕嘟”半瓢水就下了肚，带上那用毛竹片钉成的门，转身，能听到水撞击胃壁的“咕咚”声。
米缸是放在母亲房间里的。每当肚子饿了的时候，我总是偷偷地溜进去，缸盖拽开一条缝，踮起脚尖，摸摸里面大大小小的布袋，塑料袋，再扭开小铁箱的盖子。我从来不摸缸下面，我知道下面不是玉米就是麦子，缸里没有装过米，米都放在靠墙那半缸盖的铁箱里。
童年时光除了玩以外就是好吃，这是天性。三四月里能在缸里摸到些“六谷泡”（炒玉米），炒蚕豆，秋天偶尔有爆米花外，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一脸的失望。但这丝毫阻挡不了我“也许会有什么”的侥幸心理。
现在的孩子不会有那样的经历，那样的心理，也许他们会讥笑我们的童年。让我很不理解的是他们不清楚从哪里来的资本，往往拿着“不吃不喝”来要挟他们的父母。他们不知道父辈的爱其实多大的缸也装不下的。
我读五年级时，个子仍旧不高但也长了些力气。夏天看到差不多大的孩子傍晚去挑水，也就起哄般挑着大水桶跟在他们的队伍里。大人们就笑我们：肯定是想洗冷水澡了，还没水桶高就去挑水。可我确实是去挑水的，父母要去挣工分，家里水缸里真的快见底了。满桶水挑不动挑半桶，跌跌撞撞的，水在桶里蹦蹦跳跳地也似在笑话我，关键是肩上的扁担也不听话地扭来扭去，要滑落下来的样子，我的双手只得使劲地按住它，像是抱着一棵倾倒的大树。还有幸运的事是水缸埋下去三分之一，不然就算挑回家也倒不进去。水缸能装三担水，我就得跑五六趟，最后一趟身上是水淋淋的。
让我没想到的是，老大分家时为了争一口大缸和父母争吵了几天，后来他们搬出了老屋，到村里的老加工厂里住了。到我婚后分家时，分到了三间老屋的一半，搭间锅屋。父母当时承包着村里的养殖场，和弟弟都住场里。其实这些缸，屋里的坛坛罐罐都成了我的“家产”。两年的农村生活，我才明白父辈的不易。因为我的米缸不仅没有米，麦子玉米都没有，勉强收上来的杂粮连小罐也装不满。米缸占据了空间成为多余的摆件。
我终于也没有要这些“摆件”。婚后第三年一把锁锁上大门，逃离了村庄。没几年的功夫，老屋终于在风雨的抽打之下轰然倒塌，里面的桌椅板凳，缸坛钵罐连同屋前屋后的小树场地一起封存在记忆的尘埃里。
再次见到它们已是二十多年后。父亲是二0一七年的初冬去世的，给他做“三七”时，所有属于他的物件都随着“烧屋”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了，还好，堂屋里的墙上还留有一张像，笑着，一直在笑。安排好了一切，准备返城。在门前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我看到了这三口缸，缸的外表曾经发亮的釉光已经暗淡，像上了年纪老人的眼，浑身布满了灰尘，有口缸的缸沿还箍了一道粗粗的铁丝。而缸里的荷也已枯萎，叶子像一把收起来的破伞，在寒风中瑟瑟抖动。
母亲说，屋倒塌后你哥在老屋基上造了房子。清理场地的时候，我见水缸还好好的，米缸碎了一口，这一口有道命，用铁丝绑扎了。和你大（父亲）抬了几趟，买的时候花十几块钱呢。舍不得扔，家里又没地方放，就摆在这里，不占地方还能种藕，有时买了鲫鱼回来，多了也在缸里养几天。缸下面有藕，每年过年吃的藕都是在泥里摸出来的，摸不干净，留几节开春它们又会长出嫩苗来。
望着母亲花白的头发，我觉得冥冥之中一个很远的地方依旧有口水缸，我肩上挑着满满的两桶水晃悠晃悠地一直向前。
（发2023年《宜兴日报》）
