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过去了。这几日不知为什么，总是想起小时候的事。
或许是真的老了，有些糊涂了，居然一直以为上小学是30年前的事，写了半天，突然发现不对，是40年！哎，自己都笑了，虽然我的数学一直不好，但肯定不是体育老师教的啊。
2018年，已经来到，站在这一时间点上，展望未来，无法预知。回首过去，一切仿佛刚刚发生过，尽在眼前。
1978年的一天，我正在家疯玩，邻居阿姨叫住我：“走，去报名，上学了。”带着我和她家孩子一起去了离家最近的长征小学（第二小学），那里有一位老师，简单问一下：叫什么名字？几岁？家住哪等等几个问题，登记一下就完事了。
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社会开始重视教育，小学就面临着将来考重点初中。妈妈是老师，当然更重视，突然有一天，她很认真地给我换了件干净衣服，带我去了另一所学校。
在一个空旷的教室里，坐着几个老师，学生被点名叫进去，老师轮流问一些问题，好像还写什么答题。这是人生第一次经历，很是紧张，具体情景已经忆不深刻了。也不知道答得怎么样，只记得回家的一路上妈妈挺高兴的。
开学了，我没有去二小，而是去了参加考试的学校上学了。说是个好学校，但在这里学习5年，没有感觉到有多好，阳光灿烂的日子并不是很多。
1978年，政治上依然是风云变幻。一年级的课本，第一页是毛主席画像，第二页是华主席，每天课间依然跟着老师跳一些说不上名字的舞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之类的歌曲。
学校离家很远，步行要走一个多小时。爸爸经常早上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学校。放学的时候，老师会把一个方向的同学编好队，设一个“路长”，大家排队一起走回家。我不喜欢这种约束，经常走着走着就跑掉了，被告状而挨老师的批评。
小学一学期学费是三元钱。记得前桌有个女生，由于交不上学费而被老师不厌其烦地催促，经常偷偷地哭，但也没看到有谁去安慰一下。
那个时候，社会商品匮乏。一年级刚开学的时候，我连写作业的田字格本都没有。铅笔是用那种麻杆儿的，三分钱一根，但没有几根儿，最常用的是小铅笔头，在尾部套上个废旧的笔杆儿，挺好用的。
学校以勤工助校的名义，经常要求学生们交罐头瓶子、报纸和柈子等。寒假要交粪；暑假要交苍蝇、老鼠尾巴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其他的还好说，罐头瓶子挺难弄的。罐头是那个年代的奢侈品，不得病是吃不上的，哪来的瓶子呢，交不上，就是挨批评。
1978年，还是计划经济，一切都是凭票供应，粮要粮票，肉要肉票，布要布票。一年到头只有到了过年时，才能做一套新衣服。家里孩子多的，还真不能保证每个孩子都有。好在，那个时候的衣服色彩单一，款式统一，也好调剂，大人穿过的改改给孩子，大的穿小了给小的。
学校集体活动，必定要穿白衬衣蓝裤子。我是没有的，只能穿姐姐的。姐姐白衬衣上有些点缀的花边倒还能勉强应付，但裤子是旁开门的，如果衬衣一掖到裤子里就十分尴尬了。为免去同学的嘲笑，我坚决不穿，结果每每被老师严厉批评。一直到现在，对于任何要求穿戴整齐划一的活动，我都是不喜欢参加的。
小学时期，或许学校的教师多是文革中成长的红卫兵，亦或是受文革流毒影响深重，体罚成了教育学生最常用的手段，罚站、脚踢、打耳光这些在我们班都发生过。对于这些带有伤痛的记忆，谁也不喜欢去回忆。
我的运气不好，5年没换过班，可这个班不知道怎么搞的，有向老师告状、打小报告的风气，我对此深恶痛绝。有一次，偶然发现一女同学有个挺精致的小笔记本，里面记得都是：某天谁自习说话了，某天谁不守纪律了等等。原来这是她向老师打小报告的记录，我愤而把所有记这些的页撕掉了，觉得自己当了一回梁山好汉。
那个时候，男生头发不能长，女生头发不能烫。衣服不能色彩异，裤子不能喇叭筒儿。学校时常突击检查。全体学生在操场列队，一个据说有精神病史的女老师拿着剃头推子，另外一个男老师拿着剪子在学生的队列中乱转，逐个审视。校园里的高音大喇叭回荡着教导主任恶狠狠的训话，那阵势就像电影里的纳粹在抓犹太人。
与被剃“阴阳头”比起来，喇叭筒裤子被剪开，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现在，我还清晰记得，身边一个头发稍长一点的男生，被连拉带扯地弄到领操台前，几个老师不容分说将他强行按住，从头部的中间生生给剃了一道白慘惨的沟，他怎么奋力挣扎都无济于事，哀嚎和哭声在老师们的叫嚣声中显得尤其尖利刺耳。那一刻，剃头推子的“达达达”声被无限放大，每个人都噤若寒蝉，混身发抖。
