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君四种好运。 小折腾

知识点一:祝君四种好运

第一种好运是「盲目的随机性」,人人都有,最不可控,用处也最小。

第二种好运是「跑出来的机会」,由行动决定,任何时候都可以争取,用处也最多。

第三种好运是「有准备的头脑」,取决于你的知识积累,不能临时突击得到,比的都是以前的功夫。

第四种好运是「人设的吸引力」,是自我奋斗和历史行程共同的产物,取决于使命的召唤。

好运有四种,你真正想要的,并不是最寻常的那一种。

这是神经科学家詹姆斯·奥斯丁(James H. Austin)提出来的一个分类法。他说的本来是搞科研这门业务中的运气,适用于从吃喝玩乐到功名利禄一切领域。这个理论算是把“个人的好运气”这个事儿琢磨明白了。

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很多人一辈子辛苦追逐,什么惊喜都没遇到过;有些人莫名其妙就能升官发财。运气这个东西,你不服不行。然而求人不如求己,有的运气是自己可以争取的。理解这四种运气,你会对命运有更深的认识。


第一种好运可以叫做「盲目的随机性」。四个人打牌,为什么你手里的牌最好?那么多人买彩票,为什么老王中了巨奖?这就是纯随机性。命运之神并不知道、也不在乎你们谁是谁,随便一扔,谁收到就是谁的。

寻常人们追求的好运,在微博转发锦鲤,到雍和宫求赐福,求的就是这种随机性。但是这个作用很有限。你比如说打牌,抓牌之前对着手吹口气,如果真有效的话,最多能把你抓到好牌的概率提高五个百分点 —— 不能再多了,否则那么好使的话就人人都用了。同样道理,雍和宫第一炷香的祝福最多能把你中彩票大奖的概率扩大十倍 —— 不然佛祖不好安排给其他客户服务的性价比 —— 可是考虑到基础概率实在太低,扩大十倍也还是很低。

第一种好运的特点在于它完全不可控,你只能等着。可是真正的好东西怎么能这么被动地等着接收呢?你得能做点什么才行。


第二种好运是「跑出来的机会」。你要是从来都不逛商场,当然就碰不上那波特价。你要是平时很少能见到异性,当然就很难跟人自由恋爱。你要是没有出现在风口现场,当然就只能看着别的猪在那飞。

世人只知道盼望从天而降的第一种好运,殊不知这种自己跑出来的第二种好运才是最常用、最有用的。为什么那些最厉害的科学家、发明家和艺术家有那么多好想法?因为他们有很*多*想法。他们尝试过很多很多,你看到的只不过是其中最好的那些。这就如同如果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他自然就会去过好地方。那些好东西是他们“跑”出来的。

心理学家迪恩·西蒙顿(Dean Simonton)专门研究各种创造性人物,他找到的统一结论是这些人其实都是用数量确保质量。一个人所能找到的有影响力的、成功的创意数量,同他想到的创意的总数成正比。贝多芬有 650 部音乐作品,巴赫有超过 1000 部,爱迪生有 1093 项专利,毕加索创作过 1800 幅油画、1200 件雕塑、2800 件瓷器、1.2万张图纸,和数不清的版画、地毯和挂毯 —— 其中你能记住的,被世人认可的,才有那么几个而已。

只看到有人亲吻了一只青蛙、那只青蛙居然变成了王子,她真幸运!殊不知她已经亲吻过无数只青蛙,别的青蛙没变王子。

创造的基础是勤奋。那个想法行不行,你得做过才知道。你得尝试过很多很多想法才能找到一个行的。不过搞创新并不是纯体力劳动,你还需要第三种好运。


第三种好运是「有准备的头脑」。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有句名言,「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关键词是“头脑”。同一个东西摆在所有人面前,只有有头脑的那个能看出来它的价值。

创造是想法的连接。而连接总是至少得有两头:面前有个想法,你自己还得先有个别的想法,才谈得上把它们连接起来。同样看一场艺术展,外行只看到了热闹,内行能看到门道,有准备的头脑却可能收获下一个项目的灵感。如果头脑里没有相关知识和思维模型,再好的东西摆在面前你也不知道该看哪里、该怎么看,你就不会跟它发生化学反应。

举个例子,亚历山大·弗莱明当初是怎么发现青霉素的呢?弗莱明想要观察葡萄球菌的变异情况,把培养皿在室温下放了几天。中间可能是有一点霉菌偶然掉在培养皿里,他清洗培养皿的时候发现那一个小区域内的葡萄球菌没有生长,于是判断那个霉菌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杀菌。

这听起来很像是第一种好运,老天垂怜,给弗莱明演示了一遍青霉素的作用。然而这里的关键其实是第三种好运。在此之前,弗莱明就已经做过类似的实验,他曾经以为自己感冒时候的鼻腔粘液里有能杀菌的物质,他一直在期待培养皿里发生那样的变化。同样的现象发生在别人面前,只会被当做污染。