《父亲的枇杷树，母亲的枇杷果》
不记得那棵枇杷树是父亲哪年栽下的。
我只清楚父亲屋前屋后都是香椿树，成为村里的一道风景。每次回去，在树荫下散步，就佩服父亲对事情考虑的周到细心。记得那些香椿树卖掉后，父母在东南拐角开出了一块小菜园。那年他们都快八十了，终于被岁月从村外的庄稼地里慢慢赶回村庄，开始收拾着自己的家，收拾自己周围的事。也在收捡着自己的余生。
之所以特别惦记着菜园，是每年开春出门，父母必准备大包小袋面粉，还有坛坛罐罐的咸菜、豆类给我带走。这些“礼物”就产自于这些边角地，还有后面的渠埂沿边。都是父母平常一把一把，一颗一颗，一粒一粒收藏聚拢起来的。我还知道，在那些平常的日子里，他们也把对外出孩子的担心、期盼也都收纳在比坛罐小得多的心底，只待一年一度的释放。
老家没几户人家栽果树。乡下人实在，屋基上的什么楝树、梓树、桦树的都盼着快点长大。做行条，打家俱，添条凳子什么的方便。果树除了解解嘴馋，没什么用途，也就没人特意去栽。就像养口猪，明知不赚钱但聚了肥料，没浪费泔水。所以父亲栽什么树我也压根就没往果树上想。还有一个原因，每年回家都在冬季，住上十天半月的虽说就到了春天，但满目仍旧是冬天的景致。季节不说谎，火红的春联捂不热冰凉的日子。那时的乡村就是一幅陈旧多年的黑白照，即便有暖暖的阳光映衬，也不过是照片发黄的颜色。我们等不及柳条爆芽，等不及油菜花开，等不及桃树枝头红蕾绽放。匆匆弃村而去。
外出的心情总是怪怪的，说不清道不明，脚步自然变得沉重，像被什么拖拽住。而最沉重的一次返程是父亲得病头年的正月，还没出元宵。欢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短得好像只是在村子里兜了一个圈子。我的车子是顺着不宽的小路倒进场地的，倒进去是方便装父母为我们准备好的“礼物”，将后备厢塞满后就和他们告别了，一别就是一年。车子顺着来时的路慢慢开出，我忽然就看到父亲出现在倒车镜里，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平举在胸前，来回缓缓摆动；似在说无声的再见。我再细看，父亲混沌的眼眸里闪着我从未见过的泪光，几乎干瘪的腮帮不停地抽搐。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楚涌向我的鼻端，面前的枯色立刻变得迷迷茫茫。
车子开得极慢，像承载着难以喘气的压力。那棵枇杷树就在场地旁，从我身边悄然滑过，我实在无暇用另一只眼去光顾一棵默默无闻的小树。我不知道那棵枇杷树是哪一年挂果的，不知道父亲尝过没有？他去世后的第二年五月十二，那天也是母亲节。我和几位同学在铜陵的太阳岛聚餐过后，第一次迎着五月的夕阳回到村庄。
母亲根本没想到我在这个时候回家，她抱着的一梱柴把子准备进锅屋，乍一看到我的车子进来，由于诧异掉了好几把柴禾，接着便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她不知道母亲节，父亲节这些时髦的节日。清明端午，中秋冬至，不提她也忘不了。
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了枇杷树。它静静地立在我的车边，我一迈腿一抬头，就见到宽大肥厚的叶间、泛着点点嫩黄，尽管没闻到它特有的味道，但我相信，随便拽一支五月的麦芒轻轻一挑，浓浓的蜜汁就会汩汩流出。