那个时候，洗澡和理发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每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头发会突然有一天不符合标准，或许下一个被抓到的就是自己。这情景成为我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很多年后还时常出现在恶梦中，然后大叫着惊醒。
或许我所在的班级不是什么好班，五年里换了四任班主任。班级管理缺乏连续性，感觉乱糟糟的。那时候为了方便管理，每个学生都有个学号。学号是按第一次考试成绩排出来的，然后就不变了。作业、考试卷子什么的经常是写个学号就行了，有时名字都不用写。我的学号是12。有一次，不知道怎么考了个第一，却被老师怀疑作弊，被叫到办公室审问了一翻，羞愤难当，一度产生逆反心理。
我不是尖子生，也不是老师喜欢的那种又精又灵的孩子。班级里有什么好事，从来想不到我，干活却总少不了我。每逢音乐课上课下课抬风琴了，擦黑板了，打水了，抬煤了，搬桌椅了等等，有时还会被找到老师家去帮着干活，如弄拌子，拉煤，搬家俱，给修理房屋的当小工去和泥抬土什么的。
小学时候的冬天是最难熬的。偌大的教室里只有一个铁炉子用来取暖，很冷。我从小一直个子高，始终坐在最后一桌，离炉子的距离是最远的，经常冻得只能靠不停地跺跺脚来缓解。班级去学校煤棚子抬煤的经常是我，只有在添煤的时候，才能短暂地感受一下那种烘烤的温暖。
三年级结束后，学校搬迁到新址，带来了没完没了的校园劳动，经常带着铁锹上学，下午不上课，去平整操场，要运走很多的建筑垃圾。最惨的是，校园内有一个玻璃制品加工厂，倾倒的垃圾都是碎玻璃，手被划得都是口子，疼痛极了。
学校的新桌椅都是我们从木材厂抬回来的。两个学生抬一个长条椅子，步行十多公里，穿行于大街小巷，走了将近一个下午，椅子好沉，胳膊酸疼，为什么学校不用车去拉呢？可能雇车要花钱，而学生是免费的劳动力。
在校园内种树的时候，我们会在种树的间隙用刀偷偷地在上面刻字。毕业后曾回母校看过，白杨树长得很快，当年刻上的一切早已不知踪迹，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小时候的我很是调皮好动，课上课下都闲不住，喜欢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可能挺讨老师烦的，经常挨批评，经常被罚站。记得，有一次被罚站好几个小时，连累带饿的居然虚脱，晕了过去，结果被找了家长，回家还被家长打了一顿。
上5年级的时候，有一段时期，经常莫名其妙被老师罚站而不让上课，次数多了，也有了经验，每次被轰出教室前，我都会把《自然常识》书卷起来揣在怀里，找个安静的角落自己看书，等到放学了再跑回教室取书包回家。否则，不带书包回家会被家长问的，如果说不清楚会被认为逃学或没上课，那就麻烦了，说不定还会挨顿打。
后来，《自然常识》这本书被我读得是倒背如流，这门课考试回回都是满分。
小学毕业时面临人生第一次考验。当年全市的小学生像参加高考一样，拿着准考证被分配到不同的考场去考试，竞争两个省重点，一个市重点的初中。本来，我们学校由于当年的生源是全市招考来的，很有竞争力，但最终没几个考上重点中学的。
多年以后，听人说，发生了学生家长试卷漏题事件，所有被认为有关联的学生都被扣掉30分，不知事情是真是假，我是不是被关联了也不得而知。但不管什么因由，对于普通的学生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结果不能更改，我们糊里糊涂地去了普通中学，大部分小学同学又成了初中同学。
1983年小学还没毕业，学校就好像突然解散了似的，学校找不到老师，班级也无人管理，不但毕业没有任何仪式，连毕业的集体照都没人组织照。五年的小学生活，到头来，学生不像学生，班级不像班级，学校不像学校，似乎从来不是一个集体，始终是一盘散沙，没有精神信仰，没有文化传承，就像一群乌合之众，曾经莫名其妙地在一起，又那么快地一哄而散了。
就这样，在一片狼籍和混乱中结束了令人悲催的小学时代。
多年后，小学同学聚会时，一个同学还回忆起被老师起个“不写作业大王”的绰号，挨个班级游班示众的事。他从此再也不写作业了，经常被找家长而被暴打，后来被留级。他毕业后为了发泄对老师的恨，还专门去学校打老师家的孩子出气。
何止于他，其他人也一样！二十多年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季，有一位同学在饭店门口巧遇当年的体育老师，没有握手寒暄，而是找来几个朋友，用大棉袄把这位老师的头一蒙，拖到雪地里一阵乱踢。朋友问，你和他有什么深仇大恨？他说，他是个变态！当年经常无缘无故地体罚我们，而且是打得我们最狠的一个，今天要替同学们报仇雪恨。
一群扭曲的教师培养出扭曲的学生。