第三种好运需要知识,而知识有个复利效应。就好像攒钱一样,你的学问/经验/生意/社交网络越大,敏感度就会越高,就越有可能注意到新的机会。

那么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会迎来第四种好运。


第四种好运可以称之为「人设的吸引力」。这可不是朗达·拜恩的《秘密》和张德芬说的那个什么“吸引力法则”,这里面可没有任何超自然现象。它说的是因为你的特殊人设,而不用你去找、是自动来找你的好运。

比如你的专业是考古学。当你还是个小研究生的时候,你整天盼望能赶上一次重大考古现场,可是有大事儿根本用不到你,你连写博士论文都找不到过硬的素材。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已经成了比如说西汉考古的头面人物,这一块全国就你最懂,那就不是你出去找素材,而是素材来找你了。哪里新发现一处汉代遗址,谁谁得到几片竹简,你想不看都不行,这篇论文你必须写。

导演奥运会开幕式对张艺谋是个好运,但是张艺谋的存在也是奥运会开幕式的好运。这是非你莫属的机遇。但是请注意,最有吸引力的人设,并不是资格和职位,也不是排名,而是你身上的某种特殊性。

最稀有的好东西往往要求极其特殊的条件。前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历史证明他要才能没才能要思想没思想,是苏联衰落的重要原因,而且他上台之前没有过任何拿得出手的功绩。那你说苏联那么多人,当初为啥非得选他呢?因为他履历完整啊。勃列日涅夫做过学生当过工人,有军队干部经历,二战还赶上了一个小战役(虽然他没上场打仗),他在苏联几个共和国的不同岗位上做过一把手,而且他形象好没做过坏事没得罪人……全苏联满足这些条件的,只有勃列日涅夫。公司选领导人都是看长处,苏联选领导人却是看「没有短处」—— 这种水平的履历完整不是普通的资历,这是运气。

所以人生最好有点特殊经历。别跟别人一样。比别人做得好还不行,最有意思的人设是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第一种好运是人人都有的,最不可控,用处也最小。

第二种好运是由行动决定的,它任何时候都可以争取,用处也最多。

第三种好运取决于你的知识积累,它不能临时突击得到,比的都是以前的功夫。

第四种好运却是自我奋斗和历史行程共同的产物,你不努力不行光努力也不行,它取决于使命的召唤。

重大成就往往是四种好运综合作用的结果,都要有一点随机性,有一点主动性,有一点特殊性,有一点客观性。想明白哪些是可以争取的,哪些是必须等待的,哪些取决于别人,哪些取决于自己,我们也许会多一点对命运的主动权。






知识点二:小折腾

一百多年前,陈独秀先生创办《新青年》杂志,在发刊词中说,青年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他提了六点 ——

第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第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第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第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第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第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这六条放在今日中国,不但是仍然掷地有声,而且足以令大多数青年汗颜。「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理想尚未实现,也许就是因为中国还有很多旧青年。陈独秀的要求太高了。

不用说别的,单论第一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陈独秀的要求是「……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这样水平的自主,一般中国人做不到,美国人也做不到。「自主」有大学问。

事实证明不用做真正的新青年也能在新社会生活。只要你稍微有一点自主,能做到下面这简单的一条,就能超越多数青年 ——

折腾的而非墨守的。


有些人服从默认的设置,有些人喜欢折腾。

你新买个电脑,里面很多工具是现成的,属于默认配置。比如上网用的浏览器,Windows 自带的以前是 IE,现在是 Edge,Mac 自带的是 Safari。但默认的不等于是最好的。像 Chrome 和 Firefox 这两个第三方开发的浏览器,就比那些自带的好。有些人自从用电脑那天开始就一直用默认的浏览器,从来没想过尝试一下别的;有些人却是一接手就把各种设置全折腾一遍,追求最顺手的工具。

那你说这种爱折腾的人,跟那些不爱折腾的、墨守成规的人相比,有什么优势吗?

据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在 2016 年出的《离经叛道》(Originals)这本书里讲,这两种人可太不一样了。

有经济学家取得了三万份从事客服代表职业的员工的简历数据,想看看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员工会不会跳槽 —— 毕竟公司用人都喜欢用有常性的人。可能很多人觉得那些以前爱跳槽的人将来也会更可能跳槽,结果发现不是。一个人未来会不会辞职跳槽,跟他过去五年有几次跳槽经历没关系。

那到底跟简历里的什么有关呢?那些员工都是在线填写的简历,系统记录了他们当时使用的浏览器是什么。经济学家突发奇想,想看看用什么浏览器跟跳槽有没有关系。

经济学家发现用 Firefox 或者 Chrome 这种第三方浏览器的客服代表,平均而言,比那些用系统默认浏览器的客服代表坚守一个岗位的时间要长 15%。

你看有意思吧?那些不接受默认,非得自己折腾一下浏览器的人,反而更*不*爱跳槽。

这还不算,而且他们的缺勤率更低,他们的客户满意度更高,他们从新手阶段达到高客户满意度所花的时间也更短。一句话,这些拒绝默认设置,非得自己折腾一番浏览器的人,是更好的员工。