那次返程，临走时母亲将一马甲袋枇杷果放到副驾驶的位置上，说是带给她孙子孙女说的。看到每颗果子保留一截差不多长、剪得整齐的黑梗，我便问她是怎么摘的？母亲八十三了，以她的个头够不着啊！以她的身板也爬不上树啊！母亲笑笑说，她从家里搬出了吃饭的小桌子，再搬出椅子爬上去，用剪刀剪下来的，这样能多存放几天。我便责怪她，要是摔下来怎么办？母亲像个孩子似地笑笑，我一点也没觉得怕呢，有长梗保留的时间长一些。
望着这一袋枇杷果，我的目光投向窗外，在五月白花花的阳光里，没有了黄橙橙枇杷果的树已溶入到村庄葳蕤的树木中，看上去已没有什么两样。
我再看看侧面的倒车镜，里面的房子、门框依旧清晰，只是大红的油漆颜色已变深沉。不见了靠在门框边让我泪涌的身影，我凝视了片刻，好想哪怕有个幻影出现啊！
后来。过年回家，我便留意起这棵枇杷树，在满目枯色的冬季，唯有它依旧葱绿，枝头叶间开满了白色的小花，薄如雪片，一团团，互相拥挤在一起。我便觉得难怪枇杷果的味道有点酸味，那应该冬日风霜的浸透的味道。
在他乡，我从没买过一粒枇杷果。我怕传染。
《麦香》
真正闻到麦香的人不多。
麦粒其实是没有香味的，就像稻子摸摸扎手都没有味道一样。但我却真真切切能闻到麦香。这需要有个晴好的日子，有金灿灿的太阳，爆晒。傍晚时刻将麦子慌乱地倾倒在石磨或碾米机的铁皮漏斗中，经过反复碾压、挤兑，蜕变成如雪花般轻飘飘，款款然而出时，才会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游走于鼻间。这是一种能填充肠胃，让人产生幻觉的味道。人的味蕾在各种面食的想象、诱惑中开始翻江倒海，喉咙就会快速蠕动，恨不得抓把面粉到嘴里堵塞一下。
这样的麦香我几十年没有闻到了，它存留在记忆的一角。现在尽管自己的味蕾被各种食物搅乱了嗅觉，但只要过了五月，经枯黄的麦芒轻轻一挑，那股香仍会汩汩涌出。
麦香最浓时是在初夏。
这个时节，不仅仅家里的坛坛罐罐殷实了，菜园里的蔬菜也开始丰盈起来。丝瓜，瓠子在风中悠哉地荡着秋千。苋菜，辣椒，茄子，豆角，四季豆也丰满挨挤，还有南瓜纵横交错的藤蔓，满地边地爬，分不清沟垄。
记忆中，乡下人把吃不当回事。我父母的眼里似乎有永远干不完的农活。即便是初夏，忙完收割忙播种，打个瞌睡又开始忙管理，锄草施肥打虫，像走在一条没尽头的路。每每这个日子，母亲都是快要到吃饭的点上才回来。匆忙点火烧水，搅拌面粉，一挥而就的是一锅疙瘩糊，或切一锅粑条，待扁扁的面疙瘩从锅底冒出水面，沉沉浮浮时，撒两把苋菜或一碗炒好的现瓠子，挑一匙酱，条件好的时候锅面上会盛开一层猪油花。再用木柄快锅铲来回轻轻地捅几下，一锅香喷喷的面食会吃得我们头顶心出汗，肚子滚圆，眼睛还是贪婪的瞄着锅底。
徜若逢上雨天，母亲一大早去採一篮子青菜回来。拣切完毕，盛半脸盆面粉。搅，拌，揉，差不多时就会叫我收拾堂屋的大桌子，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母亲要擀面汤（条）了。陈旧的桌子上涂抹上面粉，貌似散乱的面疙瘩被反复揉合成拳头大的面团，再用擀面杖在面上磙压，面团越来越低，越来越薄，变成河面上的荷叶。然后对折，再对折，菜刀的“得得”声中，一缕缕“面条”抖落在沸腾的锅中，沉沉浮浮，最终漂挤在水面上。配角依旧是苋菜或瓠子，亦或是炒熟了的南瓜丝。面比机制面宽，有劲道，有弹性，这是我吃过面食中的极致，似乎再怎么想象也没有一种味道能超越它。
能闻到麦香的童年是无虑的。
