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内容：
第十章主要是从受众研究的角度论述传播学本土化话语。在之前的激烈讨论中，主要是关于研究应该何去何从的规范性话语，但是作者转换了视角，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视角，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作为话语的“传播学本土化”的争论对今天的研究的启示。
文中首先提出了两种本土化方式：规划型本土化和自然型本土化，这是学者站在应然和实然的角度对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规划。在1978年至90年代中期，中国的受众研究可以分为三种取向：一是以党报群众路线为出发点的受众研究；二是以社会主义政治民主观念为出发点的受众研究；三是为媒体市场化服务的受众研究。前两种取向都把传播学作为一个实现目标的工具，后一种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播学研究影响。我们可以从中认识到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本土化不足，而是过度本土化，而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本土化策略进行反思。
传播学本土化的概念有一定的模糊性，学者们对它的争论包含了传播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全球化与西方霸权、学习与创造等多个维度，但是他们忽视了像中国受众研究那样自然出现的本土化特征。
第十一章从问题提出方式、标准、背后张力等角度论述传播研究本土化。传播研究本土化话语本身是一个由语境制造的问题，除了关注语境外，话语结构问题也应被考虑在内，即提出方式。肯定派、取消派和知识社会学视角是三类提出方式。分析学者的观点启示我们不能回避对路径的选择，不应将本土化视为静态的标准，而要将本土化问题放在一个充满张力的动态场域中加以理解。
目前学术界所讨论的传播研究本土化的标准，有四种基本表述：一是对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的研究；二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占主导；三是研究成果能够应用于中国实践；四是在西方范式之外确立中国范式。前两个标准忽略了研究本身要有益于中国的实践，引出了关于理论与应用之间张力的话题。这些标准隐含了民族主义情绪，它们只有研究主体问题比较明确，关于研究的目的、对象和方法，则缺乏清晰的界定。
理论研究成果贫乏，既受到了现实环境和研究能力影响，又对于具体如何做存在着分歧。另一方面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存在问题，研究者更加关注的是空间维度上中西方理论的差异，不太注意中国社会时空维度的变化。
阅读感受：
阅读这两章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本土化不足，而是过度本土化。传播研究本土化话语之中存在合理因素，并且本土化的路径选择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本土化问题之所以难解，在于它将理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普世主义与西方霸权等多组复杂的问题都混合在了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
除了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中国传播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还有为什么本土化的问题。我们对于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的关系还缺乏反思，导致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究竟是什么实践，谁的实践，理论和实践应该如何联结，是中国传播研究界长期以来未彻底解决的问题。
分析作者的观点，可以了解到，他认为传播研究未来的发展首先需要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研究与传播实践之间的关系。要提倡学术独立与自主，警惕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要尽可能对过于“本土化”的中国传播研究做些学术的规划。
对于本土化取向的问题，研究者应容忍本土化话语中所具有的张力，倡导多种路径的多元竞合。利用行动路径在当前语境下的价值，超越二元对立，才能使中国传播研究真正走向本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