注意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计算机技术水平的问题。经济学家给这些员工做了计算机技术水平和打字速度测试,发现哪怕排除这些因素,浏览器仍然显著说明了工作情况。

那些人只是爱折腾而已。他们不是说你让我干啥我干啥。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主能力。而这个自主性不但没有降低、而且还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水平和工作奉献度。

爱折腾是个优良品质。


这个品质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很多“好学生”没有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学校教育并不奖励折腾。你要做的是把老师让你做的做好,你要提供符合标准的答案。好学生擅长取悦老师。现在人人都说希望学生有创造性,其实老师并不真的喜欢有创造性的学生,他们太能折腾了,被视为麻烦制造者。

格兰特引用研究,说你去考察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小时候都有过不听父母的话、很晚了还不回家、逃学和不到年龄就喝酒的经历。有出息的孩子都是“淘”孩子。

拿到名校学位或者在某个好公司得到一个职位,那不叫有出息。你只要聪明又努力,别人让你做到的你都做到,你可以做到那些 —— 但是那些可不是成就。奴隶也能做到那些。有出息,必须做出别人想不到的、没敢指望的、意外的事物才行。

格兰特书中说,85%的白领员工不敢向老板说出自己的看法。这些人下了班又是追逐小众流行又是奇装异服又是夜店,摆出一副叛逆姿态,其实都是优秀的绵羊。

创新需要冒险,做事的人得能折腾。

那是不是折腾得越狠越好呢?不是!

格兰特这本书的一个关键洞见就是,成功的创新者、企业家和政治家并不比普通人更热爱冒险 —— 他们是合理地规划风险。他们喜欢折腾,但是不是大折腾。

你需要的是“小折腾”。


小张本来是个工作清闲又安稳的公务员,有一天灵感迸发,突然想到一个创业的主意,当机立断就辞职了。老李的工作本来就挺忙的,业余在家里搞了个自己的小项目。朋友劝他辞职开公司,老李总是下不了决心。你说小张和老李,谁更有可能成为成功的创业者呢?

答案是老李。有人研究了 1994 到 2008 年间美国 5000 多位企业家,发现像老李这样,先不辞职、兼职创业的企业家,失败的可能性,比像小张那样一创业就辞职的企业家,要低 33%。

稳当点更好。搞创新已经是个充满风险的事儿了,最好在别的方面平衡一下、对冲一下风险。“呆伯特”的作者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第一部作品已经成功了,已经在报纸上连载了,还继续在太平洋贝尔电话公司工作了七年。恐怖小说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之后也是接着干了七年“正常”的工作。

你可能知道比尔·盖茨当初为了抓住个人电脑的商业机会,连哈佛的学位都不要了,退学了。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盖茨并不是直接就退学了。他大二就已经卖出了自己的软件,但是继续上学,大三才离开学校。而且离开也不是退学,是先办的休学。而且他父母有钱,给他提供了资金上的保证。

Spanx 的创始人叫莎拉·布莱克利(Sara Blakely),的确是拿着自己的五千美元就创业了,但是她可不是辞职创业。她是继续做了两年全职销售传真机的工作,只在晚上和周末弄产品原型。

如果你在一个领域有安全感,你就会更敢于在另一个领域成为创新者。企业家跟普通人一样厌恶风险。很多人出来是被逼、被催、被拉着出来的。这是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还包括想要有大成就,不一定就非得处处跟别人做对。林肯是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他做了绝对惊天动地的事,但是他非常怕得罪人,他的宜人性很高。当然,也不一定非得不跟人做对。

成功企业家小时候的确爱做一些像逃学或者喝酒的事儿,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违规活动数量是普通人的三倍 —— 但是他们可没酒后驾车,没吸毒,他们的折腾都是小折腾。


所以小折腾已经足够好了,而且比大折腾更好。

更多的人是不折腾。人们过惯了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上班走流程,对事情应该怎么办没有想法和要求,只关心工资和头衔。好不容易不墨守成规一次,还是跳槽。你说像这样的人,还能指望他有什么作为。

当然像折腾创业这样的事儿你也得有一定的条件才行,有的人并没有一个能给他足够安全感的工作,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创新项目。但折腾可以是一种工作风格,一种生活方式,它能体现你的自主性,证明你不是奴隶。

我们为什么喜欢幽默的人,青少年为什么欣赏「酷」的人?幽默是「温和的违反」,酷是「积极正面的反叛」,是「对不合理的主流的一次正当的打破」。这都是小折腾。

其实风险很低,但是真有意思。自主,是个需要修炼的美德。哪怕你主动换个浏览器,都算是提升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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