夏日黄昏，在门口乘凉，会听到母亲地声音：想吃馒头就自己去和面。我听懂母亲的意思，她累了，懒得动。便端着蓝边大品碗，盛大半碗面，兑上水，筷子不停地画着圆，面稍微和稀点，将碗放入有点滚烫的锅底，盖上锅盖，等待又一个清晨的到来。
天亮时，锅里昨夜和的面已撑满到碗口，有股淡淡的酸味。抓到案板上，加面加碱，不停的揉搓，翻来复去，搓圆拉长，面剂像条五龄眠的大蚕，软塌塌的没有骨架，用手稍稍下压就可以用刀切坯。蒸馒头也不需要蒸笼，锅洞点上柴火，锅热时滴上香油，切好的豆角或茄子连同盐，酱还有急切的眼神一起下锅，爆炒几下，即舀瓢清水旋至快淹上豆角为宜。将切好的馒头坯子摆在菜上，贴着锅边。快速盖上锅盖，将要露气的缝隙用抹布堵上，便可放心地大火燃煮了。当锅中的声音由“突突”变成“嗤嗤”时，严实的抹布怎么也捂不住四溢的香气。
有时候来了客人，锅里就不够吃的了，最快最方便的做“踏粑”，像现在北方人做的摊饼，如纸，圆圆的，沿口有点脆，有时撒一点黑芝麻进去，味美奇香。
麦香到了秋天就渐渐从味蕾中淡了出去，初夏收获的麦子经不起日月的消耗。黄灿灿的玉米糊开始在锅里颤颤巍巍地蠕动起来。
靠山吃山，圩区什么也靠不上，贫瘠之地只长五谷杂粮。
外出打工开始的几年，都是年初出门，年末回家，闻到尝到的都是浓浓的年味。后来有了私家车，回去的趟数也多了，每次回家前，父母一大早会上街买江鲜，还有时兴小菜，然后总听到父亲打电话问我到哪里了，到哪里了？他们早将我当成了客人，早就忘了我是个喜欢麦香的孩子。记得父亲去世前一个多月，是中秋时节，我回去陪他们过节。母亲做了一碗氽狗头芋（紫薯），那又香又糯的味道一下勾起我的食欲，竟破天荒般吃了两大碗饭。父亲见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对还在锅屋里忙碌的母亲说，儿子喜欢吃，明年把“蚕豆脚”那三分地都栽芋头了。看着他如枯树般的身体，我没说话，笑笑，笑着笑着眼角就流出了泪。
植物有灵性，麦子、花生也都有。三四月份，麦子就不怎么香，花生味道也淡了，像没了魂的躯壳。
在他乡，有时妻为了满足我的味口，去超市买回一小袋面粉，用酒瓶擀一小碗面汤。方法如母，面粉洁白刺眼，切面如筷般粗细，滴调和油，掺肉丝鸡精，从敝亮的不锈钢锅中捞出，没有等到微凉便匆匆送到嘴里，嚼嚼，咂咂，除了鲜再无香味，便有了些失落。
陪伴失落的还有乡下时光。我知道自己再也走不进麦田，也走不回童年的岁月，但那份记忆伴随着真诚的文字永驻在我的心底。
（发贵州铜仁2024.3《万山红》杂志，《铜化集团》报，《枞阳杂志》等）
《野藕》
从华新镇上回来，去老乡那里小坐片刻。后，经过黄家桥，也必经过那片夏日里盛开着灿灿荷花的田园。
斜目瞄去，圆圆的叶子焦了，圆润的杆子黑了，连那一田清清亮亮的水也枯了。
枯水中，种荷人身着齐胸的橡胶服，没在水中。他不是在摸鱼而是在“挖”藕，挥动胳膊的身后就漂浮着一大溜沾带着黑泥的藕。田边，种荷女人用草把清洗着藕节，一根根毫无残破的藕，白白的略带点微黄，在秋风中闪着秋阳的光泽。
种荷人是无为的，我们算是老乡，他承包这块田可能比我来上海的时间还要早。每年的夏末初秋开始他就蠕动在水田里，一天辛苦下来能取七，八百斤。取出来的藕白且壮，适合炒，炖也可做凉拌食品，还可生食，是菜场里的一道异样的风景。
