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三〇八：都很“性”

问：“古人论性，各有异同，何者乃为定论？”

先生曰：“性无定体，论亦无定体，有自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性，但所见有浅深尔。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譬如眼，有喜时的眼，有怒时的眼，直视就是看的眼，微视就是觑的眼。总而言之，只是这个眼。若见得怒时眼，就说未尝有喜的眼，见得看时眼，就说未尝有觑的眼，皆是执定，就知是错。孟子说性，直从源头上说来，亦是说个大概如此。荀子性恶之说，是从流弊上来，也未可尽说他不是。只是见得未精耳。众人则失了心之本体。”

问：“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人用功在源头上明彻。荀子从流弊说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费力了。”

先生曰：“然。”

钱德洪问：“古人谈论‘性’，说法各异，到底哪种说法才是定论呢？”

众人谈“性”，莫衷一是。钱德洪想要找到关于“性”的定论——标准答案。

王阳明告诉他，正因为众人谈“性”，莫衷一是。甚至所谈之“性”，没有一个固定的本体，所以，很难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这就像盲人摸象一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和依据，又都确信自己依靠“摸”觉知的就是象的本质。尽管莫衷一是，却很难说哪一个人的说法是绝对正确的，哪一个人的说法是绝对错误的。

告子谈“性”，强调自然之性——“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强调人的生物性，反对“以人性为仁义”——将仁义强加于人性。他最著名的论断是“食、色，性也”。今天，我们很难去揣摩告子这一系列论断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只能通过《孟子》一书中，孟子对于其论断的进一步推演，觉知到总有那么一些人，他说话时没有什么固定的目的，总有那么一个时代，以学说上的标新立异为风尚。对于告子而言，很可能是要在一个众说纷纭的时代，留下属于自己的声音而已。至于他对于“性”的论断，不过是在特定场景的激发下的说说而已。

孟子谈“性”，有极强的目的性，在圣学日渐式微的战国，各种学说充斥天下，圣学声音十分微渺。他要以一己之力，重振圣学。所以，他谈“性”，是为“学为圣贤”服务的，是为重振孔门圣学服务的。针对告子所讲的自然之性、生物性，孟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人之为人的“性”——良能良知，强调“良能良知”是人同生物区别开来的“性”。甚至针对告子的“生之为性”，提出了人之性不等于牛之性的本体论断——人之性一定是区别于禽兽之性的。简而言之，孟子谈论“性”，是为着“学为圣贤”。

荀子谈论“性”，提出了“性本恶”的论断。荀子同样上承孔门圣学，同样有着“学为圣贤”的根本出发点。不同之处在“方法论”层面，孟子以“良能良知”为出发点，从内在的“良能良知”入手，去学为圣贤。荀子从外在约束出发，通过外在的影响与干预帮助人做个合格“公民”。

阳明先生说：“众说中‘性’没有固定的本体，这些论说也就没有所谓的本体定论。众说中有自本体上说的，有自发挥运用上说的，有自根本源头上说的，有自流行弊病上说的。总而言之，只是在说同一个‘性’，只不过看法有浅有深罢了。如果勉强偏执于一种说法，便不客观了。‘性’的本体，原本是无所谓善，无所谓恶的；发挥运用上也原本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就其流行弊病而言也原本是有的为善，有的为恶的。好比是人的眼睛，有喜悦时的眼，有愤怒时的眼，直视时就是正面看的眼，偷看时就是窥视的眼。总而言之，只不过还是这同一个眼。如果看到愤怒时的眼，就以偏概全说不存在喜悦时的眼；看到正视时的眼，就以偏概全说不存在窥视的眼，这些都是执着偏见，就觉知而言是错误的。孟子谈论‘性’，直接从本源头脑上来说，也是说个大的头脑概要而已。荀子提出‘性本恶’的说法，是从其流行弊病上来讲的，也不能说它说的就不对。只是觉知、见地还不够精当而已。平常人谈论‘性’则是丧失了心之本体。”

钱德洪进一步问：“孟子是从本源头脑上谈论‘性’，咬人在本源头脑上用功从而使天赋之‘性’明净澄澈；荀子是从流行弊病上谈论性，只是在末流上下功夫补救校正，这样做过于耗费精力了。”

阳明先生说：“正是如此。”

孔子当年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告子什么也没听到，荀子听了前半截儿，孟子听了后半截儿。没听到的可以言自由之“性”，听了前半截儿的可以言“性本恶”之“性”，听了后半截儿的当然可以言“良能良知”之“性”。

都是“性”，都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