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过几年“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课程，也出版过《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上下册），他的著作，只要译成中文，大体都翻过，应该说十分熟悉和钦佩。他是实践型教育家，精力过人，而他担任校长的帕夫雷什中学，更是人类历史上少数一些叫得上名字的传奇学校。
我开始做校长时，有意无意地模仿苏霍姆林斯基，例如重视读书和教研，每天至少听两节课。似乎惟有如此，才算深入田野，才能带来一所学校可见的进步。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发现这种思路有问题。（因为是简书，略掉过程）概述如下：
1.教研（乃至于教育教学）对一所学校十分重要（尤其在南明教育这种学术基因根深蒂固的团队里），但它并非一所学校的全部，更非校长的核心任务。
2.校长的角色与教导主任、教研组长是有区别的，如果校长所做的事，与教研组长雷同，必然削弱教研组长的权威，不利于他的成长，甚至拖累整个教研组的发展。
3.校长可能是专家，能力高于教研组长，一段时间的介入会带来显著的发展。但是，破坏了学校结构，会有长期副作用且不可持续。
4.校长很难兼通所有领域；哪怕在最擅长的领域，校长往往并不如结构上的主持人（如教研组长）更了解现场，这会带来众所周知的麻烦。
这些思考，让我在管理实践中不断地调整自我定位。例如：
1.组织扁平化，项目化，去行政化。（不赘述）
2.校长职业化，更关注方向、管理和运营。
3.学术研究只是业余爱好，但不干涉教研组长的主体性。决断主要在课程方向上，而不在细节上。
回头审视苏霍姆林斯基的校长工作，赞叹崇敬之余，也多了反思。帕夫雷什中学在苏霍姆林斯基之后并无建树，教师成长和学生发展也颇让人疑惑。
当然，这或许不是苏霍姆林斯基的问题，而是体制之殇。在前苏联体制下，校长只是个螺丝钉，哪有权力运营？！所谓校长，其实统统是执行指令的教导主任，苏霍姆林斯基不过忠实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已。
新中国当然不是前苏联（不准笑），校长拥有极大的自主权（都说了不准笑），今天怎么看待作为校长的苏霍姆林斯基，汲取营养的同时避免局限，是个问题。
顺便说一句，私立学校没必要复制公立学校的行政系统。例如，教导主任和德育主任，就是多余的设置。（如果您是教导主任或德育主任，当我没说）
愿苏霍姆林斯基的尴尬不再重演！
2017年7月13日，运城关公机场候机无聊，指书，供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