老家的荷花大都长在野外的池塘里。那些冬天挖藕人遗留下的藕节，也没人去打理，施肥，甚至去张望一眼。但春天一到便一节节独自苏醒，悄悄地发芽，努力向上，伸出了水面。它们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占据野塘一隅，面积或大或小，荷叶或少或多，不会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样的气势。荷静立于蓝天晴空之下，净化了一池清水，间或有野鸭戏游其中，鸳鸯交耳于叶下，更有红鲤青鲫静停于荷花旁，似是品闻陶醉于荷花的幽香中，那种静态之美让人一辈子也忘却不了。
野荷像能感知大自然的温暖一样，生长的方向不会朝水深的地方延伸，蔓延，所以一般不会是满塘的：它们安扎在浅滩上，塘埂边，有的还会长到岸边的茅草丛中，稀稀落落，像一幅布局美观的行书作品，点缀着池塘。
野生的荷，叶盘大而圆，杆子粗长且多毛刺，你如果下水碰上它也许会拉破你的胳膊或腿上的皮。当种植的荷花被游人宠爱时，野生的荷花，花蕾还在孕育之中，像个未曾发育好的小女孩，也就没有人去在意它了。
其实即使野生的荷花开了也不是很多的，倒是那出污泥而不染的野藕很得爱美食的人的喜欢。野生的藕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手臂，细且糙，颜色暗淡，不过它的淀粉含量高。在我们老家，一盘野藕上面放上五花肉蒸的粉蒸肉，会牵引起好多人童年的记忆，甚至为其流出口水，粉蒸肉下面垫的熟透的藕暗红色，油渗在上面油光发亮，一口下去软软糯糯的会拉出好多细细白白的丝来，那种又油又糯而不腻的味道盖过了上面的肉的味道。
小时候这道菜一般是办喜事所必备的大菜，要么过年的时候难得吃上一顿。所以一般这道菜一上桌人们都会拔开上面的肉，抢挟下面的藕吃，种植的藕无论如何是吃不出这种味道和感觉的。
我曾经跟隔壁的堂兄腊壳去挖过一次藕，那年我十七岁。挖藕得等到冬天，等池塘里的水被时光沥干，还要等有阳光的日子里。
腊壳比我大一岁，头发和我一样，很满，很乌。怎么都喊他腊壳呢？或许是他出世的时候没什么头发，让大人们产生了误会吧？但我们都一样的精瘦，“吃米头子，养活猴子”大概是我那时候的写照。
肩上扛着一把锹，锹把子钩着一个小竹篮子，晃悠悠地，七转八转走了四里多路，来到了保成圩。隔河就是普济圩农场，能看见大片割完了稻的田野，稻杈仍是一片黄色。在一个约有四，五亩大小的浅塘边，我们停止了脚步。
塘不深，极少的洼处还有点积水，整个池塘像被人翻了个身的矿，高高低低的泥上印有铁锹光滑的印迹。腊壳兴奋的下塘了，东瞅瞅西瞅瞅，像个行家里手。我却有点心凉，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下锹，腊壳说，得找有枯叶杆子的地方下手。我举目四望，只有黑黝黝的泥，哪里有枯叶杆子？累了一个上午，我只是在靠埂边挖了两斤藕僵子（别人挖剩下的），人，累得半死。
晚上，母亲将我挖的“藕”切成丝，放上葱叶，炒出来的藕丝也算是一盆好菜了，当然是没钱买肉的。
后来外出了，在上海吃过不少的藕，要么凉拌，要么桂花藕片，也有塞上糯米肉沫蒸的。大多是冷盘，甜的多。还有次在古镇朱家角看到在锅中冒着热气，穿透着醇香的整节的藕，颜色暗红，看着都能解馋。买了一节回去，切成薄片仍旧摆成整节的模样。提起筷子夹起一片细细品尝，感觉除了味甜外，还有点像咬了萝卜似的有点脆。嚼着品着便想起了家乡的野藕，想起了那诱人的藕垫的粉蒸肉，想起了家的味道。
有年国庆回家的时候，妻子买了肉，说做次粉蒸肉吃吃。我问用什么垫笼子？她回答说用马铃薯吧，还能用什么。我说等两天再做吧。
