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回来第一天，母亲就对我说，先休息几天，休息好了回趟老家。我答应着，有点应付，其实我是有点怕回老家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母亲时不时要念叨起回老家，回老家的理由过来过去似乎就那么几条：房子要开开门窗通通风；房顶上的落叶要扫一扫，不然下水管子要堵住；院子里的草长高了，该拔一拔了；自来水的龙头一直在滴水，要换一个了；院墙裂了的缝子要补一补了……在我看来这差不多都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事。反正不常住人，通不通风无所谓，草拔了还会长出来，龙头滴水让它去滴，也费不了多少水，就是费了水也花不了多少钱，墙的裂缝补了还会裂开。这些想法，我也只是心里想想，没说出来，我知道说出来母亲又会把这些问题说得更严重。
这些当然是理由，是能说出来的。不能说出来的，我估计母亲是想趁着回老家显摆显摆，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让村里人看看她儿子在外面有多能干，开了多贵的车。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其谁知也？母亲和项羽的心思是一样的，她一直有着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心理，总觉得要让村里人瞧得起。我没有母亲的那些心思，自己在外面也混得一般般，说得不客气一点也就是个打工的，有什么值得炫耀骄傲的。这车也是贷了款的，开回来除了带孩子一路开眼界，主要还是为了磨合车。再说了，现在小汽车也不是什么稀欠东西了，农村里不说家家户户都有，有的人家也不少，自己这车虽然也是个牌子，但也不是什么豪车，就是豪车也没有什么值得显摆的。做人要低调，自己好歹也念过几天大学，实在没必要为这个去张扬。这样想着，对母亲回老家的主张，就一直躲闪的，希望她不提或干脆忘掉。但怎么能忘掉呢，这想法已在母亲心里生了根。
其实母亲自己对回老家也是矛盾的。无数次，她在我面前说起老家都是咬牙切齿的。她说她一辈子都不想回那个家，每每走到村口她都会头皮发麻。母亲对老家恨比爱多，她不能忘记的是村里人有多坏，当年怎么欺负人，怎么瞧不起人，做的事有多恶，说的话有多难听……如同小时候饥馑年代的惨痛记忆，母亲对老家的仇恨几乎是生理性的。
尽管仇恨，但挡不住母亲一趟一趟往老家跑，回去的理由总是前面那么几个。我常劝她算了，在城里就在城里，消消停停住着，回去了也是各种的不方便，不要来回折腾。母亲不这么看，自家的房子自家的院子，不回去住一住收拾收拾就撂荒了。我说荒了就荒了，只要人好着，院子荒了又能怎样——对老家的最终归宿我总是很悲观的。母亲知道对我说不明白，总说“你不懂”。我有什么不懂呢，我知道母亲是不想让这个家抛荒败落在自己手里，毕竟这里才是她真正归依的地方。私家车多了，城乡公交的班次就减少了，回一趟老家不容易，回去等车乘车路上得大半天时间，对母亲来说这些时间好像根本不值钱，她隔上一段时间总要回老家。每每我打电话回去总要先问她，在城里还是在老家。
每次打电话，母亲总要说老家，老家的人老家的事，过去的，现在的，已经发生的，将要发生的。其实我关注了许多的公众号：市里的、区里的、镇里的、村里的，老家发生了什么许多时候我比母亲更清楚。但母亲说的那些东西是公众号上看不到的，是老家的不穿衣服的赤身。母亲总和我说：谁谁谁下世了，谁家孩子离婚了，谁家媳妇跟人跑了，谁家城里买楼了，谁家孙子考上大学了……有好有坏，似乎坏的总比好的多。
父亲生病那一年，老有燕子往房里飞，母亲引述仓槐大大的话“家里来燕子是好兆头”，她高兴地向我报喜，不想过了清明父亲的病情却加重了。父亲过完三年，母亲又打来电话，说门口的大槐树上坐了一窝喜鹊，村子里已经很多年不见喜鹊了，喜鹊能在咱门前落窝，大概又是好事情。结果没等来什么好事情，下半年大舅却意外离世了。
今年春上风多，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风，大风天天刮。有一天母亲打电话过来，就告诉我一件事，门口的大槐树一枝大股被刮断了。这大槐树七十多岁了，老了，树冠也大，树大招风，刮断也是正常的。我关心的是断枝有没有砸断电线，有没有伤到人这样现实的问题。母亲却关心的是一个审美问题，她幽幽地说，树折了，不好看了。母亲一直觉得大槐树是家里的风脉，树旺家就旺。母亲说话时明显情绪低落，我就宽慰她，折了就折了，这是个自然的事，折了还是树，没有什么好看不好看。母亲却一直不能释怀，那枝大股好像折在了她心里。
提起老家，母亲总是欲说还休，喋喋不休。
老家是母亲身体里的一根刺，她拒绝拔除，还想让人和她一同感受那种疼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