第二天我去老洲菜场，转了几圈，摊位，地摊上，我的眼睛都没停止扫描，但也没找到想买的东西。第三天再去的时候，那个卖藕的女人问我，老板，我都看到你转了两天了，买点藕吧？又白又粗又嫩的。我不好意思的问她，有野藕吗？她显出不屑的神色，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谁去花那么大力气去挖那玩意？再说现在人工工资多大？一天挖几斤藕要卖多少钱一斤？呛得我哑口无言。是啊，我挖过藕的，野藕一般都在五，六十公分的泥下，有谁愿意挥锹流汗去挖藕呢？随便做做小工也比去挖藕都挣的多，挣的快。
我只好买了点马铃薯。
眼下冬至就快要到了，回家还能吃上一盘野藕粉蒸肉吗？
《守护村庄的人》
我喊志学娘叫“干奶奶”，这缘于志学妹妹小时候拜我的父母为“干爷，干娘。”“干”是土话，不是亲的那种。
于我而言，终究只是停留在一个心里层面上，或者是路上照面时的一个称呼。我的双脚几乎没踏进过她家的门里，过时过节都没有走动，更不要说有写写她的念头。程家墩老老少少近五百人口，点名道姓的写一个人，在我的“笔”下还很稀奇。离开家乡快三十年，许多人或事接触少之又少，已和过去的想象重叠不起来。时光会拉近一个新人，也会模糊一个熟悉的人。
上午和弟弟、弟媳妇三人做冬至，八点多就穿过团团浓雾赶到“谋道”，又折返到村里的公墓处，最后几乎是冲向程家墩东边的坟场。三个不在一条线的地方，六个祭点，必须赶在十二的钟声敲响以前完成。每到一处，我们都是匆匆摆祭品，烧纸，燃鞭炮，叩头，赶路，匆忙得留不下一缕哀愁。终于在十二点前回到家里。
母亲做好了午餐，等待着我们归来，所以我们一进锅屋，她就端上了碟碗筷杯。我们四人围着小方桌，围着桌中的小火炉，准备吃饭的时候，我看到志学老娘来的。和以往一样柱着根短竹竿，眼睛平视前方，还未进门就听到她的声音：“干娘哎，二哥家来没有？”这话明显是冲着老娘问的，但声音塞满了小屋，塞进了每个人的耳根。我有些诧异，隐隐觉得她是来寻我。
进门前，她将竹竿靠在门框和外墙壁的夹角处，而不是靠在防盗门的板面上，腾出来的手伸进衣兜里，摸出一卷钱，塞给我时，灰白色的眼眸散在我的头顶，话像对着我坐的那方墙说：“这钱是我的一点心意，给大姐买双袜子。”这时我才明白，大概她听说我的女儿快要出嫁，她是来送情的。我接过钱，却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根本就没准备听我说，连我拽过的小木椅也没碰一下，摸到她的竹竿，“笃笃笃”竹竿落地的声音消失在门外。
我手里捏着钱，还有一小片撕得不规则的红纸片，觉得那是一束燃烧跃动的火苗，有些烫手，刺眼。我对母亲弟弟说，等做完了事情，得将钱还给她，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收她的钱。母亲表示同意。
志学娘九十六岁了，除了眼晴不怎么聚光外，其他好像没什么毛病。在程家墩队里她是最长者，在整个村里也是。我记事起，没见过她过什么好日子，生产队时期是有名的超支户，直到土地到户后，才解决了温饱，但两儿两女还是让她老夫妻操了不少心。二十年前老伴和大儿子相继去世，她的头发开始花白，女儿远嫁后，她飞不动，只能留下和小儿子一块生活。来回奔波的轴线是地里家里，闲时连个落脚唠叨的地方也没有。
说来母亲在上海待了两个月就死活不肯再出来，与程家小墩的小改娘有关，与志学娘更有关。
小改娘是住在常州的女儿家，因为女儿家里人都去上班，七十多岁的老人便被无聊所困，先是走出大门，觉得没事，又走出院子，回头看看房子，自认为记住了模样。沿着小区的道路溜达，溜久了，想回去时再看，房子长得好像一个模子脱出来的，连脚下的路也像一样画出来的。汗，就出来了，问别人，老家的土话没人听得明白……后来“碰”到派出所的人了。再后来，女儿上班就将她住的房间锁起来，她便得了忧郁症。
志学娘遭遇的也和小改娘差不多的境况，只是恰巧，在南京读大学的孙子暑假时去姑姑家看望奶奶，看到奶奶大热天被锁在小屋里，没空调，没电扇，当时气得火就点燃了。他边骂姑姑，边打电话叫来了120，从马鞍山的当涂亲自护送奶奶回到了老家。一回来她便又和我母亲一样，独自一人生活在家里。
在我的老家没有两栋相同的房子，村里的路没有直线，大都歪歪斜斜，扭扭曲曲的，每条路不一样也没标志，但标在每个人的心里，没有人会不识回家的路，夜再黑也不会。志学娘只去我母亲家，一天要跑几趟，老人眼光不好，记性不强，从没听说她走错过。
每次回去，母亲都向我“保证”：她肯定不乱跑，除了十除一上上街，其他时间都在家里，左右隔壁家都不去，下午早早扫完门前的场地，吃完就上床看电视睡觉了。
母亲的话听着很熟悉，像遥远的我儿时说过的一样。她的话我相信，回去几次转过母亲门前那条小路前，我都看到西隔壁的大奶奶倚着东边的门框而坐，晴天坐在门外，阴天坐在门内，眼睛永远朝向西边。进大奶奶家要走北埂之渠边沿，从西边山墙转过来，她在夕阳西下时才会关门，也是在看守着一线希望的光。那个门框似乎就是她的依靠。
还有我的一个林家大爹爹，快八十的人了，在家里待不住，也不往别人家跑，这条路转转，那条路量量，似乎永远也量不完。小时候，孩子们生个疖子害个疮，大人们就去找他挖点什么野草，捣成糊状敷上几次就好了。
还有敏祥老娘，还有退休多年的周老师，七二老娘，十几个这样的老人。是他们默默地守护着村庄，替代着自己的孩子们迎接朝阳、送走晚霞。升腾在村庄上空的炊烟，如梦似幻，诉说着村庄的寂寞。
过年回家看看吧！一颗颗孤独的灵魂需要安慰。
《另一半村庄》
“程家墩”是生产队的名字，也是一个村庄的称呼。从红旗闸边的江堤上向西望去，村庄被树木包裹，像一大团黑乎乎的森林。其实走进去，就发现它由三个小墩子组成端正的品字状。
中间有条大河，是村庄的心脏。
河东边的顶头横着一条人们日积月累踩出来的小路，到程家小墩时这一步宽的小道就成了分界线。线东是坟场，自南而北一大长条。每天，他们都要比村里人家先接受阳光的沐浴。
坟场里的树比村里的稀疏一些，却粗壮得多，以桦树为主；靠近吴家小墩这边以百果树居多，一棵一大团的墨绿，是村庄冬天里难得见到的绿色。高高低低的土坟就趴在树荫下，被长满勾刺的野蔷薇，蒿草密密匝匝地覆盖着。
土坟里睡着的大多数也是程家墩的人。
小时候我从不敢独自涉足坟场。虽然到了春天，那里盛开着村庄里不多见的粉红色、白色的蔷薇花。浓郁的花香不仅仅引来了“嗡嗡”哼的蜜蜂，扑闪着漂亮翅膀的蝴蝶，也吸引着一群衣着土色的孩子。我却离他们远远的，站在分界线的一侧远视，我能看到坟堆上被獾子扒开的深深浅浅的洞，仿佛能隐隐看到一堆白骨，我的心便开始收缩，那几天晚上便有恶梦，醒来往往是浑身大汗淋漓。
我不敢去的原因还源自于一个传说：离坟场最近的人家，腊底炒年货，到炒花生时夜已渐深，女主人忽地就见到木窗边伸进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似乎是向她乞讨一点吃的。女主人也算胆大，就用锅铲挑了一铲花生倒过去，没想到也顺带铲起了滚烫的沙子。一声凄惨的叫声后，伸进来的手不见了。
这个新闻第二天一早就传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也成了大河边洗衣洗菜女人的谈资。传说有名有姓，我拾鸡屎时从那扇窗户后面走过好多次。这个传闻便增加了我内心的恐惧，尤其到了夏日，小伙伴说能看到坟场里点点鬼火，助推了我柔弱的惧怕心理。
但我不得不去坟场，像不得不面对一条难以逾越的河流。七岁那年的冬天，奶奶的双眼在一个寒冬的早晨永远闭上，她被四个壮汉从村西抬进了村东。
奶奶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我开始走进坟场。为这个清明，父母已精心准备了好多天。因为知道家里拮据，母亲不得不拔些嫩草掺杂些米糠，想催家里为数不多的老母鸡下蛋勤快点。
清明节还没到，父母已准备上坟。一大早母亲就去街上，买回半斤肉，三四条小鲫鱼，在锅屋里准备饭菜。父亲在堂屋也没闲着，他细心地刮完胡须后，去锅灶里掏点青灰，寻一块平整点的地方洒上。再将买回家的裱纸裁成三份，一叠叠平铺在青灰上，然后一手握着纸冲子（园铁管，下面镶嵌着回字形的铁片），一手提着木棒槌，“叭叭，叭叭”依次在纸上敲下铜钱的印迹。
我什么也不用做，一会去锅屋闻闻那难得一次的菜饭香味，一会又看看父亲手中的活完了没有。待母亲将三碗菜，三碗饭，三双筷子摆放进一个大竹篮子里的时候，我知道就要去坟场了，当然不会忘记带上火柴。
三月底的乡下，村外的油菜花开得灿烂，村里的树枝上才懒懒地抹上点绿色。我跟在父亲的后面，像牛的尾巴，不远不近，若即若离。
在奶奶坟前，父亲指着左右隔壁的坟对我们说是谁家谁家的，像是在说一件并不遥远的往事。我们认真地聆听，虔诚地跪拜。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忘记了自己曾在奶奶灵柩前嚎啕大哭的模样。几个月的时间似乎让一个孩子变得成熟，我知道睡在家里是休息，睡在这里就不会醒来。于是我便知道，自己再也吃不上奶奶偷偷带回来的糖果，挨打时也得不到奶奶的庇护了。
后来每年的清明、冬至都要去，渐渐知道这坟那坟是谁家的祖先，就像熟悉村里的邻居一样。平日里，每当坟场有密集的鞭炮声响起，就知道又有人从村里搬到那边去了。有人去世，那是别人家的伤心事，我们没有体会，只知道跟着去看热闹。
父亲五十多岁时开始置办老屋（寿材）的材料，上世纪八十年代未他托人从江南购回了上等的阳山杉树，架空堆放在家里。他一直认为，在林家，活到五十多岁的人寿命是长的了，只是过了一年又一年，他的身体都硬朗得很。在他八十岁过生日时，我们回去才请了木匠师傅，赶在生日之前圆好了两副寿材。
叔叔（父亲的弟弟）去世对父亲的打击很大。在坟场，他站在墓穴旁见棺椁被泥土渐渐掩没，默默流下了浑浊的眼泪。次年冬天（二O一七年），父亲也闭上了一生没戴过眼镜的双眼。只是父亲没有睡进他精心置办的“老屋”，也没有抬进东边的坟场与叔叔为邻。因为殡葬改革，他被我们送到了村里的公墓。
这尘世，无所谓样样如意。
置身于丛林深处，能闻得到鸟语花香，触及到阳光雨露；置身于乡野能感受到人间烟乡，乡俗民风；村庄依旧是村庄，土地依旧是那块土地。 我，不再是少年，青春一去不返。
但无论漂泊何方，大地都是永久的故乡。
（发同步悦读首部散文集《时光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